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事情对人来说都不过是肉刀上油脂与肉末，青海对我来说也一样。

1994年大约是10月份吧，我到了青海，那时，我还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之前，我在新疆军区的一个干休所工作， 是被调到青海的，到了军区司令部一个直属单位，在西宁。我被接到单位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坐了一回当时完全可以说是全中国最好的轿车——桑塔纳。

部队开过了晚饭，一帮战友嚷嚷着要给我接风，还拿出了当时在青海很是流行的白酒——互助头曲。因为我是从新疆来的，而新疆在那些为我接风的战友们心中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喝酒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有些不罐死我不罢休的意思，一下子就抬下整整两箱互助。

互助白酒的瓶口上盖着一个很大的杯子，也是包装的一部分，可能是为了人们喝酒方便。据说，那一满杯可以盛近一两白酒。要是现在，我肯定对那杯子很怕，但那时年轻，脑子里似乎压根儿就没怕的意识，哪怕前面有地雷地敢往前冲，总认为自己的身体能扛得住，几杯白酒算不了个啥。

但是，在青海的那天晚上，没几杯，我就被弄得不成了，呕吐不止。有个战友一边拍着我的后背让我吐个痛快，一边说：“你们新疆人不行嘛，还吹得猛得很！”其实，我不是新疆人，但在部队谁在哪里待过，谁分明就成了哪里人。我真正意义上的喝酒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是青海和青海的战友们让我学会了喝酒，并在直至前段时间把酒戒了的这二十年时间里，在酒场上认识了不少人、交到了不少朋友，也丢了不少人、出过不少洋相。

青海，就这样在我的青春岁月里，站成了一杯酒，清清亮亮的，透过它，背后总有很多好玩也不好玩的故事。

在当时单位里，有一人叫建荣人的，常和我们一起猛喝，也常大醉。冬天，我们的宿命门前常结着一层厚厚的冰，有一回，我们从外面回来都喝醉了，他走到那坨冰上不愿走了，一屁股坐下来：“班长，这里好凉快啊！”我怎么也把他拽不到宿舍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将衣服脱得只剩下一个军用大裤叉，像诗人一样张狂和得意地笑着：“妈哟，好爽啊，好爽！”

我怎么也拉不起他来，过了一会儿，他喊着要喝水，喝开水，我到宿舍找到半天也没找到，出门一泡尿憋得不行，就冲着院子撒开了，他从冰上熊一样地爬了过来，平躺在地上，嘴巴对着我撒出的尿，喝了个没完，还说这茶的味道真好。

这一幕，在我在青海的日子里是极为不光彩的一页，并不像诗人们说的那样，鸟儿从天空飞过，但没有留下一点儿痕迹。我，一遍遍努力地翻阅着它，但怎么也把它翻不过去，也曾经努力地想要把它忘了，却永远也忘不掉。

1994年的青海就这样把我变成了一个喝醉酒了的二货青年，让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忍不住脸红也忍不住大笑。犹如一只手，一直在掐捏着我身上的某个地方，让我在感觉痒痒的同时，总有那么一点点地痛。

都说酒肉不分家，青海有羊肉同样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在我们在单位院子里醉酒的时候，青海的那些羊肉早就在外面的街道上等我们好久了。

青海人吃羊肉也是大块大块的，像大杯大杯地喝酒那样。但与众不同的是，青海人喜欢吃冰手抓，煮熟的羊肉被冷却甚至冷冻了，羊油在羊肉上面白花花的，厚厚的一层，青海人把它切成块，拿起来便吃，无论冬夏。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到青海就被这种羊肉给迷住了，有时候一个人一次能吃一斤多。在单位附近，有一条街叫五一街，那里有个卖烤肉的回族人，叫穆海买，我常和战友们在夜间常去他的摊上吃羊肉。他坐在火炉前，总把大块大块的煮好的羊肉，分切成一个个小块让我们吃。我们一般要上好的羊肋条，让穆海买切开，撒上点食盐，很快便吃光了，很过瘾的样子。总把那分明还带着肉末与羊油的锋利刀子给忘了，我们吃的那会儿，它很上寂寞地躺在案板上，是失业了的垂头丧气。冷羊肉相对热的没有油腻的感觉，让人肉量也会增加不少。穆海买的摊儿上还有一种我以前没喝过茶，很是特别，每回都就着冰羊肉喝不少。

