契丹马队挥舞着上帝之鞭，弛过西拉木伦河，向东，向西，向南。这支性格像铁一样坚硬的民族，砍倒回鹘，灭掉渤海国，割据燕云十六州，奇迹般的建立国家，疆土两倍于宋。习惯游牧、渔猎生存的契丹，扫尽词风温婉的大汉天朝颜面，其奴隶制度催育的繁荣，也毫不逊色封建统治，竟形成西欧人心目中的中国印象。

当契丹冲出苍茫草原，被风沙迷离的眼神瞬时明亮清澈，他们打破传统习俗，智慧地选择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定居、耕种。在追求羊马之富向劝农桑、教纺绩转变的过程中，荒野大量垦殖，人民迅速聚合，时为“贵德州”的抚顺，得益于如此大环境，一改中央政权与边疆政权长期交战遗留的凋败，农业、加工制造业、商业渐次复苏。

辽初设立的贵德州，并非正常的行政机构，而属于一种特殊的管理模式——头下军州。头下军，辽的特色权利分配制，它相当于私人辖区，类似中原的封蕃、封邑。彼时，统领贵德州的人叫察割，历史上，这个人声名狼藉，卖父求荣、弑君篡权，凡大逆大恶并于一身，最终没落着好死。尔后，贵德州由私城没收为国有，纳东京道行政系列。又十几年，再次改属萧太后萧绰的崇德宫。几番更改让人想到贵德州的富庶，否则，萧太后何必接一个烂摊子。传说，有一年高尔山大摆道场，僧侣云集，人数约占全国僧侣的十分之一。一时间，吟诵声环绕绵延山峰，檀香味萦回树梢，宗教的力量震撼人心。庞大场面令我们向往贵德州的吐纳功能，可以想见，道场带动无数信徒香客蜂拥，检验了地方的综合实力。另一个有力证明，是贵德州常驻人口高达两万多户，十几万人。这个数字无论怎么看，搁当时都算庞大。

尽管贵德州的发展超越前朝，为后来者奠定雄厚基础，却因时光的无情，仅留给我们一条公交线的站名——贵德街。除此而外，能在公众心里树立的印象，恐怕也只有高尔山那座佛塔了。但也只是佛塔而已，许多人完全不能把它认作贵德州的一部分。

事实上，我对消失的契丹国州府产生兴趣，恰好萌动于贵德街。抚顺这座城市，街、路、巷的名字似乎无序可循，且满语、汉语、日语混杂，比如你走过“丹东路”，下面就变成“雷锋路”；或者“噶布垓”、“宁远街”，然后又叫“将军街”，横竖摸不着头脑。若说规律性，反而伪满时期的一番町、二番町、三番町，顺延至七番町，现在依次叫做一道街、二道街、三道街……所以，第一回突然听到“贵德街”，心里就猛地一跳，料想其中必有缘故。于是逆向追查，结果让我脸红心虚，黯然羞愧多年的无知。

被时间简化成“贵德街”的“贵德州”，如同一个久远物种——抚顺桦，根须扎在我的意识里。在抚顺，每次我与蓝釉色的浑河两两相望，心思就沉溺它的深处，更深处。不自觉地想，或许沉甸甸的煤分量太重，以盖过大汉的威仪，隋唐之雄风，辽金元华彩，教人们忽略了这座城市丰富的文化内涵。我很奇怪，人们津津乐道着煤，为什么淡然不理伴随朝代更迭而诞生的故事？比如渤海国，比如东丹国，及其后的阿骨打对此地的开创。

