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系列前文：

小事件，大影响——改变青海政治格局的罗卜藏丹津之乱（上）

小事件，大影响——改变青海政治格局的罗卜藏丹津之乱（中）

群里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老布来给大家讲讲《罗卜藏丹津之乱的历史背景》的最后一部分。

前两次讲座的开头都煽情来着，今天咱们就不煽情了，因为今天的内容多而细碎，最重要的是还很冷门。

前两期里的内容就算你不太了解，但至少五世达赖、第巴桑结嘉措、固始汗、噶尔丹，这些人一般都知道，再不济仓央嘉措，怎么也应该知道吧！

要是这位文青佛爷，您都不知道，我怀疑您调错频道了！

但如果说到青海和硕特的首领，估计听说过札什巴图尔、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的就没几个了，更何况其中有些人的名字简直长的令人发指，例如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

所以，我们直接进入正题了，今天要讲到以下几个内容：

1、清朝组建西藏地方政府时，罗卜藏丹津咋就变成咸鱼了；

2、青海蒙古和硕特部的组织结构；

3、清朝对和硕特最忌惮之处；

4、清军平息青海之乱的过程；

5、格桑嘉措对青海之乱的态度。

在上一篇文章里，我用了九千多字讲了三个问题：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是怎么没的；

六世达赖——益西嘉措是怎么来的；

六世达赖——格桑嘉措是怎么上去的！

上述三个六世达赖的命运转折，青海的蒙古势力都起了重要作用。

可以这么说，作为能够影响西藏政局的力量，青海和硕特部是这场魔幻大戏的主演之一。其坚决抵制益西嘉措，拥护格桑嘉措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个六世达赖喇嘛的命运。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浩浩荡荡的大军从青海出发，护送格桑嘉措归藏，其中自然也少不了和硕特部的身影。

尤其是康熙还允诺过，赶跑了新疆准噶尔部，让青海和硕特“恢复你祖道法”。这就意味着，青海最有实力的罗卜藏丹津，将是下一代和硕特汗廷的汗王。

但格桑嘉措在拉萨成功坐床后，罗卜藏丹津等来的不是汗王大位，而是连续不断的几盆凉水。

他首先，在坐床典礼上受到冷遇；

紧接着，又在为人求情脱罪的问题上被撅；

再然后，重组西藏地方政府根本就没考虑他。

其实，康熙也不是故意在和硕特汗王的问题上耍他，至少在清军入藏期间，曾降旨晓谕将领，如有战斗将青海蒙古诸部兵列前，勿与其争功，青海蒙古成功，也是大家的功劳。

同时还表示：“伊等(青海和硕特)倘以土伯特部教（西藏政教）俱我祖辈固始汗所建，地方俱属我者，……仅我军镇守可也，伊(青海和硕特)等欲镇守，则也妥。以此，我大臣等著军士略少驻守而已。

如今联已下此谕，后日以联未谕而翻悔则断然不可，联于众前颁谕也。”

也就是说，如果青海和硕特要继承祖业、镇守西藏，康熙是能够接受的。清朝的最高愿望不过是保留少量的驻军，因为康熙还对主帅延信说：“尔进兵平定西藏后，倘达赖喇嘛、青海之人未求留兵，大军全部撤回”。

可见，清朝借和硕特之助进军西藏，最主要的目的是“恢复卫藏平静，西南地方亦俱安定无事，使准噶尔无机可乘而已”[46]，并没有特别高的心理预期，至少最开始确实没有。

但诡异的是，延信留驻拉萨前后不过五十余天，居然在没有康熙首肯的前提下，撇开了罗卜藏丹津，组建了由康济鼐为核心的“噶伦联合执政”体系。

是什么原因，让延信既忽视康熙之前的承诺，又无视坐镇西宁的大将军王皇十四子允禵，而独断专行呢？

唯一的理由可能就是，延信感觉罗卜藏丹津糊不上墙！

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如果罗卜藏丹津英明神武，虎躯一震，别人都服了，又有皇帝此之的授意，只要延信脑袋没被门挤过，没道理独断专行。

只有罗卜藏丹津担不住稳定西藏的担子，完不成康熙的基本目标，延信才有调整的理由！

据吴丰培先生编撰的《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十上，列出了随同延信入藏的青海蒙古首领共十八人（王、贝勒、贝子、公、台吉）。这些首领均为固始汗后裔，分属左右二翼，所带军士少则二百人，多则一千余人，总数约五千人。