茶，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普通的砖茶，只不过熬制时放了一些调料，如桔皮、食盐等，不但口感不错，喝到肚子里成很舒服。但这种茶一般初到青海的人喝不习惯，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上它，甚至有些上瘾。

吃肉得花钱，我们那时是战士，身上没几个钱，怎么办呢？说到这个，还得感谢我的另外一个身份——文学青年。当时，部队的一名排长一月也就拿三四百元的工资，营团职也就五六百、七八百的，而我，有时一月的稿费竟然能收入一千多元。我和几个要好的战友每月基本上就拿这个钱吃肉了。

穆海买是个会作生意的人，有时候，我们吃完了肉，他见我们身上的钱宽裕，就主动让我们下月一块结，他甚至不知道我们姓甚名谁，这让我们很感动。有回，我问他：“要是我们不还欠你的钱怎么办？”他先是说：“咋会呢？”随后，他又说：“要是真不还就不还了，就当是我认错了人！”

我看了看他放在案板上的刀子开玩笑说：“你答应了，怕是它不答应吧！”

他便嘿嘿地笑，一脸的朴实。

相对新疆的边防部队青海部队的管理相对松一些，因此，那段日子在我的军旅岁月里可以说是相对自由的。我开始认识军营以外的一些人，文化人或者说是与文化有关的人。当时，还在青海日报社工作的杨志军便是其中之一。我认识他那会儿，他才出西部荒原系列小说不久。有回，我去报社向文艺副刊稿，作为文艺部主任的他便拿出来签名送了一套。我很是受宠若惊，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得到作家亲自签名的赠书，而且还是七本。

他在给我签名的时候，我留意到他的中食上有一个大坑。那时候，作家们写东西大多用写，用笔，那个坑是被笔压出来的，全是墨水浸染的痕迹。我给他钱，他不要，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就说请他去吃羊肉，但他给我的回答是他不吃肉。

我像捡到了一疙瘩黄金那样，将那七本书抱了回来，脑子里全是杨指间的那个坑，黑乎乎地，不知道被放大了多少倍。

我大约花了三四天的时间，几乎是一口气就把那总共近200万字的小说给看完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小说原来可以那么美和大气。之后，因为杨志军的那些小说都是写青海的，我就开始想去他写的那些地方转一转，看一看。就这样，我尝试着写小说的同时，逐渐开始了有些对号入座的在青海的旅行。进而我觉得自己有了梦想，变得幸福了。清醒的时候工作、旅行、写作，睡觉的时候也没忘掉幻想和做梦。

睡梦里，我把自己变成了小说家、旅行家，还兼着诗人，总是在青海发源大江大河的崇山峻岭间或万里晴空或者风雪弥漫地朗着自己写的诗文，总有着目空一切和光芒万丈的感觉，一点儿也不缺氧，仿佛整个世界是我一个人的。

我说梦话的毛病就是在那个时候经过千锤百炼成就出来的，一气呵成又延续不绝。我的战友们因此说如果在战争年代我万万不能让我搞情报工作，而我作为军人应该修炼的武功也从那时起基本上废光了。那段日子，我有幸走过了青海的很多地方，玉树、果洛、青海湖、金银滩、唐古拉山、三江源等等，以及青海以外的当雄、安多和拉萨。这些地方和那些我不断读到的、当时还未意识到是用来充实自己的文字一起，潜移默化，严重地影响了我的人生。

山河是严峻的、冷酷的，但文字却是温暖的、多情的。没有牢骚，没有抱怨，一切都在默默和自由的行走与书写中结缘，显得那么默契、般配、和谐甚至崇高。

我开始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去认识一片土地、一群人，并在这个过程中写下我看到的、我想到的，都是自然生成并且自由自在的。天寒，但心里很温暖；刮风，就让思绪跟着风一起飞。累了，就躺下来睡一会儿；苦闷了，就对着没人的地方喊上几嗓子。

