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前，夏伯渝作为中国登山队的一员，执行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国家任务。9名队友成功登顶，他在任务即将完成时因一出意外失去了双脚。之后几十年里，爬上那座山峰，成了夏伯渝自己的事。

❶

“可能要送命的。”

43年前，26岁的夏伯渝截掉了双脚。43年后，69岁的夏伯渝决定第五次攀登珠穆朗玛峰。2018年初一天的凌晨4点，他翻身起床，拿起硅橡胶做的假肢，把缺了三分之一的小腿塞到假肢接受腔里，开始训练。

他背着妻子马怡，偷偷在自己屋里练。离登山季还有一年半，他就提早一小时起床，加了训练量。20斤重的背心形沙袋，自己用白布缝的，他空腹穿上。下蹲，每组150个，10组。仰卧起坐，每组30个，6组。俯卧撑，每组60个，6组。背飞，每组静止不动1分钟，6组。引体向上，每组10个，10组。做完全套动作，他吃早饭，洗漱，下楼骑自行车，去爬香山。

马怡早看出他的心思。这套流程马怡看着他做了四十几年，中途有过几次中断：1993年再次截肢的时候，1996年得淋巴癌的时候，2016年左腿长血栓住院卧床的时候。以前，他都是5点起床。得了血栓，出院之后倒提前了一小时加量训练，马怡立马明白，这是登珠峰的信号。

马怡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又要去登珠峰了？夏伯渝承认了。马怡无奈。

马怡退休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秦汉史，为了支持丈夫攀登珠峰，她把他登山的故事写成小人书讲给儿子听，还同意他把房子卖了筹集登山经费，一家三口住在孩子姥爷38平的小两居里。但丈夫每次登山她都担惊受怕，尤其这次，腿上长血栓不是小事，可能要送命的。

马怡警告夏伯渝：一定要大夫同意，没有大夫同意是不行的！其实劝也没用，夏伯渝这辈子，就这一件事。每次下山都说最后一次，每次都有下次。质疑声、反对声，他习惯了。哪怕在爬珠峰时碰上的登山客，也有人不是称赞他身残志坚，而是说这么大年纪花钱找罪受。

批评不让他痛苦，失败让他痛苦。两年前的那次失败，夏伯渝遗憾极了。快要登顶的时候，高空风刮起来了，他还想往上爬，向导拼命跟他挥手：Dangerous！那一刻，他离峰顶只有94米。

下撤路上，他碰上正往上爬的中国登山者。对方邀请他对着摄像机镜头说几句。他摘下氧气面罩：“刚才我们登到8750米，赶上大风，什么也看不见……”刚说了一句，掉了眼泪。

1975年第一次爬珠峰的时候，他觉得光荣极了——勇攀世界第一高峰，这是国家任务。他和队友要创造“一次登顶珠峰人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后来，9名队友登顶，成了为国争光的英雄，他从山顶不远处下撤，失去了双脚。之后四十多年，登上那座最高峰，成了他自己的事。

今年登山证一到手，夏伯渝就把儿子叫到家里，他有事交代。

往年出发前，他会把家里的事跟马怡讲一遍：什么时候该交水电费、家里买了什么保险、银行卡的密码是多少。今年，家里有了新情况。儿媳给他添了孙女，马怡做了手术，往脊椎里钉了钉子。吃饭时，他交代儿子请个阿姨照顾马怡。他愧疚，但是“为了理想，顾不得这些”。

夏伯渝找医生做了检查。“她（马怡）警告我，所以我先到医院去检查，等做检查同意了，先把她的嘴给封住。”医生给他开了血栓抗凝药，叮嘱这药是救命用的，登山的时候不能吃，万一受伤，会导致伤口血液不凝结。

临行前，马怡请了一个小银葫芦，让他戴脖子上，保佑性命。

❷

不能算登山圈的人

就在登上飞机前两个多月，夏伯渝对珠峰的第五次尝试，差点儿直接取消。

2018年1月，夏伯渝接到麦子的电话：尼泊尔的登山禁令要执行了。麦子是高山沸腾探险公司的老板，想让夏伯渝做她的客户。“高山沸腾”为商业登山客提供协作攀登服务，通常收取4万～4.5万美元佣金。夏伯渝这样需要多名向导的客户，费用更高。拿下夏伯渝这样的客户不只意味着商业回报，倘若登顶成功，将迎来大批登上媒体的机会。

禁令意味着夏伯渝的登山证不能获批，原因是尼泊尔旅游部出台禁令，禁止双侧截肢者和完全失明的攀爬者攀登珠峰。实际上，禁令已经发布了两三年，一直没有严格执行。夏伯渝马上找其他探险公司核实消息，得知这一次是动真格的了。