据延信反映，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入藏前响应颇为积极，可在与准噶尔交锋时却很消极。抵达西藏本土后，因马匹需大量牧草饲养，故进入拉萨的青海蒙军不到千人。

在十八个青海统领中，有七人实力最强，延信在奏折中称为“七大户”：

l、亲王罗卜藏丹津(右翼)

2、郡王察罕丹津(右翼)

3、贝勒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右翼？)

4、贝勒阿拉布坦温布(左翼)

5、贝子巴拉珠尔拉布坦(左翼)

6、贝子洛布藏达尔扎(左翼)

7、台吉瑞拉克诺木齐(左翼)[47]

这七个哥们手下小弟多，政治地位超然，具有很大的话语权，延信就留何人驻藏的问题，曾与“七大户”磋商。

结果，推荐人选的指向性相当分散，前五人都获得了推荐票。

这充分说明，罗卜藏丹津虽自诩为青海之王，但实际上青海蒙古是个散装势力。

随后，延信在奏折中，分别对五个候选人进行了评价。他对热心汗位的罗卜藏丹津评价不高，称其年幼，知识平常，“意气渐大”。

在青海时，凡事任意擅办，与他和好的人，则予袒护，不合的人，便行排挤。进藏途中，与准噶尔交锋时不肯打仗。进入拉萨后，占据拉藏汗家宅，天天酗酒，向藏人勒索食物，强派差役草料，醉后抢掠市人、牵拉妇女，藏人对他多次控诉，“若将亲王罗卜藏丹津于召地封汗，虐待我众唐古特人可至死地也”。[48]

对另一个刚获封郡王的首领察罕丹津，延信的评价也不甚高，说他数次推荐罗卜藏丹津，不过是为了保住自己青海总管之位，且其与准噶尔部有姻亲关系，作战不力态度暧昧。

另外两个候选人，则干脆就是差评拉黑的节奏，“懦弱无能，非可任事；人极平庸，毫无威信。”

唯一一个评价较高的阿拉布坦温布，却因为年纪较大，进藏过程中，旧病复发，未能至拉萨。

延信的选择题送走之后，还没等康熙作答，便开始重组西藏地方政府。在驱逐准噶尔过程中，功劳最大的阿里总管康济鼐为首，第一个表达拥立格桑嘉措的工布首领阿尔布巴为辅，形成了“噶伦联合执政”体系中的前后藏力量分布。

延信的操作，基于他清醒地认识到，康熙的首要目标是保持西藏稳定，有能力抵御准噶尔的再次侵袭。

相比之下与准噶尔有仇，又拥兵堵住入藏之路的康济鼐，显然比罗卜藏丹津合适得多。

所以，在延信任命康济鼎为噶伦时，附加的条件便是——如准噶尔再来，康济鼐必须领军抵御。

至于怎么摆平以前的承诺，估计延信觉得，康熙这老得没毛的老狐狸能搞定。

果然，等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九月，察罕丹津第二次赴京觐见，老狐狸捻着胡须对他说：“不要着急，回家妥妥等着，待我干服了准噶尔，一切都有安排！”

（“兹我等皆为一家，共为一体。此次进招(入藏)，尔等出了力，其效力之处，联甚明白。大功告成，尔等各有功劳，现抑或议叙军功，尔等皆有份，莫要着急。兹策妄阿喇布坦之事亦将完成，尔等各回原地数着念珠安逸生活耳。”）[49]

问题是察罕丹津能等，罗卜藏丹津可等不了了，就在察罕丹津返回的路上，罗卜藏丹津以召集青海蒙古会盟，叛乱的图谋开始发酵。

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1720年)，延信留下三千驻军后北返，青海蒙古大部也相伴返回，只有罗卜藏丹津带着三百蒙古军留下。

延信在藏的五十多天里，完成了治藏策略从“以蒙治藏”到“藏人治藏”的转换。但由于时间过于仓促，“噶伦联合执政”的系统，存在严重缺陷。

最严重的问题便是，形成了康济鼐、颇罗鼐为一方的后藏势力，阿尔布巴、隆布奈、索南达杰为一方的前藏势力。

七年后（雍正五年，1727年），阿尔布巴谋杀了康济鼐，前后藏政治势力大打出手，卫藏战争爆发，直接导致格桑嘉措被送至道孚惠远寺住锡七年。

“阿尔布巴之乱”和“卫藏战争”是清代西藏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以后在写七世达赖的文章详述。