一片土地的故事就这样或多或少地走进了一个人的心里，而那个人的故事也或多或少地留在了那片土地上，蒿草间、羊群中或者天空上、人流里。

有回，去青海湖，到了日亭和月亭，听着亭上传出的沙哑的铃声，看着前方的那一眼望不到边的茫茫大漠，我想到曾经由此处远嫁西藏的文成公主，忽然觉得公主很不容易，就和公主一样地哭了起来。眼泪就差没有像公主的那样流成传说中的倒淌河，冲下高原回到长安老家了。还有回，去草原的帐房作客，硬是把自己说成陕西人，让年龄和自己相仿的藏族小伙子叫“舅舅”（因为文成公主来自陕西，在藏簇群众中影响极好、威信极高，直到现在，草原上的一些藏族人都觉得陕西人就是公主的娘家人，应该叫“舅舅”）。然后，喝高了，又和人家面红耳赤地抱在一起称兄道弟……

这样的交流多得数也数不过来，丰富着自己也丰富着别人。当然，当时因为常识和水平问题，总是不知道很多事情，比方说，解放后慕生忠将军赶着骆驼进西藏，修通了西宁到格尔木的公路；也不知道马步芳在西宁办了昆仑中学，回族小孩子上学不要钱，还修通了青海高原上西宁到果洛的首条公路；更不知道西路红军战败后，有很多的女兵被抢到了马步芳的部队里当了一些军官的小老婆，有不少人当时还活着，就生活在青海；等等。这倒是应该了这样一句话：从来没有人能够真正认识一片土地，也没有知道一片土地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真正有过什么样的故事。

也许是嘴馋，也许是真的上了瘾，每回从归来，都要去穆海买的羊肉摊吃肉。依然是半斤冰手抓，让切了开来，一边喝茶一边吃。如果还不够饱的话，再要一碗麦仁，喝了，有一种心满意足的舒服。就这样，我一次次地给穆海买“送”了不少的钱，当然，也在这一过程中认识了不少“文艺圈子”里的人。比如时任青海省的作协主席朱奇老师和现任作协主席梅卓女士，以及时任青海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的董生龙先生和给我发表第一个中篇小说的《青海湖》杂志编辑唐娟女士。

这些人都是我的前辈，除了在所谓的文学上给予和帮助之外，还有生活上给过我不少照顾，比方说，虽然同在一座城市，同样当过兵的朱奇老师和董生龙先生还时不时地写信给我，鼓励我在部队好好工作。这些关怀和照顾，在今天看来仿佛都是举手之劳，甚至我们的交结不过是蜻蜓点水般地，但这份情分分明如同温暖和丝线把我们和青海连在了一起，暖暖的，

我想，所谓人因地亲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吧。人，一辈子需要的不就是这么点相互安慰和温暖的情怀吗？有了它，回忆就能永远停留在心里，永不褪色。而这，在日后的岁月里，让人心多一份感恩，并且平静和淡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有时，我问自己，当时为什么就不能和这些人做一些更深层次地交往和交流呢？但不知道为什么眼前总会出现穆海买用来切羊肉的刀，它总是很锋利的样子，刀把也被磨得光滑，在灯光下安静得有些让人害怕却又带着羊肉的馨香。进而，我想，生活也许就是把刀子，总在忙着把人和人分开，而被分开后的人就像是被切开的肉，虽然都被称儿是肉，但却因烹饪的手法和调料的多少名有了各的味道。而人和人的交集不过是带在刀子上的那点极容易被忽略的肉末或者油脂。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交往得很深。这，并也没什么遗憾的，反而会有许多想像的空间可以用来填充美好。

当时，我还认识了一批与自己年龄相仿的文学青年，主要是当时青海师范大学的一些大三、大四的学生，我们常在一起谈文学、谈理想、谈人生。那时候，青海的天空仿佛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总中很蓝很蓝，我有时去大学参加他们学生会组织一些活动，也常邀他们来我的宿舍一起喝上几杯，聊聊天。我们一起认识了当时青海经济广播电台《文学与青年》节目主持人杨帆，把人生和文学都谈到广播里去了。

杨帆算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长得也帅，据说身边有不少的女孩子在追。我们常想请他一起坐坐，但有些傲气的他总是不能到场。他比我大个一二岁，见我还没有谈恋爱，就建议给我找个一起来做节目的女大学生结婚算了。但奇怪的是那些女大学生仿佛都不怎么喜欢我，或者说是相互有那么点意思，但都没有十分便利的机会。有那么两个女大学生给我印象挺深的，一个姓马，一个姓赵，可惜二位当时都有男朋友了。

