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中国的第二大河，它发源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蜿蜒东流，穿越黄土高原及黄淮海冲积大平原，注入渤海。其干流全长5464千米，流域总面积75.24万平方千米。

据地质演变历史的考证，黄河是一条相对年轻的河流。在距今115万年前的晚早更新世，黄河流域内还只有一些互不连通的湖盆，各自形成独立的内陆水系。此后，随着西部高原的抬升、河流的侵蚀和袭夺，历经105万年的中更新世后，各湖盆间逐渐连通，形成了黄河水系的维形。到距今10万年至1万年间的晚更新世，黄河才逐步演变成为从河源到入海口上下贯通的大河。

自古以来，人们便对黄河之源展开了孜孜不倦的探寻。这些探寻河源的活动，在目的、方式及经历上各有不同，有天马行空的神思遥想，有戎马倥偬的解鞍稍驻，亦有御命所系的寻根究底，而探寻结果却历千年而难有定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千余年前，李白这一声慨然长叹，似乎也蕴含了对黄河之源的种种遥想。生命之源的黄河水，你究竟来自何处？

"导河积石"说与"河出昆仑"说

传说中上古时代有洪水之患，大禹为了治平洪水溯河西上，在积石山疏导洪水，从而消除了洪灾。战国时期，有人托名大禹治水之事写了一篇《禹贡》，其中称："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黄河河源的最早记载。《禹贡〉并未探得河源，但"导河积石"说的提出，却开启了后世探寻河源的大门。

导河积石之后，又有"河出昆仑"说。此说出自于比《禹贡》稍晚的《尔雅》、《穆天子传》、《山海经》等史籍中，如"河出昆仑墟，色白"（《尔雅》）、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山海经》）。但这些记载及描绘同《禹贡》一样，还是过于简略。

如果说"河出昆仑墟"，昆仑在何处呢？石门呢？不仅如此，这些记载还介乎真实与幻想之间，而两相比较，似乎还是幻想的成分居多。总的来说，这些著作在《禹贡》"导河积石"的基础上利用想象进一步阐发，从而虚拟了一个黄河之源"昆仑山"出来。

它们并没有正确说明河源，但对后世有关河源的认识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山海经》中说黄河出于昆仑，流入泽（罗布泊），后又在积石山冒出，已经初步提出了"潜流"的概念，并最终导致了后来的"伏流重源"之说。

伏流重源说

《山海经》中初现端倪的"潜流说"，在西汉时期终于得到了证实。公元前126年的一天，汉都长安城突然热闹起来。原来，已经杳无音讯13年的汉使张骞回来了。张塞并没有完成当年汉武帝交给他的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的使命，但他游历西域诸国，了解了有关西域的诸多情况，对黄河河源的认识即是其中一个收获。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塞归来后向汉武帝报告说:"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今塔里木河）东流，注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张骞的这种认识，据今人考证，是依据当时西域的传说，因为张骞本人其实没有到达罗布泊。然而无论如何，这种说法经张塞之口，成了当时中原地区盛行的对河源的认识。

东汉时期，班固又把原来的黄河"一源说"发展为"两源说"，即在张骞所知河源于阗之外，又加上了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二流汇合后，流入蒲昌海（罗布泊）。另外，班固再次指出了黄河在罗布泊下潜流后，"南出于积石"。这样，关于黄河的"伏流重源"说便正式确立了起来。

然而，这样的说法是缺乏科学依据的。由于当时的自然地理知识有限，人们对于沙漠内陆湖的水量平衡过程无法做出科学解释，所以得出了错误推论。单以海拔而论，青藏高原比塔里木盆地高得多，罗布泊之水又如何能潜行地下千里而从积石山复出呢？

总之，汉代以前，人们对于黄河河源的认识实在是不得要领，虽然张骞有西域之行，班固之弟班超也经营西域多年，然而他们对河源的认识，却总有附会《山海经》之嫌。

不过也有人认为"伏流重源"说在当时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此说为当时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提供了地理上的依据，而这又与汉武帝的锐意西进的政策紧密相关。如果真是这样，"伏流重源"说的流行也就难免了。

河出星宿说

"河出星宿"的说法，据说最早见于晋人张华的《博物志》，但《博物志》久佚，所以也就无从考证了。

隋朝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亲征吐谷浑，大胜，迫其可汗伏允西走。之后，隋朝置四郡于其地，其一为"河源郡"。"河源郡"所辖之地虽未到河源地区，但既然郡名河源，则河源当在其附近。河源郡的设置在河源认识的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这是对汉代河源出于西域葱岭塔里木河的第一次否定。