渤海国的时候，抚顺属五府之一的长岭府，后来耶律阿保机率领儿子们东上，一夜间抹平了忽汗城，渤海国灭亡。这件事情，发生在契丹天显元年，即公元926年。阿保机雪耻世仇，改渤海为东丹，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阿保机降本该继承皇权的太子为王的决定，是受了述律太后和次子耶律德光的左右，德才兼备的耶律倍痛失皇位，远居黑龙江，满怀悲观心态治理他的国。饶是如此，身披龙袍的弟弟也心里没谱，采取防范措施，迁东丹至南京，即现在的辽阳。辽太宗的用意很明显——把哥哥放在眼皮底下，一举一动尽在掌控之中，他才心安。此时的抚顺，在东丹的辖制范围内，不过，察割在抚顺设头下军州，辽太宗予以承认。这个举措显然无视耶律倍的感受，甚至令人怀疑辽太宗故意挑动兄长的脆弱神经，害他暗噎苦果，独饮伤悲。耶律倍正是不堪忍受弟弟千方百计的排挤，渡海投奔后唐，不幸中年惨死。而察割之所以获批设头下军州，则仰赖父子两人的战功。

察割系明王耶律安端的儿子，安端与阿保机一奶同胞。察割贵为宗室子弟，骑术精湛，战场奋勇。契丹立国之初，政局未稳，急需察割这样的军事人才，然而他长时间没被委以重任。原因在于，辽太祖一点儿不喜欢亲侄子，认为他凶顽，有反相，不敢放手使用。另外，安端曾三次谋反，阿保机心有余悸，生怕五弟父子位高权重，演一出鸠占鹊巢的活剧。阿保机死，耶律德光承父大位，受乃父影响，对安端叔父和堂兄弟持戒备心理。屡遭冷遇的察割心怀愤懑，但性格告诫他，欲成大事，须先藏锋。察割老谋深算，“貌恭而心狡”，甘愿委屈帐下，随父出征。

明王安端一身反骨，也颇多战功，一生为契丹立下的主要功绩，是担任先锋攻击渤海国。他还远征云南诸部，大胜凯旋。太宗即位，又“有定策功”，改善了与皇帝侄子的微妙关系。六年后，太宗派叔父安端统军入雁门关，围忻、代两州，突袭后晋。这一次大军长途劳顿，察割的身影闪现其中。后晋在契丹马队的踩踏之下碎为齑粉，百姓牛马、金银细软尽皆驱赶打包，运送千里之外的契丹。

出雁门，入榆关，越丘陵、台地、平原，一段遥遥的路程，察割有充裕的时间考虑战利品如何妥善安置。我想他喝叱俘虏，端详着整车的财物，心里已经盘算好了。也可能他受父亲的点拨，茅塞顿开——以安端的精明，必定选择适当时候，暗示儿子把握时机，设立自己的头下军州。安端本人的白川州，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他的物资需求，财产逐渐累积。而他拥有的尊贵与奢华，就受益于通过战争掠夺人口，建立自己的私城。安端享受着战场拼命换来的安逸，也想让后辈人承袭，他欲将荣华富贵传下去，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总之，从北方向东北的归途中，察割做出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

现在我们无需计较在东丹国设贵德州，究竟是察割父子的申请，还是耶律德光别有用心的指定，无论怎样，历史以它的形式固定。在此背景下，我们看到了浑河两岸的又一次兴旺。

浑河沉静地流向远方，有时候，我看着它眼里的草，树，那些水鸟和楼群，心里就想，我们对这条河的价值定位未免轻飘了，至少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称辽河为辽宁的母亲河，而将辽宁中东部城市群的存活命脉——浑河，排除在外。须知，浑河流经的抚顺、沈阳、辽阳、鞍山、盘锦、营口、均为辽宁的主要城市，它们囊括了煤炭、钢铁、电力、工业制造、石油、港口等能源和资源，具象了山地文化到河流文化再至海洋文化的延展，与辽河流域的人文积淀不相伯仲。比如谜一般的契丹，他们在浑河上游留下的信息，未见比辽西地区的少，只是因为他们的刻意隐瞒和时间的吹送，切断许多线索，让我们隔雾看花。

