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牛沟乡边麻村，距离青海省祁连县城50公里。途径这里的唯一一条公路是省道S215，又称“二尕公路”，从青海湖畔的尕海一路向西北延伸，到达海拔4300米的祁连山脉二指哈拉山垭口。

“野牛”和“边麻”，一个是草原上最常见的野生动物野牦牛，一个是牛羊喜食的草料金露梅，这里是祁连山南麓的传统牧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候，二尕公路都很冷清，7月却异常热闹，旅游季的自驾车常被成群的牛羊堵在路中央。这是边麻村牧户们集中的“转场季”，100多户牧民需要赶着牛羊沿公路步行数十公里。

2019年7月7日，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村，转场中的牛群和羊群。（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 史阳琨 图 图片编辑 周平浪）

当地人管不同季节的草场为“窝子”，7月的转场就是从“冬窝子”搬去“秋窝子”。在边麻村，冬窝子是大本营，海拔较低，土壤肥沃，草量充足，牛羊可以度过高原上漫长的冬季。秋窝子海拔较高，主要做轮牧用。每年夏天，人和牛羊会在那里度过一个半月，留足时间让冬季草场恢复畜力。

2019年7月8日，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村的牧民正在“转场”。每年七月，他们会从各自的冬季草场搬迁到秋季草场，这是一种传统的轮牧方式。

这是草原的传统智慧。“总在一个地方吃，草不够，羊不肥，产不了崽”，34岁的马金贵是边麻村的村长，早年祖辈从西宁市湟中县逃难到了边麻村，分得草场放起了牛羊，到他已是第三代。

马金贵，34岁，边麻村村长，在转场休息的间隙，他会躺在草地上刷抖音。

马金贵已经记不清这是自己第几次走上转场路。14岁的儿子今年刚刚小学毕业，也被他拉进了7月的大部队，想让他“吃吃苦，这样回去才能好好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

最近几年，马金贵嗅到了改变的苗头。2017年，甘肃、青海两省宣布将5.0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纳入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边麻村的一部分也被划入其中。摆在马金贵们面前的问题是，还能不能继续放牧，还要不要继续放牧？

2019年7月8日，牧民在转场过程中驻扎的帐篷，转场一般耗时三五天不等，途中牧民要在路边的公共牧道上搭建临时帐篷露宿，第二天再继续行程。

山沟沟里的“小香港”

边麻村隶属祁连县，最早在汉代以前，这里就是羌人牧地。上世纪下半叶，传统的游牧生活之外，另一条叙事线也与边麻村人交织。

祁连县是资源富集县，已探明的矿场资源就有40余种。金属矿产包括铁、锰、铬、铅、铜、砂金等，非金属矿产还包括石棉、石墨、白云岩、石灰岩、粘土、石膏、大理石等。上世纪八十年代，祁连县一度实现财政自给自足。

“上世纪九十年代，外面人管里面叫‘小香港’。山沟沟里到处都是矿场。卡车一车一车往外拉石头”，马国良是野牛沟管护站的站长，1990年代退伍回来被分配到这里的林场。

2019年7月7日，祁连山国家公园管护站的管护员在进行巡山工作。

年轻时，马国良也下河捞过金子。小香港最热闹时，外地人聚集在上游，外地的老板、外地的矿工，大大小小的矿场。常有碎石顺流而下，本地村民就在河边“捡漏”。“当年牛羊还卖不上价格，捡到一块你就赚到了。”

村民大多对矿场有着复杂的感受。“一开始都觉得（开矿）是好事，矿场一般都在深山，也没侵占我的草场。外地人多了，我们还能多卖点特产，赚点钱。但后来发现坏了。”

一开始是空气污染，有一阵空气里一直飘着石棉纤维，“一闻就知道石棉厂开工了”，此外还有水污染和水土流失。开山挖矿、截流发电和超载放牧，草原一度伤痕累累。

途径祁连县最重要的一条河流是黑河，其发源地正是位于野牛沟乡的“八一冰川”。黑河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也是河西走廊的“母亲河”。黑河古称“弱水”，曾多次断流，原因主要来自上中游的过度开垦，和沿线矿场对山体的破坏。