小马当时仿佛在青海的一家小报实习，有回，我写了点文字，大家都说让她发发。她把我的稿子拿去，但又拿了回来，说是在她那里发有些亏，得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她带一副黑边眼镜，一脸的严肃认真，拿着我的稿子仿佛是拿了一叠人民币，甚至把我给逗笑了。她说：“笑什么呀，我说得不对吗？这跟人找对象一样的，得弄个般配的，总不能随便就嫁了吧！”之后，我没什么顾忌地笑了，而她还是一脸的认真，那表情仿佛冬天的草原，年年岁岁都是一个样儿。

小赵家是青海湟中的，质朴得能让人在她的身上嗅到湟水河夹杂着泥土的味道，因为她居住的地方离我的单位较近，所以，有时参加过一些活动若晚了，我得送她。我们两人在一起时，她总是不太说话，但她身上类似于湟水河的味道总充盈在车里，只是到了她租住的楼下，她会柔声细语地和和说再见，而我总能听到她咣当咣当的高跟鞋声消失在楼道里……这些忆想如今都像轻风细雨，在明媚的天空仿佛可有可无，但却一直真实地存在。像一首诗，记起它来它就有；忘掉它，它也不会因为你的忘记而不存在。

小马毕业后去了敦煌，我是从她的一个朋友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我说：“她怎么了敦煌！”在我的感觉里，敦煌距青海西宁分明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她的那个朋友说：“她家就在青海与敦煌交接的地方呀！”之后，我才知道从青海湖向西，还有一条路是可以到敦煌的，并不是我想像的由敦煌到兰州再到西宁这么个里程。

那一路是过去的人们常走的一段丝绸之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走过，但它给我的感觉却是贫穷的、苍凉的、冷酷的。我后来听说小马当了一名教师，按理说这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但我总觉得与西宁相比起来，敦煌或多或少有些辛苦。虽说，我们至今也没有见过面，但她仿佛把西宁与敦煌这两个地方在我的意识里给连了起来，一路上都是洪荒的泥土和荒草，仿佛永远都在冬季的寒风里瘦骨嶙峋地发出细细微微的呼吸。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别看现在丝绸之路被炒得沸沸扬扬，但丝路多艰是一个永远都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当时，在我认识的那些文学青年里，还有一位男的，也是小马老家那一带的人，他听说我爱吃腌制的酸菜，寒假回老家时为我带来了好几瓶，说是他的母亲亲手做的。那些酸菜被装在瓶子里，仿佛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被困于某一空间，我看到的分明是很多很多在西部大地上的人们，艰辛而又无奈的生存。

我总是喜欢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串起来，然后连成片儿去看待某些东西。小马和她的同乡就被我串了起来还不够，在那瓶酸菜里想起了那一带人们的生活——冬天，人们基本上要靠这种菜维持，根本不像现在大鱼大肉地洪吃海喝——就那腌腌制的酸菜是农人们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所得的粮食换来的，而且精打细算，不敢多换一点点。它腌下的其实是西北人的辛酸，吃着它，甚至能一颗湿润的心看到粗糙的肌肤和苍凉的白发。

小马的同乡当时带给我那些酸菜时，面临着毕业找工作的问题，他需要百把块钱给他办事的人打点打点，但他却拿不出现在看来已经是非常微不足道的那几个钱。那时候，人们仿佛都很穷的。而那穷是很多人都必须面对的，不是谈理想与文学就能解决的。那时候，西宁的楼房不是很高，路也不是很宽，路上的车也不是很多，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都穿得土土的。小马同乡的家里，腊月天了，还舍不得生火，冻得要死。但就是这样，人们依然没有记忆把日子往好处过，让艰苦的岁月在往后变成幸福的回忆。就像当年的青海流行着这样一首很是好听的歌：“太阳是金来月亮是银，我们青海离天最近……”

小赵的情况相对好一些，她毕业后留在了西宁，进了政府机关，找了个老公很快便结婚了。但幸福的生活却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虽然我们直到现在还有联系，但总是淡淡远远的，不像想起小马和他的同乡那样叫人纠结。

这就是被我严重碎片化了青海，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它们像雪片一样从我生命的天空里落下来，飘着飘着，落在地上什么也不见了。在那里，我虽做过小说家兼着诗人的梦想，并以行者的姿态出现在那些山山水水间，但始终缺少的是“青海长云暗雪山”的豪气和“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大气，甚至感觉到自己变成了针尖那么大，融到雪片里飘着飘着也没了，而当回头一望，那片高原上千万年来都没化了冰峰寒光闪闪。