公认名声不好的察割，闪光点在他给饱经战火焚烧的土地重新播下文明的种子。公元945年至951年，整整六年时间，贵德州的郊外放牧着牛马，羊群云朵一样游弋草滩山岗，几百年荒草丛生的原野种植了谷粟，在阳光的普照下，一天比一天茁壮。契丹人、汉人，及其他民族构成的城中居民，家家户户每日晨昏炊烟袅袅，街巷里林立作坊店铺的招牌，生意人殷勤的叫卖，如同辗转屋檐的雀仔声。察割以他优秀的经营水平绘制着贵德州，纵使我行走现实版的抚顺，也能嗅出辽的气味。我还想，若察割努力做下去，贵德州就不仅是抚顺城市雏形的开端，而是本城建设的标尺，或者骄傲。但他骨子里生来的不安分，一边竭尽全力造城，一边结党营私。

上苍给察割可乘之机的准确年份，是大同元年（947年）四月。那一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梦魇连连——中原人民怀恨他的“打草谷”物资掠夺政策，纷纷反抗，声势之大，动摇了大辽国的统治根基。无奈之下，耶律德光离开东京汴梁，引军北返。被挫败感笼罩的耶律德光心情阴郁，走到河北栾城，不幸身染沉疴，竟日病亡。

耶律德光一死，察割顿觉压在头顶的大山倒了，兴奋地做起皇帝梦。然而，此时的大辽国宗室子弟甚众，还轮不上他登基加冕。其中呼声最高的，莫过于耶律倍长子永康王耶律兀欲。一番激烈的竞争之后，兀欲接班了，史称辽世宗。

史书记载，耶律兀欲不缺乏气魄，但他恰恰被阴谋家察割蒙蔽。

祸事起于明亲王安端。当时，萧翰和公主阿不里勾结安端谋反，不料策划败露，世宗诛杀了萧翰，阿不里下狱，安端流放外地。察割作为叛逆者之子，不但没有受株连，反而因祸得福，为世宗赏识。究其原因，是察割告发父亲，立下功劳。关于察割的行径，《辽史》中这样描述：“阴遣人白于帝，世宗即召之，既至上前，泣诉不胜哀。”察割的眼泪泡软了辽世宗的心，他坚信察割叔叔对他的忠诚无二，有人报告察割图谋不轨时，他居然说，察割舍父事我，不应怀疑他。在世宗看来，连生身父亲都贡献给皇帝的人，还会背叛吗。可见，他不懂得辩证地看待问题：一个不爱父亲的人，还能爱谁？由于耶律兀欲糊涂，察割倍受恩宠，伪装恭顺，暗中磨亮快刀。

辽世宗很快迎来厄运。天禄五年（951年），辽世宗在一片反对声中，发兵进攻河北。大军至遵化，辽世宗与母亲萧太后祭奠亡父耶律倍，母子俩念及亲人孤苦飘零的际遇，不觉悲从中来，哀哀祷告。仪式完毕，辽世宗抹干泪水，宴请随征群臣。那一场盛宴如何欢畅，史籍没记过程，只公布残酷的结果——君臣喝得酩酊大醉，察割乘势闯入帐中，捅死世宗和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

天不帮忙，察割没有李世民之流的幸运，刚一起事，辽世宗的儿子耶律景就得到信息，率领皮室军包围叛臣。察割见势不妙，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先害世宗皇后，再仓皇应对耶律景，于混战中被杀。

如我前面所述，察割身首异处，其私城籍没充公，移交东京道，之后萧太后成了摘桃子的人。值得庆幸的是，贵德州在管理权变更中，愈加走上康庄，展露个性。

抚顺的土层之下，罗列着挖煤巷道，也埋藏窑址。我说的窑址，位于市区的大官屯车站周围，叠印着辽金两代的灿烂，沦陷在工厂和居民区里。一度，我对那个小站未作留意，往来经过时瞥一眼复杂的输油管道、两边的街景，再无其他。等我知晓现代建筑叠压着曾繁荣一百多年的窑厂，立即肃然起敬。而公众对名曰大官屯窑的健忘，亦让我心生叹惋。