2001年，黑河源生态应急治理工程开始，青海省进行了黑土滩沙化草地治理、人工造林、草原围栏封育、河道治理和尾矿修复等工作。

但直到近些年，矿场才完全退出了如今的国家公园范围。2014年澎湃新闻曾报道临县天峻的木里煤矿。天峻县木里镇探明了35亿吨煤炭储量，在十几年间迅速成为煤炭基地，露天开采严重破坏了地表，造成水污染、水土流失和空气污染，挤压牧区生态。

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区成立后，青海清退了范围内的矿场。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局青海省管理办公室主任张毓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矿场清退的复杂性在于历史遗留问题，不少矿场仍然“合法”，证照齐全，租赁期未满。目前，青海省正在制定具体的矿场清退补偿办法。

告别了“小香港”时代的嘈杂，边麻村重归平静。作为管护站站长，马国良仍然要在日常寻呼中“盯紧河道”，以防有人偷捞矿石。

2019年7月7日，祁连山国家公园管护站的管护员们正在进行日常巡山前的碰头会，巡山的主要工作包括防火，垃圾捡拾，及防偷猎偷盗。

“岩羊吃了我家的草，我的羊怎么办？”

包括黑河源生态应急治理工程在内，多个生态修复和治理项目过后，边麻村的环境变好了。

马金贵称，最直接的变化就是野生动物。“游客看到石羊（岩羊）都要下车拍照，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岩羊、藏野驴、狍鹿……”

他还没见到过雪豹，那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通常生活在雪线以上。但在2018年5月，紧邻边麻村的油葫芦管护站，红外相机拍摄到了5只雪豹同框。

随着野生动物的增多，人兽冲突也多了，几乎每个国家公园都面临类似的问题。有村民曾问马金贵什么是国家公园，“一开始我也答不上来，只能说就是不让捕杀动物了”。

世代游牧，边麻村人都有和野生动物打交道的经验，比如“狼害”和“熊害”。在冬季，山上的食物不够，狼会下山，闯入牧民家，袭击家羊。

“狼最爱吃的是内脏，但它们很坏，掏了一只羊的肚子还不够，还要咬死很多只。熊也是，趁人不备会跑进牧民家，把人家的酥油喝了，糌粑吃掉，还会躺在人的床上睡觉。”

2019年7月7日，祁连山国家公园管护站的管护员们正在进行日常巡山前的集合，巡山的内容主要包括防火，垃圾捡拾，及防偷猎偷盗等。

早年，马金贵的祖辈曾联合多家牧户，自发组成“打狼队”，但没过多久，随着枪械收缴和管制，以及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强调，打狼队被遣散。

马金贵回忆，有一段时间，狼不能打，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再拿着剩下的肉去处理掉。后来有了补偿的政策。2012年，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青海省出台了《青海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补偿办法》，受到狼害和熊害的牧户可以向森林公安报案，评估损失，按照牛羊的市场价格，由省级财政承担50%的补偿。

但这些补偿仍然无法覆盖一些模糊地带。边麻村的部分范围被划进了祁连山国家公园，既有核心区，也有一般控制区。一些牧户的草场位于山大沟深处，野生的岩羊时常成群结队地“入侵”牧户的草场。

“岩羊吃了我家的草，我的羊怎么办？”一些村民询问村长马金贵。作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人们不能捕杀岩羊，驱赶也毫无意义——“草场就在那儿，你今天赶跑了，明天、后天它们还会接着过来。”

岩羊生活在山地，跳跃力极强，能够轻松翻越网围栏。近些年，为了给野生动物留出迁徙通道，国家公园试点工作要求拆除网围栏。一些牧民的草场已经被岩羊变相“占领”。

如果说狼害和熊害可以通过死伤的牛羊数量来计算，岩羊“入侵”带来的损失却难以被量化。

受影响的草场大多是牧民的“秋窝子”，牛羊每年只在这里度过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虽然时间较短，但这对于冬季草场恢复畜力极为必要。

“岩羊吃完就走，短时间内看不出变化，草还是那片草。但留给家羊吃的草少了，这会影响产羊羔。”马金贵算了一笔账，假设200头母羊能产150只羊羔，受岩羊影响，现在只能产不到100只，不少母羊奶水不够，产下来成活率也不高。