夏伯渝感叹“有时真觉得老天爷对我太不公平”。赞助商柯庆峰有点儿被吓到了，认识七八年，没见过他情绪这么低落过。

夏伯渝坚信自己的能力毫无问题，早就该登顶了。但每次尝试都会遇上坏事——2013年不慎摔伤，错过登山季。2014年，他抵达珠峰大本营，却赶上了尼泊尔登山史上最大的一次山难，16名夏尔巴向导丧生，当年攀登全部取消。2015年他再次尝试，尼泊尔又发生8.1级地震，引发珠峰雪崩，近40年来首次无人登顶。2016年，他离顶峰只有94米，突然刮起大风被迫下撤。这一次，连登山证都要拿不到了。

麦子本想争取和夏伯渝合作，但事情搁浅了。事后回顾这件事，她觉得纯从商业角度考虑，跟夏伯渝这样的客户签约其实很冒险：年龄太大，还是残疾人，风险极大，而商业登山公司是要靠登顶成功率和同行竞争的。另外，她觉得夏伯渝每次尝试都有一大堆赞助商、媒体跟着，对登山是“严重的干扰”。“所以有人愿意帮助他去做这件事情，已经是了不起了，”麦子顿了一下，接着说：“当然他们也从夏伯渝老师身上赚到了不少的钱。”

夏伯渝的赞助商柯庆峰做户外影像生意，此前对登山不感兴趣。2017年夏天，他主动找到夏伯渝，愿意帮忙搞定所有赞助，还要给他拍纪录片。夏伯渝很高兴，这意味着他不需要动用卖房的钱了。但柯庆峰提出条件，要做夏伯渝的经纪人，负责所有商业上的事。他强调，主要是帮老人家实现梦想，不是为了赚钱。

禁令的实施，夏伯渝很难过。但他还是日复一日地不停训练，几十年一直这样，突然让他停下来，他不知道该做什么。

这么多年来，在登珠峰这件事上，他总是独来独往。柯庆峰觉得，夏伯渝不能算登山圈的人——“圈里人会不断登不同的山，攀完一座想另一座，但他一辈子心里只有一座山。”

柯庆峰有别的打算。他给夏伯渝安排了为期一年的航海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在全世界积攒粉丝”。他找了车的赞助、船的赞助，希望夏伯渝能配合他的想法。夏伯渝对航海没什么概念，但还是答应了。

那段时间，盯着夏伯渝的不只是柯庆峰和麦子。春节前，夏尔巴人明玛·G来北京拜访夏伯渝，希望能与他签约。明玛·G原本是麦子公司的员工，那时自立门户不久，希望吃下夏伯渝这笔大单。（编者注：夏尔巴人，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拥有极强高海拔行动能力，为各国攀登珠峰者提供协助。）

当时有一场针对禁令的诉讼。一位盲人和一位右腿截肢的残疾人发起了这场人权官司，世界人权组织将尼泊尔政府告上法庭，事情越闹越大，后来有300多人参与，明玛·G也在其中，为他们搜集证据。

官司打赢了，夏伯渝拿到了登山证。他把马怡请的小银葫芦挂在脖子上，再也没取下来过，希望能有好运。他不想再经受折腾了。

❸

意料外的灾难

2018年3月31日，夏伯渝登上了去往加德满都的飞机。再往后，七十多岁了，他害怕自己没有力气了。

43年前第一次登珠峰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1975年1 月，珠峰北坡。中国登山队队员夏伯渝随队伍进藏，沿途兵站接待，部队拿出最好的食物，运输团的汽车排长队送行；队伍到了拉萨，上万人在布达拉宫广场载歌载舞，欢迎勇士们的到来。

夏伯渝人生第一次攀登高峰，就爬珠穆朗玛峰——光荣的国家任务。他至今仍能条件反射般地流利讲出那次登山的历史意义：“中国要树立登山大国的形象，登山队的任务是创造一次性登上珠峰人数最多的纪录、创造首位女性登顶的世界纪录。”

自1953年人类首次登顶珠峰起，其后几乎所有登顶都在尼泊尔境内的南坡诞生，北坡被称为“飞鸟也无法越过的山峰”。1960年，中国宣布3名登山队员从北坡登顶，但没有留下照片，在国际登山界受到争议。

夏伯渝要和队友从北坡创造世界纪录。当登山队员之前，他是青海机床铸造厂工人；“文革”之前，他是体校从小培养的足球苗子。1974年，登山队到青海招人，免费体检。夏伯渝长那么大没体检过，报了名。直到被选上他还不知道登山是什么，打算爬完回去踢球。直到进了藏，他才在欢呼声中感受到任务的光荣。

队员们大多是藏族，长期在高原生活，对高海拔适应性强。但夏伯渝也不逊色。第一次到海拔7000米以上，他没有高原反应。他一年四季都用冷水洗澡，在大本营训练时，别人穿鸭绒服，他只穿一套红色的绒衣，队友叫他火神爷。

在珠穆朗玛峰脚下，他第一次看见旗云：云飘在山峰的一侧，旗子一样展开。这是珠穆朗玛的独特天象，他被壮观的景象震撼。

队伍自己修路建营，结组绳攀登。 夏伯渝他们最高在8600米建起过渡营地，离顶峰只有200多米。一顶单层帐篷里住四五个人，人呼出的热气在篷顶结出一层白霜。帐篷摇起，霜像雪一样落。