点燃大官屯第一炉窑火的，乃贵德州汉民。那些掌握先进技术的中原人作为战乱的俘虏，被迫迁居异乡，也将他们的手艺落地生根，适时择地烧造瓷器，掀开了辽东边陲的新篇章。明了大官屯旧日辉煌，再看着它似是而非的容貌，我就想，真该感谢察割，若没有他强烈的物欲刺激，抚顺怎会有一段别开生面的历史。出于好奇心，我查阅了资料和图片，发现辽瓷抚顺阶段水平很低，产品无论质量还是花色都停留在初级阶段。有一次，我陪一位媒体朋友游览赫图阿拉，在那座被称为满族兴王之地的古城堡，意外见到大官屯产的罐子和蓝边大碗，它们果真如研究人员所言。这让我十分纳闷，心里反复核计，把瓷器烧制得精美绝伦的汉族工匠，为什么到了辽东，一身绝技就大打折扣。他们在此地制成的器物，为什么原始的只能满足家庭需要，离艺术品相去甚远？人是一样的人，程序是一样的程序，剩下的还有什么？坯胎？燃料？气温？哪里不对劲？一切已成谜。

大官屯瓷器虽简朴，但它实现了契丹族由掠夺北宋瓷器到自己生产瓷器的转变，给辽瓷的风格形成奠定了基础，为金代陶瓷的发展奠定基础。

若非特别关注，谁能想到金代瓷器站在辽瓷的肩膀上？这又轮回奇怪的现象——金之初，辽瓷中后期的文化元素，在大官屯窑全部还原成拙朴形式。尤为令人不解的，大官屯窑乃金瓷器两大主产地之一，然则它的产品清一色走低端市场，或者说，根本就流露着无邪的童真，与大官屯窑当时的地位极不相称。

金大官屯窑继承于辽大官屯窑，金代抚顺，顺延辽贵德州的称谓。此贵德州比之前朝，有了更大进步。当然，进步的前提，离不开战火焚烧。

公元1116年，大辽国四面楚歌。首先，大将高永昌反叛自立，陷辽东五十余州，天祚帝命人募饥民讨伐，与叛贼决战沈州。高永昌害怕，邀金兵相助。辽内部一乱，女真领袖阿骨打趁势南下，攻重城东京。天祚帝又派贵族耶律淳抗金，再败。无奈，出动六万大军北上，突袭金的照散城，意欲逼退金兵。岂料天祚帝弄巧成拙，反被阿骨打破得落花流水，然后，金兵乘胜攻占贵德州、沈州、东京，“东京州县皆降。”

契丹经百年舒服日子的浸泡，勇敢善战的品性严重退化，从史书的记载看，阿骨打消灭大辽国没费多大力气，甚至赢得轻松。金很快让这座城摆脱刀光剑影的惊秫感，恢复生活秩序。金经营贵德州的成功，远远超越辽末，地方史学家说，抚顺出土的金代农业生产工具甚多，形制接近中原地区。其中铧、锄、镐、锹、铡刀、垛叉等等种类齐全，犁杖的组件更与今日之犁杖无差别。于是，我对阿骨打治下的贵德州无限神往，每每伫立浑河大桥，吹着河风，眺望南北开阔的平原，密集的工业设施和楼房便悄然隐退，成片成片的作物浮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金承袭北宋和辽文化，建设着贵德州，将大官屯瓷窑规模越做越大，产量日增，竟至畅销内陆地区。《中国通史》的作者之一范美彪评说，大官屯窑生产的黑釉瓷器产量很大，在东北各地遗址中均有发现。抚顺的考古工作者也通过考古挖掘，出土了许多宋代古钱币。凡此种种，金贵德州之大官屯，勾动我无限遐思，再行径它经纬编织的街巷，身前身后就簇拥着风尘仆仆的生意人，他们操着各地口音，与窑主们杀价、付款，满载瓷器的牛马车辆排成长龙，卖粥饼的，卖茶水的，打尖住店的，熙熙攘攘。想来，那活力四射的场景，可看做另类版本的《清明上河图》。 我说过，尽管金大官屯瓷器盛极一时，产品却与金初北方各窑厂一样，花纹粗重奔放，胎质不够光洁。但随着社会稳定，生产力的发展，金代陶瓷业逐渐走向巅峰，形成这支民族独有的文化特色。关于金代瓷器的成就，研究者称，金代定窑瓷器水平高于北宋，局部改写了宋元时期的陶瓷史。又说，金三彩足以和唐三彩、辽三彩、宋三彩并称，风格与意境自成体系，只是因为人们研究金瓷不够，它的成就被忽略。