野生动物对家畜造成难以被量化的损失，边麻村并不是个例。国家公园分为核心区和一般控制区，后者一般位于人类和野生动物活动的重叠区域。

祁连山国家公园

今年5月，全球环境研究所（GEI）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片区进行了调研。项目负责人彭奎表示，在整个青海省片区，不少村落都遇到了类似的麻烦。一些牧户表示，希望将自家被岩羊侵扰的草场“让渡”出来，纳入国家公园核心区。

彭奎称，“这当然是牧民们的朴素想法，国家公园的区域划定有自己的生态依据，但国家公园应该对这些牧户做出相应的生态补偿。”

对于那些难以被量化的损失，和其他一些国家公园试点一样，祁连山正尝试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生态补偿，比如在招募生态管护员时，优先考虑这些利益受损的牧户，让他们成为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

生态补偿是不是只能按照国家公园的范围，按核心区、一般控制区和园外分档，这也是一个问题。张毓称，“野生动物并不认识界碑界桩，它们是活动的，会跑出去，如果只对公园范围内的村落进行补偿，那相邻的园外村落怎么办？”

张毓表示，目前，祁连山国家公园仍在细化具体的生态补偿办法。

核心区的“禁牧难题”

岩羊侵扰之外，另一些因素也让马金贵们担心，羊鞭还能不能继续拿下去。

边麻村的部分范围被划入了国家公园，有的位于核心区，有的位于一般控制区。按照国家公园试点期的政策，原则上核心区内禁止人为活动，而一般控制区限制人为活动，位于核心区的原住居民需要搬迁，但这遭遇了困难。

一些牧户的家和草场都被划入了核心区，不少人告诉马金贵，愿意把家从核心区迁出，但想继续留在那里放牧。如果完全禁牧，他们不知道该去往何处。

此外，不少草场有着复杂的使用权属，这需要更为细化的安置补偿办法。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局青海省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义华表示，在一些村落，集体草场被划入了核心区。它的所有权属于村集体，但涉及的人口却很广，如果只按照所有权补偿，这些牧户所能得到的补偿很少。一些村落被划入核心区的是轮牧用的草场，如果无法轮牧，有可能造成草地的进一步退化。

不同于美国的国家公园，由于印第安人被早早驱逐，留下了无尽的荒野。但在中国，国家公园从一开始就是有人的。在如边麻村一样的传统牧区，老一辈牧民鲜少接受现代化的教育，除了放牧，他们并没有其他的劳动技能。

除了一刀切地在核心区施行严格的禁牧，还有没有其他方案？

彭奎表示，经过世世代代的人类活动，牧区的牧户已经和自然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系统，适度的人类活动并不会对生态造成破坏。多年以来，“以草定畜，分类指导，因地制宜，严防超载放牧”是草原绿色发展的红线。

“如果牛羊撤出来，草长得过高，可能会存在火灾隐患”，在成为管护站长之前，马国良曾在国有林场工作。林场的边缘与草地交汇，为了保护林地不被家畜破坏，人们用网围栏将林地与临近的牧户隔开。

但草长得过高，干旱季节容易引发火灾，甚至造成森林大火。面对严格的林场保护政策，马国良们找了一些折衷的处理方案，牧户可以进入林地，人工割草，免费给自家的家畜补充草料。

“在中国的国家公园试点里，我们不希望看到人为制造的‘无人区’”，彭奎称。

但如果允许一定程度的人类活动继续存在，就需要提出详细而严格的限制。这包括一系列问题：草场的最大承载力是多少？如果不迁出人口，是否需要设置核心区的人口上限？牧民要以怎样的方式放牧？能不能修建新的设施，老化的设施又该如何处理？

眼下，边麻村人就遇到了生产和生活难题。为了避免建设工程给草场带来破坏和污染，这里暂时叫停了各类建设活动，羊棚不能翻新，危房不能改造，这影响了数十户人口。

羊棚和危房只是表象，彭奎称，这背后是人口增长对自然提出的要求。“不仅是（人口）数量的增长，同时也是需求的变化，最开始是增加帐篷，接着会分家，羊棚、冬窝子都会相应增加，发展到后期还会要求开办工厂、做水利、发展旅游，量的增长和发展的需求，这种（人对生态的）压力是双重的。”