真正的难关，还在后面。往上去，将近5米高的峭壁是到达顶峰唯一的路——“第二台阶”。这是北坡难以征服的原因，从1921年开始，英国人7次到珠峰北坡侦察、攀登，均止步于此。1924年，登山家马洛里和欧文因极端天气在此失踪，过了75年，遗体才被发现。

难题当头，天公偏偏也不作美，山上刮起十级大风。夏伯渝和队友们守在山上，背着梯子等风停，每天都有人下撤。留下的人两天三夜没东西吃，耗光了氧气。任务暂停，队伍下撤等待天气好转。夏伯渝记得自己和三个藏族人结成一组，下撤到7600米的路上，队友次仁多吉体力透支，其他人又拉又拽。次仁多吉解开背包带休息，站起来时丢了背包，睡袋也在里边。晚上扎营，他坐在帐篷角里蜷成一团。

此时的夏伯渝并未意识到，一场灾难将落在自己头上。

几十年后，当时的情景难以考证。夏伯渝后来面对媒体时的表述是：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心里很不好受。想到我是火神爷，觉得自己不会冻伤，就把自己的睡袋让给了他。

第二天，队伍下撤到6500米营地。夏伯渝发现自己的靴子脱不下来，队友拉也不行。大夫用剪刀把靴子剪开，双脚冰凉，没有知觉，无法动作。大夫用40℃的水帮他敷温，他心里盼着，过了夜就能缓过来。

可是天亮了，脚还是动不了。他被牦牛驮下山，被人背进大本营，又跟着其他受伤的人下撤到西藏军区总医院，再回营部。

两只脚从粉红变成紫红，再发黑、干瘪。此前下撤的队友们重新整理行装，再次尝试登顶。夏伯渝却被送回了北京。

1975年5月27日，北京时间14时30分，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全中国。9名登山队员完成了国家任务，中国登山队创造了登山史上前所未有的集体登顶人数，首次测得了珠峰8848.13米的海拔高度。夏伯渝先前和队友们背上山的梯子被架设在“第二台阶”，之后几十年里，“中国梯”成了人类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必经之路。

胜利的消息从广播里传来，夏伯渝正躺在病床上，等待医生截掉自己的双脚。他哭了，高兴也失落，想到自己在8600米的时候体力挺好，还没吸过氧。他觉得自己应该是这9个人里的一个。

❹

“ 不要对单位存在什么幻想。”

截肢不是那段时间唯一让夏伯渝难过的事。登顶之后，队伍撤回北京，把夏伯渝的母亲接来了。母亲到达的前一天，组织告诉夏伯渝，父亲没了。父亲因癌症去世是5月4日，那天他正在尝试突击顶峰。进藏的时候从北京走到青海，父亲在医院嘱咐他，你完成国家给你的任务，我这儿有医生护士照顾，你留在身边，没有用处。

他再次回到北京，父亲不在了，他等着做截肢手术。母亲来北京看他，说愿意用自己的脚移植到儿子的腿上。但母亲很快走了，她不知道如何面对儿子的惨状，夏伯渝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以后的生活。

1975年夏天，医生截去了他的双脚。组织给他记上了三等功，但荣誉抹不平残疾的痛。手术过去半年多，他天天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什么都不想做。

转机是年底出现的。体委请了一位德国假肢专家来会诊。他告诉夏伯渝：安上假肢不但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还可以再登山。

夏伯渝一下子兴奋了。不少人说这是在安慰他，但夏伯渝不愿意相信，他只愿意相信这个专家的话，他感受到了希望。专家说中国的设备太简陋，他做不了这样的假肢。夏伯渝就给单位打报告，要到德国去做。

他在骨科病房拼命做康复训练：把沙袋绑在大腿上，躺在床上，像骑自行车一样蹬腿；俯卧撑和仰卧起坐也在床上做，出院前练坏了两张病床。他需要刮骨促进肌肉生长，但打麻醉的话起码两天不能训练，那就不打。刀片刮在骨头上，发出嘎巴嘎巴的声响，整个人像触电一样发抖，医生只好把两条腿捆在手术台上。

住院两年多，伤口处的骨头终于长到了能安装假肢的程度。他穿上了假肢：底下一个脚形木板，凹槽里垫着羊绒毡，脚踝下的残肢踩在毡子上，木板连着两根铁条，用一块皮子连在腿上。坐得太久了，站起来一下觉得自己高了。训练有效果，他腿不发抖，可以迈步。残肢长了一层薄肉芽，外面是疤一样的皮肤，一走起来假肢嘎嗒嘎嗒响，身上所有分量都压在残腿末端。疼啊，但是心里高兴。