大放异彩的金贵德州，随着蒙古人的崛起，逐渐被战争的硝烟弥漫，化为一片焦土。

蒙古人攻入辽东，铁骑所到之处，契丹人和金女真竞相夺命，一口气奔过鸭绿江，避难朝鲜半岛。此时的蒙古人还没有全面控制辽东的念头，他们仅出于日常需要，抢劫物资财富，心满意足后掉头离去。金女真等风头一过，再返家园，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然后，蒙古人又来，再次重演先前的一幕。这样的拉锯战持续九年，贵德州由繁荣走向衰败，盛极一时的陶瓷业，也在叮叮当当的粉碎声中炉塌火冷，车水马龙的交易场面不复存在。

元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横扫中国乃至欧亚大陆，当它建立自己的政权时，辽东的归属已经不再是问题。元在辽阳设立行中书省，管辖东北的绝大部分地区，行中书省下设沈阳路，贵德州为沈阳路下属的巡检司。关于巡检司的职能，我特别留意一下，说它通常管理人烟稀少的地方，属非常设组织，既无行政裁决权，亦无常设主管官员，仅仅作为军事要塞出现。巡检司的设置，证明战争摧毁了金贵德州的兴旺，致使元贵德州寂寞荒凉。由此可以想象，元时贵德州，行政权大为缩小，人民也寥寥无几了。

元对贵德州的冷落，在于它没有像金那样，发扬光大辽遗留的陶瓷产业。贵德州历经辽金两代的制瓷技术，到了元的手里彻底中断。致使几百年后，我几乎找不到元的瓷业痕迹，它消失在浑河的浪花里，面貌模糊，混沌不清。元制约了贵德州的发展，还表现在种植业的停滞。因着连年战争，人民纷纷逃亡，大量土地弃耕，浑河两岸的农田荒草萋萋。不得已，元初颁布多项鼓励开荒耕种的法令，设军屯、民屯和军民合屯三种形式垦殖。史称，元二十九年，既公元1292年，元以汉人三百户，在浑河、太子河流域开荒种蹈，获得大丰收。这三百户汉民一齐涌入浑河流域，在元看来，无疑是较大的数量。若按我的理解，将三百户人民分布广阔的河谷，又如万顷原野撒豆，再与辽二万多户的人口高峰比，差距可谓巨大了。

然而，元贵德州的情状，只是它的局部。代表元文化成绩的，是各种思想的兼收并蓄；元的实业成绩，莫过于今天让我们叹为观止的青花瓷；文学上的建树，以散曲和杂剧独树一帜。总而言之，贵德州遭元的冷落，大约因地理位置不利，中原的丰富与灿烂的吸引，更让它难以抗拒。 文学家们描述中国历史的漫长与曲折，就用“秦时明月汉时关”来说。元帝国独领风骚九十七年，终于被明所灭。明经营贵德州别出心裁，它一概摒弃了前几代的管理模式，而依照自己的想法建设。首先，太祖朱元璋将贵德州改称“抚顺”。又没留下更名的动机，闹得后世人莫名其妙。东翻西找查实据，总算根据乾隆皇帝返乡祭祖时的一首《抚顺诗》，捋出“抚绥边疆，顺导夷民”，解释“抚顺”地名的由来。《抚顺诗》写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当时他以73岁高龄的老人身份，第四次回乡祭祖。这次他没有像前几次那样，绕东北兜一大圈，而是选择同一路线，即出山海关，至盛京，再至兴京。祭祖仪式结束，再顺苏子河进入浑河，由盛京出关归北京。史书记载，乾隆本次祭祖， 九月初八日和九月十四日来往抚顺，他检阅新修缮的抚顺城之后，心情愉悦，灵感如泉涌，即兴作了一首《抚顺诗》，云：

