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星在宁夏进行野外考察 受访者供图

高星，辽宁省宽甸县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类起源与演化、旧石器时代人类技术与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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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几上摆着一个长方形塑料盒，里面装有形状各异的石块。乍一看，盒子里的石块并无特异之处。而在这间办公室的主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看来，它们可都是宝贝。

身着暗红色细条纹外套、戴着半框眼镜的高星，讲话慢条斯理，不时还来点幽默。高星笑着说：“恐怕这些石块没能入你的法眼，不过它们可是数万年前古人精心打制的石叶工具。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人类的起源与演化。”

长期关注“宝贝”石器的高星，最近又有了新收获。他与国内外同行合作，首次全面、系统地揭示了许昌人的石器制作技术及相关人类行为活动信息。相关成果前不久在线发表在国际考古学期刊《考古与人类学科学》上。

为了更形象地介绍他所做的研究工作，高星打了个比方。如果将人类历史浓缩为24小时，当午夜钟声敲响时，直立行走的人类开始出发，狩猎采集、制作工具、学会用火；直到这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刻，人类才进入农业社会，开始定居。

“在这一天中，前面99%的时间里，人类是如何走过的？我们通过大量的野外考察和研究分析，试图去解开其中的谜团。”高星说。

曾经的理想职业是作家和记者

从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考古专业算起，高星已经在考古学领域耕耘了30多年。百度百科词条里对他的介绍是“中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

高星初入北京大学时，考古还是设在历史系下的一个专业。直到他读到大学三年级时，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才独立成为考古系，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考古文博学院。

从名称的变化，可以看出一个学科逐步壮大的过程。同时，也不难看出，考古学在当年是一个较为冷门的学科。“刚上大学时，有同学给我写信，地址竟然写的是烤骨系，好像我是做烧烤的一样。”高星笑道。

事实上，考古并非高星的第一志愿。他当时的理想职业是作家和记者，所以最想读的是北京大学中文专业或人民大学新闻专业。当看到录取通知书上写的“考古”二字时，他有些傻眼。高中老师安慰他说，学考古可以到处游山玩水、欣赏名胜古迹，也很不错。

尽管游山玩水并非高星的志趣所在，但随着对考古学的了解不断深入，他渐渐发自内心地喜欢上了这门学科。

考古学下有很多分支，有学者专注于西周先秦时期，也有学者热衷于汉唐时期。在高星看来，与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做注解相比，破译旧石器时代的“无字史”更具挑战性。

长期以来，直立行走被认为是人类出现的标志之一。直立行走这一行为方式的产生，可以被追溯到约700多万年前。距今约700多万年到距今约1万年的这一时期，是人类起源演化最早的阶段，被称为旧石器时代。从时间范畴来看，涵盖了人类历史99%的旧石器时代，是人类演化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旧石器时代人类是怎样进行生产生活的？这正是高星研究的重点。他认为，从古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会带来发展一种学术思想或发现一段以前不知道的历史的契机。这对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发现青藏高原迄今最早古人类遗迹

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第三极”“世界屋脊”。人类从什么时候登上这一高寒地区生活一直是个谜。高星课题组自2011年以来八上青藏高原，开展了系统的考古调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与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在藏北羌塘高原发现一处具有原生地层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尼阿底（Nwya Devu）。

海拔4600米的尼阿底遗址，是一处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石制品分布密集、石器技术特色鲜明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是迄今青藏高原最早、世界范围内最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高星等人对该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人类大约在4万到3万年前尝试征服青藏高原这一高海拔极端环境。相关论文已在线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科学家曾在青藏高原地表上发现了很多石器。然而，散布在地表的石器，其年代难以被测定。如果能找到埋藏在原生地层的石器，通过对地层里的埋藏物乃至沙土等进行测年，便能准确判断出石器的年代。

受气候条件影响，青藏高原风化剥蚀严重，人类活动证据难以在地层堆积中被完整保存。一方面，劲猛的大风不断侵蚀着地表，很难形成土层堆积；同时，山体滑坡等因素也会改变石器埋藏的位置。

“幸运的是，我们在尼阿底遗址地表以下至1.7米左右深度内，发现了埋藏在原生地层里的石器。”高星介绍，课题组在埋藏遗物的地层中系统提取了石英砂并对其开展光释光测年。

经过多次取样、现场信号检测测量、多个实验室对比测试和分析校对，课题组获得了三组相互支持、可信的年代数据，最终将古人类生存的年代测定为4万到3万年前。

高星指出，尼阿底遗址是西藏首次发现的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保留着目前青藏高原最早的人类生存证据。

不是在野外就是在去野外的路上

在旁人眼里，考古工作可以四处游山玩水。殊不知，高星和和同事们在野外考察时更多的则是跋山涉水。

“我们出去做遗址调查，经常需要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除了要有好的越野车以外，还需要组成车队出行，一旦有车抛锚，能及时互相救助。”高星说。

多年前，从拉萨到日喀则的一段经历，让高星至今难忘。他们一行人坐在车上，车辆行驶于山间。尽管那是一条新修的柏油路，但道路一侧的山体上方不时有土石滚落，另一侧则是悬崖峭壁。一路上，大家都提心吊胆，感觉危险随时可能降临。

不仅要翻山越岭，过河也是常事。有一次要去河对面考察，可眼前的木桥上方却写着“危桥”二字。过不过桥？不过桥就无法了解对岸的情况。担心错过重要遗迹的高星一行，只好选择先下车，留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开车过桥。

所幸大多数时候都是有惊无险，但危险偶尔还是会不期而至。在发现尼阿底遗址前的一次调查中，载着3位队员的越野车一头栽入一个深坑。荒郊野外，车毁人伤，课题组开展了一场揪心、艰难的自救活动。时至今日，仍有1位队员身上带着那时留下的腰椎伤痛。当时身在北京的高星，心急如焚，不停地打电话沟通协调救治伤员的事宜。

最近一次和朋友聊天时，高星数了数，一年里他在北京的时间大概只有1/3，剩下的时间都在野外考察以及在外地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至少有一半的时间不是在野外，就是在去野外的路上，这是我和同事们工作的常态。”高星说。

不断探索和发现，高星说自己会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