截肢后将近十年，夏伯渝都感觉脚还在身上；之后二十几年，他都不能接受自己成了残疾人。他总觉得残疾人在别人眼里有点儿影响市容。夏伯渝在步态上下了很大功夫，假肢磨得再疼都要站着，他反复调整走路步态，尽可能像健全人，一年四季穿长裤，把假肢遮起来。他训练自己骑自行车，穿假肢转弯不方便，他就把车座拔高。他在裤脚上钉两个摁扣，骑车前扣上，这样可以不蹭机油。

经护士介绍，他认识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马怡。马怡小时候脊椎弯曲，得这个病，等年纪大了会压迫肺部，呼吸困难。1983年，两人结婚。1984年，儿子出生，起名夏登平，小名登登。夫妻俩对“登平”的理解不一样：马怡理解为“登山平安”，夏伯渝寄托的心愿是，登山如走平地。

失去双脚的日子并不好过。夏登平忘不了高中时的一天，放学看见父亲在家里坐着，夏伯渝说，我今天摔了，很疼，坐了好久才起来。那天他骑车出门，右脚假肢滑出去了，他没发觉。自行车倒了，他本能地想用右脚假肢撑地，结果残肢直接戳地上，痛得他仰面躺在马路上。一堆人围着他，看他蜷缩身体抱着残肢发抖。警察把他扶到路边，夏伯渝疼得动不了，歇了好久才穿上假肢，又被警察送回家。

夏伯渝参加残疾人运动会，入场式是坐轮椅的残疾运动员在前，教练在后，夏伯渝主动退到后面推着轮椅。有时候别人把他认成教练，问他教什么的，他特别高兴。

他本来不愿意参加残疾人比赛。出院养伤时，他的关系还在登山队，负责残疾人运动的人来找他，劝他：你本身就是体育人，你都不出来参加，怎么好去动员别的残疾人出来呢？

夏伯渝想了想，同意了。就跟当年接受组织指派的登珠峰任务一样。举重、轮椅篮球、轮椅乒乓球、轮椅投掷……他专业运动员出身，总能拿奖。

日子久了，夏伯渝对残疾人运动的态度渐渐变了。不停参加比赛，帮他挨过了好多年。残疾人因无事可做而状态消沉甚至寻了短见的，并不少见。参加比赛让他远离空虚，更让他建立自信。随着身体日渐强壮，再登珠峰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无论夏伯渝参加哪种运动，在儿子心里他都是个登山队员。夏登平小的时候家里有本连环画《登山的人》。书很薄，主人公登登有个在登山队工作的爸爸，攀登珠穆朗玛峰时把睡袋让给队友冻坏了脚，伤一好就锻炼身体，到残疾人运动会上拿奖牌。

这本书是马怡给儿子写的，别人画成画，夏登平看着它长大。他为爸爸骄傲，看爸爸穿假肢就像妈妈穿鞋一样平常。他也记得那时爸爸总是住院，一到周末，妈妈领他去医院看爸爸，坐好久的公交车，再换公交车。那时夏伯渝的残肢经常磨破，大夫嘱咐他卧床，他天天锻炼，弄点儿纱布绷带，自己换药。伤口长久地坏着，1993年又截了肢，锯掉小腿的下三分之一。没了脚踝，伤口不那么容易破了，也能更好地参加运动。

3年过去，夏伯渝发现自己左腹股沟有个疙瘩，去检查，淋巴癌中晚期。久不愈合的伤口导致残端发生了癌变，转移到了淋巴。他动完手术，肿块又长出来，来来回回4次。夏伯渝觉得自己快死了，二十几年的努力白费，珠峰登不成了。 熬到住院放疗，“一个病房里住6个癌症病人，每个病人床前围一堆人，一天到晚哭哭啼啼。”他觉得病房气氛太消沉，骑车回了家。体重和头发都掉得厉害，全身指标都低。他坚持锻炼，每天早上骑车去医院放疗，下午回家。

对于医生的建议，夏伯渝并不全听。医生说，鱼啊、肉啊不能吃，是发物。但他想着长肌肉，照吃不误。

2000年，参加完上海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夏伯渝从比赛上退下来了。年龄大了，他想全身心地为登山储备体能。他回到原单位上班，运动三司已经更名为登山协会，安排他管理档案。他住在北太平庄的两居室里，9点到岗，5点起床训练，然后骑16公里自行车去单位上班。周末去登香山，或者在森林公园快速走圈10公里。

但是要登顶世界最高峰，只靠自己是不够的。当年是为完成国家任务遭遇事故的，他觉得要再次攀登，自然也得依靠组织。登山协会的人也都知道他一门心思想登珠峰，这不是秘密。但他跟办公室领导提了很多次，“就是希望单位能帮助我完成这个任务”。答复总是“可以可以”、“同意同意”，但说完之后，总是没实际动静。

3年过去，2003年，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日子，办公室主任来找他聊天。

听说你要登珠峰？

是啊。

想让单位帮助你完成登山的梦想这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得自己走上去才行。

事后回忆起那个下午，夏伯渝觉得那是一个启示：“不要对单位存在什么幻想。”