乾隆这首词写得几近白话，有点儿不怎么样，恰因白话好懂，有人就引妄加揣度，认为他注解了朱元璋给这座城定名“抚顺”，是为了扶绥建州女真，最终使他们顺从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造了“抚绥边疆，顺导夷民”。于是，不明真相者大加引用，其中包括我。结果，又有人站出来反驳，“抚绥边疆，顺导夷民”，纯系牵强附会，漫说明太祖有没有那意思，连是否乾隆的本意也值得怀疑。这一下让我坐不住，逢着一位治学严谨的地方史学家，刨根问底。人家说，朱太祖从无此言，乾隆皇帝若这么理解，也是他站在民族史的角度猜测。我无语了。为挽回点面子，便恨恨疾呼，史学家们切不可兴之所至，金口乱开，否则不知误导多少人矣。

且不论明太祖改贵德州为抚顺遗留多大麻烦，只说自他开始，明一直将抚顺视为“夷民”与汉室江山两两相视的窗口和互相攻防的屏障。明也没打算像大汉王朝和辽、金那样致力开发这片土地，对于瓷器这样的行业更不感兴趣，它的基本思路近似元，把抚顺视为军事要塞，同时增强了行政职能。在具体措施方面，明先采取移民政策，垦荒种粮，再修筑边墙，防止不断强大的建州女真袭扰。主张修抚顺段边墙，始于成化三年（1467年），当时的左都御使李秉，是始终坚持从重从快打击建州的朝廷高官，他积极建议，要筑立堡垒、墩台、修建边墙。该提议获明宪宗批准，次年工程全面启动。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段抚顺延伸向丹东的辽东边墙。这边墙跨河越岭，逶迤纵横，但它终究未阻建州女真于墙外，反而随着“犯边”次数的频繁，形同虚设。

六

一方面修墙设栅，防范桀骜的少数民族；另一方面，明又需要少数民族为他们提供优良战马，“诸酋”也需要用山参貂皮交换汉人的犁铧布帛，这样，在广宁、开原马市之后，明增设了抚顺马市。这件事发生在明天顺八年，若按公元纪年，则为1464年。

马市一开，居住赫图阿拉的建州女真经常出入抚顺城，与汉人进行贸易活动。不过城内贸易的现象没有维持多久，就被明地方官以威胁城防安全为由，在城外叫做“关岭”的地方另开马市。

关岭，至今仍是我家乡赫图阿拉进入抚顺的必经之路，可惜时间淘洗的它只剩下地名，每次往来看见公路旁设立的石碑，两侧平缓的农田，往事便浮现脑海，想着奔腾的马群，欢跳的小狗，新鲜的人参、松子、木耳、蜂蜜、珍贵的貂皮，我的祖先们——来自赫图阿拉的女真人穿着皮制的衣服，束一根长发辫，操着他们特有的语言，聚集在这一带，向边塞官员交纳月供，与汉族生意人互为交换。应该说，开始的纳贡与交换，皆处于公平状态下。比如进贡的马匹必须交边关检验，合格者发证书，再由酋长负责送往京城。这时边关官员要宴请酋长，赠送礼物作为答谢。明制定的商品纳税额也较为合理，买卖双方均表示满意。这种良好的贸易秩序还吸引了松花江流域的野人女真、黄河流域的河南人、山东人，及长江流域的江浙人，他们不远千里，长途贩运，与女真人贸易。那时候的关岭马市，再现了金代贵德州的鼎盛场面，区别在于，马市的特点是物资集散，瓷器侧重以主导产业拉动其他行业。

关岭马市的热闹，史籍多有记载，说有一次赫图阿拉的女真人到抚顺赶马市，总人数竟达千人，他们络绎苏子河岸边，狭窄的山路上，蜿蜒着长长的队伍。又有记录说，万历三十一年的七月到八月间，赫图阿拉的女真人在抚顺马市连续交易二十六次，出售人参2647斤，貂、鹿、狍皮6876张，蜂蜜1240斤，东珠18颗等等。女真人则从马市购入绢缎、铁锅、铁铧等等。马市贸易对边关人民的重要性，亦可推知了。