目前，全球环境研究所正与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合作，研究协议保护的可能。此前澎湃新闻曾报道过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当地社区签订了“保护协议”，对村民的行为提出严格的约束，并按照协议进行奖惩。

彭奎称，通过拟定协议，社区被纳入进来，成为国家公园的合作方，人们也会形成新的行为规范。

羊鞭之外的可能

换个地方居住或许容易，但改变世代沿袭的生产方式却很困难。和内地曾经的“农民上楼潮”类似，传统牧区的牧户面临转产就业的难题。

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边麻村曾有过“生态移民”，他们主要来自农畜队。早年，部分村民未能分得草场，被编入了农畜队，进行农耕种草，转卖给有需要的农户。也有的挖虫草，在县城做小生意，或是去外地打工。

2019年7月8日，马金贵的儿子，14岁，刚刚小学毕业，暑假从县城回到村里帮助家人一起转场，这是他参与过的第二次转场。马金贵说自己一家三代是牧民，希望儿子认真读书，以后可以走出这片草原。

2014年以后，随着祁连县旅游业的发展和精准扶贫政策，一些人搬去了乡镇和县城打工，做起了林场管护员、停车场管理员、超市收银员，或是在景区卖起了门票。当年没能分得土地的他们在多年“打零工”生涯中习得了谋生技能，而牧民们却担心突然的变化。

对于老一辈牧民而言，适应转变极为困难。张毓称，让他们放下羊鞭拿起镰刀，这已经是艰难的跨越，更别提进入第三产业，从事服务业。“想要发展旅游，餐饮、食宿、接待，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技能都不是通过一两次的培训就能够获得的。”

为了扶贫，祁连县曾组织过转产就业培训班，比如裁缝班、厨师班，但彭奎表示，这些零星的培训班往往流于形式。“一两次培训，活动经费用完，也就没有了，这样真的能培训出厨师来吗？当地人也不信。”

而如马金贵一样的年轻一辈已经试图找寻羊鞭之外的可能。

自然教育就是其一。在一些试点村，青海省林业与草原局与村委会和村支部合作。他们编制了生态课堂教程，在一批中小学中进行自然教育。青海省林草局副局长王恩光表示，通过“村两委+”的模式可以打通生态有效保护的“最后一公里”。

而生态旅游则是另一种思路。2014年，祁连县的旅游业逐渐发展，由于雪山、草甸的景观，这里甚至有了“东方小瑞士”的名号，县城里的土特产商店向游客售卖起了黄蘑菇和牛羊肉，马金贵们的牛羊肉收购价格也上涨了不少。

不少村子的年轻人开始开发起了旅游线路，比如临县门源的百里花海，老龙湾村的东海沟大峡谷，祁连县的卓尔山景区。这些景点已经和青海湖自驾游线路连线，每年七八月，二尕公路的外来车辆也增多了。

但彭奎表示，目前既有的旅游业态仍然很传统。

“一提到旅游，大家想到的就是围起来，做景点、卖门票，就是要修民宿、修栈道。但为什么要修这些设施？你的顾客群是谁？想吸引哪里的人过来，没人说得清楚。所以你能看到栈道、长廊，出现在高原草地上，很突兀，这就是直接把城市的东西复制过去。它真的有吸引力吗？”

相比栈道、展览馆等硬件设施，不少地方政府并不清楚生态旅游应该如何运营。如何设置徒步路线，自然观察的内容应该如何设计，如何培养当地人成为讲解员，如何针对游客设计行为准则……这些“看不见”的工作需要长期的投入。

目前，全球环境研究所正与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合作，祁连县的郭米村和门源县的老龙湾村被选为试点，他们将在这里探索与社区的协议保护，以及生态旅游规划，打造国家公园的入口社区。

“表面的扶贫看起来或许很快，但它真的有效吗？”彭奎表示，要想让转产就业产生长期效果，还需要制度和观念的转变。

2019年7月8日，马金贵骑着摩托车在山坡上赶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