过了28年，他终于明白了，国家任务早已结束，攀登珠穆朗玛峰，是他自己的事了。除了自己，不要试图指望谁。

❺

真正有转机还是组织起了作用

收到主任的拒绝，夏伯渝不顾家人反对，卖了房。

二十多年过去了，登山运动的意味已经变了。攀登珠峰不再是国家政治任务，逐渐演变成了一项非专业人士也能染指的商业项目。商业攀登机构出现了，它们雇用专业高山向导，其中以先天擅长登山的夏尔巴人最为出色，这让业余登山客也能实现登顶珠峰梦。代价，是要付出昂贵的金钱。

夏伯渝打听了商业登山的价格，一个健全人，大概需要20万。他一个月工资三千，除了把单位分的房子卖了，想不出别的路了。家人反对，他不管，让一家三口住在岳父家38平米的屋里。

那套房子1987年单位分了之后没住过，马怡原本是留给儿子当婚房的。但夏伯渝不这么打算，“我根本就不想这些，我就想继续登山。”他觉得对家人愧疚，但是房还是要卖。马怡不是很支持，但拿他没办法。那时候没人知道他，除了卖房从哪儿找钱？

房子卖了100多万，但登珠峰，不是有钱就行的。有件事他无力掌控，假肢不达标。早在截肢那年，他就打了去德国做假肢的报告，后来都没消息。

直到2018年，夏伯渝应邀前往尼泊尔大使馆做分享的路上，坐在车里说，自己管档案的时候又见过这份报告：“那上面领导都批的‘同意’，可是我就不知道这个报告为什么没递到我手里。我很奇怪。但是你也没法找了，领导都换了好几茬了。”

他和北京假肢厂打了几十年交道，一有新技术就能知道。可是几十年里假肢技术发展缓慢，卖房的时候，他穿的假肢还是木头的。将来能不能行，谁心里都没数。但夏伯渝坚信技术总会进步的，总有一天，一定行。但等了四五年，假肢技术进展缓慢。

2007年5月，华硕在体育总局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为奥运火炬试登珠峰招募志愿者。第二年的北京奥运会上，火炬要在珠峰峰顶传递。在一份此前发布的“2008年北京圣火登顶珠峰的安排计划书”上写着，5月10日为火炬登顶庆祝仪式。与三十多年前一样，这是又一次关于珠峰的国家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媒体报道中，对登顶路线的形容是“已经被大家走得像大路一样”——登上珠穆朗玛峰早就不是世界纪录了。

活动是和登山协会一起办的，夏伯渝单位的人必须到场，他去了，坐在观众席。招募的志愿者工作内容之一，是清理回收垃圾。听着志愿者也能上珠峰大本营，他举手要求参加。曾经差点儿为国争光创造世界纪录的人，过了三十多年，主动要求扮演为后来者捡垃圾的角色。

台上领导笑着跟赞助商介绍了他的经历。事后他得到消息说，名额已经满了。

第二年奥运火炬正式登顶，华硕又办了志愿者活动，主动联系了夏伯渝，同意他加入志愿者团队。就在那年，假肢技术恰好有了进步，他高兴坏了，按想象请北京假肢厂做了玻璃钢假肢，追求轻、稳，为了不穿鞋，假肢上直接安着一块鞋底。

他终于又一次站在了珠峰脚下。云飘在山峰的一侧，旗子一样展开。旗云，珠穆朗玛峰的独特天象，他又一次看到了。

按活动规定，志愿者只能待在海拔7028米的大本营里。帐篷外有座100多米的小山头，上面有武警守卫，夏伯渝来了兴致，穿着玻璃钢的新假肢，爬啊，爬啊，一直爬到武警下边。

下了山，夏伯渝兴奋了，目标看上去也没有那么遥远嘛！当年10月，他去登6178米的玉珠峰，当作登珠峰的热身。到了5800米，山上雪崩，下撤。第二年，他准备登海拔7509米的慕士塔格峰。

到了第三年，组织来找他了，但不是来支持他登山的。登山协会的领导劝他推迟一年登山：明年在意大利有首届世界残疾人攀岩锦标赛，你去参加。

夏伯渝马上60岁了，十年没参加过残疾人比赛了，不想再跟年轻人拼名次了。但领导看中他长期训练，体能好：第一届比赛没经验，你取点儿经验回来，为国家的残疾人运动作一些贡献。那年，中国没有参加过残疾人攀岩项目，残联也没有现役的残疾人登山运动员。

领导还说：你登山的事，组织上会再考虑。

夏伯渝想了想，还是同意了。

实际上，他以前没练过攀岩。但只要参加比赛，他就不想表现得像个外行让人耻笑，跟国家攀岩队集训了两个月。真正比赛的时候，他拿了难度和速度两块世界金牌。

回到国内，他陷进了鲜花和掌声的包围里——中国残疾人体育精神奖、CCTV体坛风云人物……奖项来了，媒体记者也来了。夏伯渝讲了自己要登珠峰的心愿，记者们兴奋了，六十多岁了，没有脚，还要登珠峰，这可是好故事！

