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在中国文化中，“昆仑”、“河源”象征着国脉，而“昆仑山与黄河河源在西域”，表明西域自古便是中国文化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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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因此，寻找河源对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来说都是一件大事。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国有一句古语：“善治国者先治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治水即治国安邦，可使天下太平、安定。而寻找河源分明还有一种认知自我的精神高度。

据古籍记载，黄河古称河，又名浊河，也叫中国河。相传，早在尧舜时，黄河就是一条有名的河流。我国著名的古籍《尚书·禹贡》中，曾有过夏禹“导河积石”的记载。这是我国历史上关于黄河的最早记载。因此，在汉代以前，中国人普遍认为，黄河的源头在今青海东南部的积石山的。

积石山属昆仑山系，主峰海拔6282米，被当地藏族人民称“神山”，是传说的大禹治水的源头，也是女娲神的补天安地。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天在这儿塌下了一块，弄得万物不得安宁，女娲神就是在甘肃临夏和青海循化的交界地方，开始炼石补天。补天成功后，剩下了一块高大的石头，人们就将它就叫“积石山”了。

积石山这个地方，夏为雍州地，商、周为羌、戎地。战国末期被秦国纳入版图，置枹罕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属陇西郡。也许，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怀疑河源并不在积石山，可能在比积石山更远的地方，但却一直没能实地踏探。

汉武帝是一个非常崇敬名山大川的人，到了他的手里，国家有钱了、强大了，他就想弄清河源到底在什么地方。于是，出使西域的张骞除了联合月氏、弄些名马回来任务之外，还肩负起了另一样使命，即寻找河源。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张骞找错了地方，将新疆塔里木河当作了黄河上源，并认为黄河发源于于阗。

汉武帝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又专门派人再次考察，并“案古图书”，将黄河发源的山命名为昆仑。在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所谓“案古图书”就是上古流传下的文字和地图资料，汉武帝拿它们当依据，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汉武帝之前的中国古代的地图，已饱含了今新疆的信息，绘入了新疆的的山川。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中，“昆仑”、“河源”象征着国脉，而“昆仑山与黄河河源在西域”，表明西域自古便是中国文化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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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按现在的地图推算，汉武帝命名的昆仑山其实仅仅昆仑山的一条分支——喀喇昆仑，但就当时的中国而言，这座发源中国河的“昆仑”却是非常神圣的，因为传说中的西王母、元始天尊等大神都住在那里。汉武帝找到了它，就等于坐实了传说，甚至可以说是把传说变成了现实，让当时的中国精神有“地气”可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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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不能小看这件事情，虽然弄“错”了，但当时的人们对此坚信不移。《汉书》记载道：其河（塔里木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什么意思？塔里木河也是中国河的河源，它的注入地罗布泊（蒲昌海）与积石山这个地方的黄河是有“暗河”（潜行地下）相连的。这种有暗河存在的说法，让汉代人在“弄错”河源的同时，并非否定“河出昆仑”、“导河积石”的说法。

公元609年，隋朝攻败吐谷浑后置河源郡，隋炀帝命卫尉卿刘权在河源郡大高农业生产。其时，河源郡治古赤水城（今青海兴海县桑当乡夏塘古城），领赤水、远化县2县，辖区约当今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大部（贵德县除外）、果洛藏族自治州北部和黄南藏族自治州地区。从地名及管辖区域来看，隋朝人已经将河源由积石山向西推进了一大步，而我们从今天的地图上看，兴海确也与黄河源头的玛多只有一步之遥了。

公元634年因为吐谷浑寇扰凉州，唐太宗李世民命令唐朝军队发起反击。战争胜利后，唐朝的3位将军真正走近了河源，他们是李靖、侯君集和李道宗，按《新唐书》的记载，他们曾经“转战过星宿川，至於柏海，频与虏遇，皆大克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柏海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鄂陵湖或札陵湖。他们到柏海看看了远方的积石山，在河源搞了一次“旅游观光”。