建州女真拥有的东西让今天的我们眼热，也使我想起史籍中记载的事情。说有一次辽阳方面的汉官想私底下弄些蜂蜜，打发生意人冒充官员找到建州女真，责问本年不向官府纳蜜。努尔哈赤回答，今年歉收，明年年景好了，我们一定送去。之后，努尔哈赤讥讽那个生意人，指出他的名字，揭穿他的底细，生意人好生狼狈，窘迫离去。这件事发生在万历三十一年（1583年）之后，历史上的1583年极不平凡，苏子河流域的建州女真籍口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努尔哈赤的爷爷和父亲于古勒城被明军所杀，在新酋长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发动兼并周围部落的战争。因此，依我看，一个月26天的物资交换，等于明与建州女真微妙关系的回光返照。我说的微妙，是关岭马市自建立之初，主动权就掌握在明边吏手中，随着明内部腐败堕落的加剧，明边吏将黑手伸向参加交易的女真人，各种不公平现象层出不穷，也成了热闹之下暗藏的风云。

公元1618年春天的时候，抚顺城终于再一次陷入火海。引燃这场大火的，恰恰是郊外的关岭马市。

努尔哈赤来攻的那天清晨，夜雨初停，新鲜的树叶滚动着新鲜的水珠，郊野散发着潮湿的泥土气息。努尔哈赤先埋伏大部队，率先锋推车担担，簇拥城下，请求开门。一夜好睡的抚顺城明官兵不知有诈，放他们入市。孰料，努尔哈赤来个里应外合，逼降抚顺城守将，尽夺财产人口，抚顺城一百多年的累积，竟日一溃。更严重的后果是，努尔哈赤本来乍着胆子摸明的老虎须，一交手才发现，原来威风凛凛的天朝不堪一击，便愈发张扬起来。

不夸张地说，努尔哈赤攻陷抚顺城没费吹灰之力，他满怀喜悦地把难以计数的金银财宝押运回赫图阿拉，按作战功劳大小分配掳来的百姓男女。但他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人，这个人顶得上一座抚顺城，为清王朝的诞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个人，就是范文程。

我一直不太明白，范文程乃江南名仕后裔，他不好好在烟雨楼台的温润水乡呆着，大老远跑到风尘边塞干什么？他什么时候到达的抚顺，在抚顺都干了些什么？范文程的智商绝对在祖先范仲淹之上，他是个谋士，文章写的也不差，可他在抚顺城的活动轨迹一片空白。一系列的迷惑，时间已给不了答案。既然是谜，就谜着，这世界若一切明了，失去神秘感，反倒像杯白水一样寡淡。这也给我游逛抚顺大街小巷的理由——貌似的悠闲，其实在寻找、回顾、感受。真的，明清时代的抚顺城，最能给我玄幻感的就是范文程，他辅佐皇太极、多尔衮两兄弟，出谋划策于案头卧榻，他在抚顺的潜隐，不管什么缘由，皆为命定。坦白说，我不同意把“汉奸”的难听字眼扣在范文程头上，只有海匪入侵的时候，胳膊肘朝外拧，架炮往里打的人才叫汉奸，辽、金、元、清，四朝代的统治者同为居于东北的少数民族，长期受中原王朝的管辖，他们是大国家中的一支，整体中的部分。长城内外，皆我中华，不可因时局变化，政见不同，就粗暴漫骂另择服务对象的古人。那样子，显得我们气量太小了，我觉得，我们应学黄仁宇先生的胸怀，有大历史观。

从古自今，抚顺城名气最大的文人就是范文程，他从这里出发，扶植起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但他没有料到，这个王朝的开始和结束是一次地理上的轮回，开始的雄壮，结束的悲戚。两个词汇的中间，跨着二百多年的长度，这长度，又有“封禁”一词解释。而强行干预下的保护政策，再度制造了一座城的荒芜，一旦开禁，又惨遭近代殖民的破坏，“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民族悲剧，足足上演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