记者们扛着摄像机进了夏伯渝38平米的家里，让他面对镜头做出各种动作：背着自己缝的沙袋做蹲起、把残肢架在床上做俯卧撑、骑自行车，把裤腿挽上去，露出假肢。

相机闪光灯不停闪烁，夏伯渝努力保持微笑，心情有些复杂。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爬上去，但事情真正有转机，还是组织起了作用。

❻

“我不接受。”

一次计划外的夺冠，让夏伯渝活在了关注的目光里。但是，关注和理解、认同、支持，是两码事。

2015年3月，他上了《中国梦想秀》。如果能打动观众，他能拿到10万元梦想基金。但现场基调是劝他别再折腾。有嘉宾说：“人生应该永攀高峰，但不一定非要用一个高度来证明自己。”主持人周立波说：“我觉得已知天命，就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生命很美好，而且你已经够英雄了。”

观众投票环节，达标票数是240票，他只拿了177票。10万元没拿到。

下节目不久，他到了珠峰大本营。偏偏，赶上死亡八千多人的尼泊尔8.1级地震，暴雪吞没了离他只有半米的帐篷。借卫星电话跟家里人通话时，他没有心情说更多了：“地震了，我没事。”

2015年登山之前，央视邀请他录制《挑战不可能》，导演王若木说，他的故事是感动人心的“big story”。但是上这档节目，光能让人感动是不行的，还得当众表演挑战极限，让观众惊叹。节目组给定的形式是攀岩，从大本营回来，7月5日，夏伯渝又住进拍摄基地训练一周，他一次就爬上去了，很顺利。节目组瞒着他，请来了1975年登山的6位老队友，在基地里藏了两天。

录制那天，夏伯渝攀岩成功，在台上演讲。主持人撒贝宁让他回头，老队友们在后面站成一排。40年了，他们没见过面。夏伯渝哭了，大步上前，和他们拥抱。撒贝宁问：如果夏先生向您发出邀请，说走，老侯，明年咱们一起再去登一回珠峰，您干吗？

我干！保证干！77岁的侯生福举起握紧的右拳。他是第一个登上珠峰的汉族人，先后6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大家泪流不止，纷纷跟着表态。

但是激昂的情绪很快就退去了。录完节目他们一起吃饭，互留了联系方式。夏伯渝后来觉得，留了也没什么用处。浏览队友们的朋友圈，过的是另一种人生：带孙子、旅游、安度晚年，还在登山的，只有他了，并没有人像节目上说的那样陪他。

这个节目之后，开始有人认出他，夏伯渝出名了。他坐公交车去假肢厂，一位老太太给他让座，身边人说她，都70岁的人了还给别人让座，老太太说：他没有脚还登珠峰，我在电视上见过他。登香山的时候，总有人要他停下来聊两句。他只好专找人少的地方爬，开辟了一条新路。

2016年，他又想尝试。上了电视后，陆续有赞助商找到他。但也有之前给钱的赞助商，觉得没什么回报，不愿给钱了。拿了钱却没办成事，他觉得愧疚。

所有赞助算下来，还有七八万的缺口，他拿卖房的钱填上了。

出发前，有人带他去雍和宫，请住持给装备开光。到尼泊尔，又被人带着去大佛塔，请喇嘛来做煨桑仪式。他不信这些：之前做煨桑仪式，第一次碰上了雪崩，第二次碰见了地震。但他还是照做了，别人的好意，怎么拒绝呢？

赞助商、媒体、向导……曾经他以为，没了组织撑腰，登珠峰是他一个人的事了。但现在，他得背负着一群人的期待往上爬。

到了珠峰大本营，总有人去探望他，麦子也是其中之一。夏伯渝住在爬进爬出的帐篷里，两人一见面，夏伯渝就问她有没有牛肉吃，说夏尔巴人做的咖喱饭口味不习惯，实在是咽不下去了。他的残肢青肿，让假肢磨得血肉模糊。

但并不是谁都在意他的痛苦。2014年第一次见面时，麦子曾经提醒夏伯渝，把裤腿放下来，夏伯渝不愿意，说裤腿垂着会碍事。他不知道，不止一个人跟麦子说，很反感夏伯渝总是把裤腿卷起来，觉得他博人眼球，赚同情感。

麦子差点儿哭出来。条件好的登山客在大本营住一房一厅的立式帐篷，有营养师配餐。她知道夏伯渝有赞助，为什么条件这么差？她怀疑钱被夏伯渝身边的人乱花掉了。

夏伯渝的营地里有5个夏尔巴向导，一支优酷的直播团队，优酷还雇用了两个高山摄像。麦子觉得没有真正能关心他心理跟生活的人。但这么大的阵仗，“他强打精神，已经像一个弓箭上了弦一样，飞不回来了。”

所有的压力，在离峰顶还有94米时，随着突然而至的高空风一并袭来。夏伯渝心里明白，想要活着下山，除了立即下撤，没有别的选择。但他第一反应还是要往上爬，只要能登顶，死也值了。