塔里木河

公元635年的一天，一队中原人来到了河源区——星宿川。他们是唐朝刑部尚书侯君集和李道宗及其所率人马。他们此次并非专为探寻河源而来，而是肩负着追击吐谷浑军队的重任。

唐朝建立之初，吐谷浑就不断入侵中原，唐太宗对此采取了坚决反击的政策。公元634年，大将军李靖为西海道行军总管，督师两路进击吐谷浑，侯、李即为其中一路。

经历了艰苦的行军，他们经途两千余里空虚之地，并在河源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转战过星宿川，至柏海"，终"北望积玉山，观河源之所出焉"。星宿川即今星宿海，而柏海即今扎陵湖。这是历史上明确记载有人到达河源地区的最早记录。

唐代，随着人们在河源地区活动的逐渐增多，对于河源的认识也逐步推到了"星宿海"一带。

星宿海

星宿海之名

星宿海之名，自唐初甚至更早就广为流传了。名之为名，必有其因，但它的情状形貌，一直以来却未见于史册，这个遗憾直到元代才被弥补。

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年），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了河源区，这支队伍的首领叫都实，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旅行家之一。与以往前来河源区的人不同，都实是带着大元皇帝忽必烈的御命专门来寻找河源的。

都实在河源区进行考察后，"是冬还报，并图其城传位置以闻。"都实所绘之图并没有流传下来。后来有一位翰林学士潘昂霄，曾经与都实之弟阔阔出共同"奉使抚京畿西道"。在二人的一次谈话中，阔阔出偶尔说起他曾随其兄都实西究河源的事来。潘昂霄大感惊奇，遂请阔阔出尽言其详，并据此著成《河源志》一文。

《河源志》描述了一个美丽、生动的星宿海：百余泓泉水散列于地，阳光照射下，水光粼粼，如千顷碧波中的点点帆影，亦如茫茫夜空里的灿灿繁星。这一描述使人们对"河出星宿"有了较深的认识。而更有意义的是，都实以其实践活动否定了"伏流重源"说。但是，与都实大约同时，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却从西藏梵文图书中得知，星宿海并非黄河最终源头，河源犹在其西南百里之外。

到了明代，人们的视线跳出星宿海的圈子，去寻找更新的目标了。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宗泐和尚奉使西藏归来，经过河源地区时，曾对之进行考察，并作有一首《望河源》诗。在诗序中，他指出河源出自巴颜喀拉山的东北，而且巴颜喀拉山是黄河与长江在上源的分水岭，这在河源的认识上是一个大突破。

巴颜喀拉山

正源之争

清初，随着中原地区与河源区的来往更加频繁，人们已逐渐了解到在黄河上源区有"古尔班索罗漠"（蒙古语意即三条支流），但对其具体情况还不是太清楚。康熙皇帝一向留心华夏地理，于是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派拉锡、舒兰等人前去探究河源。这是清代官方考察河源之始，揭开了清代频繁探寻河源的序幕。

拉锡一行于当年六月到达鄂陵湖与扎陵湖，后又到达星宿海西部，经过一番考察后，绘制了《星宿河源图》回复康熙皇帝。

舒兰还撰有《河源记》，证实了"古尔班索罗谟"的存在。然而拉锡等人并没有进一步对这三条支流进行勘测，也没有指出哪一条为正源，可见当时他们是把这三条支流都当做黄河上源看待了。

乾隆中期，齐召南利用《皇舆全览图》及其他资料，编著了一部《水道提纲》，历数天下河流水道，其中也有关于河源水系的描述，并把黄河上源三条支流的中间一支阿尔坦河定为正源。

这条阿尔坦河，即是现在的约古宗列曲，另外两源是扎曲和卡日曲。至此，有关黄河之源的探寻工作似乎已胜利结束，其实不然，这仅仅拉开了关于黄河正源之争的序幕。

约古宗列曲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由于黄河决口泛滥，难以堵塞，于是乾隆皇帝派遣乾清门侍卫阿弥达"穷河源告祭"。这是清代官方第三次探寻河源。

阿弥达告祭河源之后，在给乾隆皇帝的报告中也提到了那三条支流，并说北面和中间的两条河水色绿，只有南面一条色黄，于是他就沿着南面色黄的那条上寻，并将其定为河源。有意思的是，他称这条支流为"阿勒坦郭勒（"郭勒"即"河"的意思），与齐召南所称的三条支流的中间一支阿尔坦河同名。可是，按阿弥达所说的方位及其所描述的河周情状，该河当指三条支流中的卡日曲。这就引起后世关于河源到底是约古宗列曲还是卡日曲的争议。

乾隆皇帝在阿弥达考察之后，宣布此番考察发现的河源为黄河正源，从而否定了齐召南的约古宗列曲正源说，黄河正源问题在后世又有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