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山玉珠峰

 

 

一、昆仑山是幻相之山

昆仑山这个名字最早在中原先秦至汉代的典籍中出现时，既代表了一座山，又表达了一个宏阔遥远的幻想空间——它孕育的是中国上古神话中最庞大的体系：昆仑神话。

昆仑神话中，最华丽的情节出于先秦典籍《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西征，登昆仑之丘，入西王母之邦，在瑶池受到西王母的款待，二人对饮，言笑晏晏，相约下一次相见的时间。

集上古神话之大成的《山海经》与《淮南子》，则在数个篇章中反复叙述昆仑，在这些叙述中，昆仑被描述为中国西部最高大的一座神山，是上帝在地上的都城，它被数条大川潆洄盘绕，光芒四射；山上住了多位上帝与神，其中最尊贵的黄帝住在昆仑的最高层——增城，城中建筑华美，每个城门都由九头人面的开明兽镇守；山上万物尽有，尤其产玉，神兽雄奇多变，草木泉水可使人不死……

不只是轩辕黄帝与西王母，中国神话体系中的夸父、共工、禹，甚至三苗与楚国的先祖，都与昆仑一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这个围绕昆仑的幻想空间被经年累月地建立起来，并且日益复杂庞大时，所有的阅读者都提出了一个相同的问题：昆仑山在哪里？

 

此刻，我坐在西昆仑的三峰之下，寂静的喀拉库里湖边，看湖中倒映的慕士塔格的影子。昆仑山在哪里？

有人说，中国的昆仑山是与希腊奥林匹斯山一样的圣山，都是神话体系的发源地。这话不确。人们知道奥林匹斯山在何处，而中国神话中的昆仑山却从未被人真正找到。

两千多年来，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的人络绎不绝，直到当代，仍有无数人致力于此。他们搜尽所有记载昆仑的古籍，精细研究其中记载每一个微小的山川物产特征与古人的考证记录，并与中国的无数山川对应，给出了无限纷繁的答案。太行山、鄂尔多斯北缘之山、祁连山、青海一带黄河源头的山，以及现在的昆仑山，都曾位居答案之列。甚至还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喀拉库里湖就是书中记载的西王母的瑶池啊！

这些答案与论争，就像飘荡在喀拉库里湖上的各种细碎声音，始终无法穿透这亘古的寂静。

人们在多变的答案中唯一达成的认知默契，几乎是对“无解”的妥协：神话空间存在于想象世界，与现实地理终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即使二者在现实山川中偶有重合，现实终不能解释神话中诡谲莫测的灵异幻想——那些幻想，只是古人用想象力来表达已知世界的一种方式。

昆仑山是一座幻相之山。

 

 

二、地图上的昆仑山

神话与现实世界真的有那么大的鸿沟吗？如果这个鸿沟不可跨越，那么现实中就不该有昆仑山的存在。然而此刻，我正坐在一座名叫“昆仑”的山中。一定有一条路，让人从神话的纷繁幻相中出走，进入真实的世界之中。

关于昆仑山的幻相，如果换一个提问方式，也许会变得有解。

在神话诞生时代，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书写者对周边地理的认知范围究竟有多大？如果能够知道他们的认知边界，昆仑山就会在这个边界之内出现。

太行山、鄂尔多斯北缘之山、祁连山……这些黄河流域附近的山之所以能成为答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后人认为，在先秦时代，假如穆天子（周穆王）真的周游四方，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与他的行动能力来看，他的涉足范围都会是极其有限的，只能进行小范围的旅行。所以，他登上的昆仑山不会太远，会面的西王母也是黄河流域附近的部族首领的化身。

假如“穆天子周游四方”是个虚构故事，书中记载的地理景象就会来自于当时世人对周边地理的认知——可能是作者实际走到的地方，更多的内容则来自周围人们的口耳相传——一旦借助“口耳相传”，这个认知边界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很可能会远远超出黄河流域。比如，当时人们听说，在遥远的西方，有一座名叫“昆仑”的山，这座山产玉，是很多河流的源头，却不知道它在哪里。

在那个对地理知识口耳相传的时代，需要有一个人，从神话传说与书籍考证中走出来，到真实而丰富的西方去看一看。

真的出现了这样一个人。

这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后世通常用四个字来概括：“凿空西域”。他是张骞。

公元前2世纪，汉王朝的使臣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大量的见闻与物产，使当时人对西方的认知边界，从玉门关直接逾越到了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张骞为人们揭示了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外部世界，除此之外，他还带回了一个不太起眼的东西：昆仑山。

是张骞找到了神话中的昆仑山吗？《史记·大宛列传》中大致讲述了这个过程：“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张骞追溯黄河的源头，找到了一座于阗附近的山（这是张骞的一个错误，真正的黄河源头不在这里，但这个错误无关大碍），这座山上产出玉石，汉武帝据此对照古书上的记载，把这座山命名为“昆仑”。从此，昆仑山正式出现在了中国的地图上。

这一刻，我所在的山，就是汉武帝刘彻命名的昆仑山。

 