“Dangerous！”他正要往上，夏尔巴向导不停冲着他比画手势。夏伯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珠峰一侧，一团乌云正在逼近。再回头看看，5个夏尔巴人都眼巴巴地望着他。他们都20多岁，正处在向导生涯的巅峰期。夏伯渝想了想，还是决定下撤。“我不能为了自己的理想不顾他们的性命。”

往下走的时候，支撑他登顶的那股劲儿一下就没了。总是摔跤，一摔倒就不想起来。这是第四次失败了。后来他收到消息，受大风的影响，山上死了6个人。

回国之后，央视《开讲啦》邀请他作演讲。他有些意外：失败者的故事，也会有人喜欢吗？

演讲结束，一个年轻人拿起话筒质问他：“严格意义上来说，你第一次攀登珠峰差了200米，这一次差了94米，你并没有成功登顶。对于自己的评价如果说是一个失败者，你能接受吗？”

年轻人举起的小黑板上，写了三个关键词：“失败”、“放弃”、“平凡”。夏伯渝两手垂在大腿两侧，一字一顿地答：“我不接受。”

他努力保持微笑：“失败是你没有能力达到你的目的，自己高估了自己。我没登上去主要是因为天气的问题，天气好再给我一个半小时我就能够上去。我为了这个目标奋斗了40年……”

那天，他在舞台上站了4个小时。过了几天，左腿突然肿了，小腿跟大腿一样粗。送到火箭军总医院一查，残肢上长了斑块，是血栓，易引发心梗或肺栓塞，有生命危险。医生当场留他住院，并要求他半年内不能剧烈运动，必须卧床静养。

但只卧床休息了65天，夏伯渝又开始为2018年冲击珠峰做准备了。

❼

“站在山顶上，我什么都没看见。”

登山季，珠峰南坡大本营的天是6点多钟亮起来的。每天这时候，夏登平爬出睡袋，走过一个小山包，去公用帐篷里吃早餐。

他不是和夏伯渝一道来的。5月8日凌晨3点，在大本营适应性训练二十多天后，夏伯渝踏上了冲击顶峰的路。夏登平躲在他身后30多米，用手机拍摄父亲的背影。这时，他已经在大本营“藏”了4天，夏伯渝不知道。

对没有双脚的人来说，登山最大的障碍，在于对地面缺乏知觉。是高是低，是平是陡，都感受不到，只能一路低头靠眼睛看。假肢的踝关节设计了调整角度的部件，但不实用，上山只能用脚尖，下山只能用脚跟，脚与地面接触面积小，不但容易打滑，也让小腿和假肢接触的部分承受更大压力。

有时雪太厚，一脚踩下去，假肢拔不出来；有时坡太陡，五六十度的大冰坡，脚下稍一泄力，就会滑下去；有时路太窄，二三十厘米宽，一步踩错，就要坠入深渊。前往8400米的C5营地时，短短20米的路，既窄又斜，夏伯渝走了半小时。

攀登了7天， 北京时间2018年5月14日10时41分，夏伯渝终于实现了毕生梦想。惦记了43年的珠穆朗玛峰，他站上去了。

30分钟、20分钟、10分钟。即将登顶的时候，他通过对讲机和大本营同步进展。登顶消息传到大本营，庆祝开始了。人们敲响营地里的盆和桶，边唱边跳，一把一把的面粉被涂到人脸上。

对夏登平来说，他最期待的时刻还未到来。他等候着父亲安全下撤，盼望着自己的出现能给父亲一个意料之外的惊喜。下撤两天后，他和柯庆峰收到了还有一小时到达的消息。但等了好几个小时，夏伯渝还是没出现。夏登平渐渐有些着急了。

正担心的时候，夏伯渝从珠峰C2营地搭直升机飞抵南坡大本营。夏尔巴向导把他抱下飞机，没穿假肢，人短了一截。夏伯渝被放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柯庆峰朝他走过去，他远远认出了石头上的老头儿，越走近越不像。到跟前，柯庆峰哭了：没腿的老头儿脸肿着，变了形，黑色的冻伤浮在红脸蛋上，一边一块。残肢在石头上直哆嗦。

“活着下来就好。”夏伯渝说。

柯庆峰回了趟营地，把他儿子领过来。从营地到停机坪走了20几分钟，老头儿还在石头上坐着，身边围着记者。夏登平从爸爸背后绕过去，在他身边坐下。他说“爸，我来了”。夏伯渝一扭头，有点儿惊讶：“你怎么来了？”儿子拿出保温杯给他递热巧克力，他喝了点儿，几个指尖也黑了。夏登平问他知不知道自己有多火，“你上《新闻联播》了”。

下撤的路上，险象环生。登山镜结了冰，以往只是起雾，蹭一蹭就没了，但这一次必须摘掉手套，用手把冰一点儿一点儿抠掉。短短几秒钟，手指就结了冰，冰又灌进手套里，融化、结冰、融化、结冰，冻伤了三根手指。