这应该是中国的将军们首次到达河源，是一件大事，但因为当时地理概念的不明晰，可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后关于河源象征意义的大事，成了文成公主和亲吐蕃。

公元640年10月，吐蕃使臣禄东赞到达长安，朝见了唐太宗，向唐太宗述说松赞干布仰慕大国，殷切请求结亲的愿望和诚意，得到了唐太宗的信任。公元641年正月，唐太宗以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松赞干布，而护送文成公主的人正是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位将军李道宗。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绕道介绍一个李道宗。今天，一提到一提到李道宗，很多人会立即想到，他就是陷害薛仁贵的那个唐朝王爷。但其实是李道宗被小说丑化了，他根本没有陷害过薛仁贵。

李道宗是唐高祖李渊的堂侄、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弟，唐朝初期重要将领，一生参与破刘武周，破王世充，灭东突厥、吐谷浑，征高句丽等诸多战役，为唐王朝的统一和开疆拓土立下赫赫战功，在唐朝初年的宗室人物中与李孝恭并称为贤。唐太宗在晚年评价他这位堂弟为与李勣、薛万彻二人齐名的名将。小说不但有意“黑”他，还说他是李世民的堂叔，弄差了辈分。

虽说小说属于后世的东西，但我仍然忍不住想替李道宗说句话：他是一个两次见到河源的有胸怀的人，是不在乎这些的。

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从长安出发，到达今天的西宁后，作了大队作了短暂停留。然后前行二百余里到达日月山，下车换乘马，进入吐谷浑境内，受到河源郡王诺易钵和弘化公主的热烈欢迎，住进了早已建成的行馆。

为了让文成公主适应高原气候，李道宗让她在这里休息了一个多月才继续西行至吐谷浑和吐蕃边界的柏海。按双方的约定，松赞干布率军在这里迎接文成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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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我们今天已经弄不清这是唐朝与吐蕃的有意安排还是因为别的，但双方的联姻与融合却因为在黄河源头而变得意义非同寻常——正如我们今天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她们的妈妈叫光明叫光明；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们的妈妈叫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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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吐蕃传》：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与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

松赞干布穿了唐太宗皇帝赐与的袍带吉服，会见了文成公主和江夏王李道宗。他见文成公主姿质娇丽、举止得体，觉得这样的人只有梦中才能见到。而当他听说李道宗是唐太宗的叔伯兄弟、文成公主的族叔，于是执子婿之礼。但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吐蕃从此成为唐朝的“外甥“，唐朝和吐蕃成了一家人，双方世代友好的序幕在这里被真正拉开了。

河源，由此站成了血浓于水的亲情高度，而奔流不息的黄河则成了中华各民族于中国大地的浓厚血脉。在文成公主入藏后，为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作出重大贡献的事迹里，李道宗也非常荣幸地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唯一一位两次到过河源的将军与郡王。

其后，中国人一直没有忘记对河源的探寻。

明朝初年，朝廷曾多次派使者去西藏，其中一位叫宗泐的和尚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从西藏归来时经过黄河源头。他在《望河源》诗中注道：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黄河为抹处，牦牛河为必力处。赤巴者，分界也，其善西南所出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所出之水是为河源。这说明，当时的藏人了解巴颜喀喇昆仑山是黄河和长江的分水岭，黄河发源于巴颜喀喇昆仑山的东北。当时已将黄河称为“抹处”。

“抹处”即我们今天说的“玛曲”，而藏语“玛曲”是“黄河”的意思。今天的玛曲县青藏高原东端，甘、青、川三省交界处，黄河第一弯曲部。一条大河就这样流过了我们岁月、我们的生命。有意思的是，到了清朝，中国人已基本认清了河源到底在哪里，但乾隆皇帝依然坚持汉代及其以前的观点，即黄河源头在积石山以及积石山与罗布泊之间有“暗河”，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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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原因，纪昀在编纂汇集河源考察资料的《河源记略》时，依然将塔里木河和罗布泊说成了黄河源头。甚至到了现在，仍有学者认为乾隆的说法是对的。为什么呢？河源在这里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河源问题了。（文/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