三、“昆仑山”名字从哪儿来

神话幻想且不谈，刘彻命名的这座山，是之前人们在有限的地理认知中听说的那座昆仑山吗？

很早之前，就有人发现，“昆仑”二字不是一个出自汉语的词汇，而是一个外来语的音译。那么，就像“祁连”出自匈奴语、“慕士塔格”出自柯尔克孜语一样，“昆仑”二字，应该来自居住在真正的昆仑山附近的族群对这座山的称呼，久之传到黄河流域，汉族人听说了这座山的名字，将其写入古书之中。

既然在先秦时代，汉族人就听说过这个译名，那么，这个为昆仑命名的族群要比后来出现的匈奴还要古老。

是什么族群？他们居住在哪座山附近？“博望侯”张骞的时代距离先秦并不遥远，他凿空西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个族群，有没有与真正的昆仑山擦肩而过？

如果这个问题拿来问汉王朝的对手——匈奴人，答案很可能会水落石出。张骞偏偏没有问。这不是他关注的问题，更不是他与匈奴交锋时的任务。

不知昆仑山在何处，是因为人们对玉门关以外的世界太不熟悉了。正因为这种“不熟悉”，才一次次将昆仑山加以渲染，直至其变成一个脱离现实的巨大想象空间，昆仑神话体系才得以完成。

2000多年后，有当代学者在对古老语言碎片的拼凑对比中，得出一个不起眼的结论：我们一直以为“祁连山”的名字来自匈奴语，即天山的意思，其实不是。“祁连”二字很可能来自更古老的一种语言，后来被匈奴人化用到匈奴语中，继而被译为汉语。在那个古老的语言中，“祁连”与“昆仑”是同一个词，即“山”的意思。

无穷无尽的昆仑猜想如漫漫长夜，似乎出现了一丝光亮的缝隙。如果这个微小的结论能够被证实，那么，2000多年来，关于“昆仑山”的无数疑惑与猜测，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反转——昆仑不是一座具体的山，在西方的某种古老语言中，所有的山都被称为“昆仑”。

上帝之所隐没在中原人瑰丽华美的想象世界里，真实的昆仑群山与真正的西方世界开始浮现于人们生活的土地上。

这个被考证的语言，就是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吐火罗语。

吐火罗语是一种早已消失的语言，直到20世纪初，学者们才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考古中发现了用吐火罗语书写的文献，并为之做了整理与归类——使用吐火罗语的族群在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都有分布，包括塔里木盆地中的库车、焉耆、龟兹、楼兰、吐鲁番等地。这一广大地区，经张骞西行之后，进入中原人的认知领域，从此被称为“西域”。

在使用吐火罗语的族群中，最为中原人所熟知的一支，是大月氏人。寻找大月氏，正是促使张骞凿空西域的真正目的。

 

先秦时代，月氏人在河西走廊的西部、敦煌与祁连山之间游牧——这个年代，正是《穆天子传》成书的年代——后被崛起的匈奴所驱赶，被迫向西长途迁徙。匈奴人随之取代月氏占据了祁连山一带，而离开的大部分月氏人沿天山南麓西行，几经辗转，两次西迁，最终定居于帕米尔高原的西部、中亚的河间地区。西迁的月氏人，后被称为大月氏；留下的小部分月氏人，被称为小月氏。

与此同时，汉王朝被崛起的匈奴所威胁，由此试图找寻被匈奴击走的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这才有了张骞西行一事。待张骞找到大月氏时，昔日的游牧民族已经在帕米尔的西边、阿姆河的水草丰沛之地定居，不愿意再卷入对匈奴的战争。张骞西行的外交目的并没有达成。

但张骞追寻大月氏西行的这条路，在两千年多后的19世纪70年代，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所命名，这个名字同时照亮了东方与西方的历史与文明，并将旷日持久地沿用下去——他在一本名为《中国》的书中，将这条路称为“丝绸之路”。

四、丝绸之路

事实上，真正的“丝绸之路”既不是一条起讫点与经行处十分精确的路，也并非自张骞开始才有人行走。相反，这是一个古老的、范围广袤的巨大通道，它有很多分支交叉延展，行走者根据不同的环境和时代条件来选择道路。

在张骞之前，最早的东西方道路始自北方草原。“草原像‘未经耕种的海洋’一样，它虽然不能为定居的人类提供居住条件，却比开垦了的土地为旅行和运输提供更为巨大的方便。”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这样形容草原为交通提供的便利性。相对于农耕民族的自给自足而言，游牧部族有相当一部分生存所需的物品需要与定居社会进行交换，比如粮食或纺织品，早期的贸易活动就这样诞生于游牧部族的迁徙道路上。在汉代以前的很长时间，活跃在蒙古草原、南俄草原、中亚与西亚北部的斯基泰人在游牧过程中就开辟了草原之路，这个宽广的欧亚草原大通道东至大兴安岭，向西一直抵达黑海草原。

但是，在中国古籍中，“草原”这个词汇出现得比描述西域的“瀚海”“流沙”还要迟，这是因为在作为文明中心的黄河流域，中原人的视野并没有随着北方游牧部族的视野而展开，而是直到张骞时代才开始向西方延伸。张骞之前，西域的道路上早已出现了中原的物产，在“凿空西域”之后，除了书写者的记录范围开始拓展之外，还有一队专职进行商业贸易的人群出现在了东西方的通道上，当这群人开始行走时，丝绸之路正式连接起了东西方的文明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