连续攀登近十天，他小腿严重肿胀，假肢卡不进去了。他忍着剧痛往里硬塞，但还是塞不到底，小腿末端是悬空的，发不上力。下撤到7900米左右时，他脚下一软，整条腿卡在了冰裂缝里。

那一刻，他感受到了真正的恐惧。他一动都不敢动，不停呼叫夏尔巴向导过来帮忙。他害怕假肢掉落在冰缝里。海拔8000米左右，万一如此，他注定无法活着下去了。

他用绷带把假肢固定起来，临到大本营时，高强度攀登下，他的登山杖已经折了。夏尔巴向导顺手扔了，他一下急了。向导说，已经坏了。他大声喊道，坏了我也要！他起身去找，只找回一根，断了半截。

比起下撤时漫长的惊险，登顶时的情景，却比他想象得要平淡许多。登顶之前，夏伯渝无数次地设想着站在山顶的样子。他甚至连拍照要摆的姿势都想好了两套：一套脚蹬冰雪，一只手高举登山杖指向天空；一套要把国旗举到胸前。

真正登顶的时候，他站在崖边往下看，底下全是白云，有小山头从云里露出来。就看了一眼，向导让他赶紧坐下，把保险带挂在安全绳上。夏伯渝眼前全是人脸，大家兴奋地把他包围起来合影。

10分钟后，暴风雪来了，全体人员紧急下撤。想了很久的拍照姿势，已经没机会摆了。

回到北京后，有记者问他，山顶上看到的景象跟你想象中的一样吗？

他说：“站在山顶上，我什么都没看见。”

❽

登顶之后

登顶之后，夏伯渝进入了另一种人生。

刚一下山，他就被媒体围住了。他全身多处是伤，坐直升机回加德满都，搭队友的救护车去医院。一出机场，媒体就围上来，一路跟拍到医院。夏伯渝在车门口坐着上药，媒体围住他拍，他回到车里，密密麻麻的镜头戳在车窗上拍。回到酒店，跟拍持续到电梯口。

到了北京，《挑战不可能》的编导王若木去接机。有山友和媒体给夏伯渝献了花，跟轮椅上的英雄合影。但王若木觉得，人还应该再多点儿。

这只是个开始。有了前年的教训，上山之前马怡就联系了大夫，“回来之后，甭管有什么问题，先送医院。”血栓没有复发，夏伯渝住院一周，主要治疗冻伤。一拨又一拨的媒体过来采访。夏登平去看父亲，但位置都被记者占了，他只能在旁边坐着。BBC来了，《时代周刊》也要来。还没来得及下轮椅，中国篮协就邀请他去做活动，安排他和姚明合影。

过去四十多年习惯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过去他凌晨5点起床，上午训练，下午休息，晚上9点睡觉。但现在，他一天经常要接受三四拨采访，还有各式各样的论坛、演讲、商业活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脸颊上贴着两块纱布。脸在珠峰上冻伤了，先结了血痂，然后不停流脓水，他只好贴上棉布纱布。

四十多年的人生，只为实现这一件事。可是当这件事实现了以后，人生又该怎么过呢？这个问题，他还顾不得想，但周围的人比他更操心这些事。接受采访、去大学演讲、去做广告代言、去戈壁徒步、去环球航海……都是柯庆峰在安排。夏登平说，妈妈的想法是“先把这40多年的本赚回来”。

夏伯渝说，自己其实不在乎钱。养老金够花了，能花的了多少钱呢？他有时会跟柯庆峰商量，别人邀请你是看得起你，咱少要一点儿，几千块就得了，别要那么多。“凡是有人来邀请，他的开码价就是10万、20万，把人都吓跑了。”但柯庆峰说，咱们可不能掉价。

一位知名投资人邀请他去对谈，台下坐着200位“中国新经济领域领军人士”。投资人问他：您觉得对创业者有什么话要说一说？怎么样能把登山跟创业这两件事情给贯通？给他们一些鼓励！

夏伯渝双手不停地搓着椅子扶手，尴尬地笑笑：这个问题提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呀。

他把自己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说法。有些话，是每次都一定要讲的，比如“感谢大家对我这么关心”、“我认为这是她（珠峰）对我的接纳，我应该感谢珠峰”。

人们总是用各种方式让他讲一些“正能量”、“鼓舞人心”的话，他努力配合着。但重复得多了，他渐渐也有些疲惫。7月末的一天，送走了三拨记者，夏伯渝语气淡淡地说，登上珠峰，其实没有什么可激动的。这就是我应该得到的，早就该实现了。

另外一次见到他时，柯庆峰拿了一个录音设备过来，让他录一段口播，照着念就行。

夏伯渝清清嗓子，调整到激昂的语调，对着台词念道：

“43年日复一日的训练，只是为了10分钟。但您知道吗？有这10分钟尝试到胜利的滋味就够了。当时的想法是我的梦想实现了！那一刻，我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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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 / 徐沉沉

编辑 / 何瑫

摄影 / 张博然Eric

视觉 / 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