在青海我待了大约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调回新疆了。走的时候，我的战友们商量着要买样礼物送给我，但商量来去，还是决定直接送我钱更实惠，那些钱我当成回新疆的路费也没有花完。同时，战友们还在外面的饭店摆了一桌为我送行，还请来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杨帆和小马的同乡。

杨帆春风得意，可能感觉自己是个名人了，话更多了，和我们在一起喝不少的酒，让我们见识了一下土生土长的青海人真是能喝。还是我刚到青海时战友们接待我的那个头曲，但他喝多仿佛少也都不醉。而小马的同乡却在桌上一言不发，不喝酒，也不怎么吃饭，甚至眼泪花花地说，我这一走恐怕他和我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了。他的这种表现让我感到很意外，甚至很没良心地怀疑了一下其间的真实性。杨帆对此不屑一顾，批评小马的同乡说：“哥们，有点出息好不好？现在路和车越来越好了，比桑塔纳更好的车都出来了，开上还有长着翅膀的飞机，你娘们似的怕个啥呢！”

过后，小马的同乡和我以及杨帆被几个战友又拉去吃穆海买的羊肉，说是我再不吃就没机会了，仿佛是在说我去了新疆日后就没有了再来青海的可能性了，把我的心里弄得酸酸的，不由多看了穆海买的刀子几眼，忽然感到曾经非常令我着迷的羊肉已经没什么味道了。

事实是，此后的近十年时间，我再也没能到过青海。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到新疆后最先收到的来信居然是杨帆的，很长的，有近十页吧，大意是说虽然和我只见过几面，但却很难忘，在生活里能交到这么一个真哥们还真不容易。还说他心情很差，感觉到工作甚至活着都没什么意思。我打电话给他，他死了，至于他是怎么死的，当时没有人告诉我，直到两年后我才弄清：他做生意，被人骗了十多万元，醉酒后，不小心掉进了下水井。

我想，大约人在悲伤的时候都会很珍惜自己曾经认识的那些人吧，都想把他们称作哥们吧，是不是像被切开了的羊肉渴望回到先前的那个整体呢？我说不清楚，反正是当时分明什么都不在乎的杨帆死了。被他批评过的小马的同乡不但在西宁扎下了根，而且成了政府官员。让我没想到的是这哥们还真实诚，不但常和我联系，还偶尔能帮忙为我办点事。而我的那些战友在后来该转业的转业，该复员的复员了，一部分留在了青海，另一部分回老家去了。不管是离去的还有留下来的，聚散都是缘的情分永远地安置在了西宁。

这中间最值一提的是，当时把我的尿当茶水喝的那哥们复员后留在了青海，起初在一个单位里看大门，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勾引”到那个单位的一位女处长，两个结婚了，据说还过得不错。前几天他还打电话邀我去青海喝两杯，当然，他不知道我已经不喝酒了。我问他穆海买的羊肉摊还在不在了，他说：“嘿，早就不知搬到哪儿去了！”

至于杨志军，我们大约2005年在兰州见过一面，当时他因为写藏獒成了知名作家，但也离开了青海去了青岛。

我问他：“杨老师，你还认识我吗？”

他说：“怎么不认识？你比以前黑了……”

年岁不饶人，我见他分明有些老了，不由联想以前看到过的存在于他指尖的那个坑，就问他：“写作累吗？”

他轻描淡写地反问：“有啥累的？”

我说：“你现在写狗了？”

他说：“你也不写羊了嘛！”

旁边的人听了开玩笑说：“杨老师，你得好好护着他，要不他这样很快就被吃光了！”

我们都笑。

我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但分明还没有完，原因是写这段文字时，我的口水总忍不住的往下流——干什么呢——想吃青海的凉手抓啊——穆海买的刀子在我眼前一闪一闪的，仿佛把我在青海在故事也像羊肉一样地切成了块。于是，我很悲壮地想：其实，人与人之间很难形成面上的贴近与融合，有的只是偶然交叉的某一点。全盘吞下去，需要个好胃口，分送到嘴里却又错过了彼此太多的故事。这个，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一样。而若我现在说青海人都很不错，青海的姑娘身上都有湟水河的味道，你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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