在讲述罗卜藏丹津之前，我们先来阐述一下青海和硕特部的权利结构。

1641年（崇祯十四年），固始汗挥师入藏，干掉藏巴汗，是其构建和硕特汗廷的终结点。起点时间则是1637年，击败却图汗囊括青海全土。

在进入西藏后，固始汗为夯实和硕特汗廷的执政基础，打出了一张“将藏地十三万户全部奉献给达赖喇嘛”[19]的牌，将卫藏十三万户的赋税供奉予五世达赖喇嘛。

需要注意的是，固始汗双手奉上的是十三万户的赋税，而不是十三万户的管理权。

但对于格鲁派来说，拥有了卫藏三地的财权，是其能爆炸式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导致教派所属寺院从几百座，暴增至数以万计。

固始汗把卫藏财政拱手相让，那他自己吃什么呢？

这其实就能看出固始汗的深谋远虑了，他在囊括青海之后，并没有直接发兵与藏巴汗死磕，而是挥师东南，经过一年多艰苦奋战，搞掉了康区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吉。

一般意义上都认为，白利土司信奉本教，仇视格鲁派是固始汗发兵绞杀的原因。但其实白利土司对辖区内各教派还算公平，在他治下主巴噶举、达隆噶举、萨迦派的寺院都能正常运行，就连号称有仇的格鲁派，小日子过的也不错，甚至可能比卫藏地区还强点。

康区格鲁派最有影响的帕巴拉活佛，主寺（昌都强巴林寺）所在地恰在白利土司的核心区，但这位活佛曾多次获邀，前去拜访顿月多吉。

固始汗与白利土司死磕的原因大概有两点：

首先，康区控制通向中原的商路。

此前白利土司曾截断这条汉藏金桥，来逼迫格鲁派地头，有志于控制西藏政务的固始汗，绝对不能容忍咽喉受扼。

其次，康地虽地形破碎，但却是农牧混合区，具备成为财政奶牛的条件。

所以，固始汗在建立和硕特汗廷后，头戴“全藏三地之王”的豪华桂冠。马上便以“青海地广宜牧，喀木(康)人众粮多”，命诸子分牧于此二地。

这就是青海主兵，康区主粮，军事经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

青海地区的和硕特部，保留了草原上的固有传统，以世袭封地的方式运行。随着不断将牧场分给子嗣，辽阔的青海草场被细分成大小不等的世袭封地。

在世袭封地的基础上，青海和硕特形成了一套从上到下的组织管理结构。封地管理者按照能量大小，分成大诺颜(汗或大台吉)、诺颜(蔑尔根、楚库儿、岱青等称号)、小诺颜(小台吉)、塔布囊、执政四大臣、得木齐和恰等一套系统。

在这套散落与各地管理系统之上，和硕特汗廷为便于沟通思想，统一步调，还形成了定期的“会盟”(丘尔干)制度。

由于会盟议事的过程中，经常出现方向性的决定，故在《清实录》中有比较多的记载。

例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廷派人“注谕青海诸台吉，“……又告以击败噶尔丹之事。堪布言，此事大，我不得独主其议，侯青海诸台吉同来会盟，定议再覆。七月初八日，扎什巴图尔等三十一台吉俱到盟所，以檄文授之”。

再例如，雍正元年，罗卜藏丹津令各部会盟于察罕托罗海地方，“勒令众等呼伊为达赖混台吉，其余台吉俱令呼旧日名号，一概不许称呼王、贝勒、贝子、公封号”。[49]

大家注意一点，召集青海诸台吉（首领）来会盟时，提到了两个名字，一个是扎什巴图尔，一个是罗卜藏丹津。

显然这父子二人的地位高于其他台吉一头，否则不会特别指出。

而他们也确实是青海和硕特最早获封清朝亲王的领袖，所以上次讲座是曾说过仓央嘉措写密信给扎什巴图尔，告了拉藏汗一状，导致札什巴图尔差点挥兵进藏，找拉藏汗的麻烦。还是康熙派人赶到青海，一边宣旨，一边表明支持拉藏汗的态度（敕封“诩[xǔ]法恭顺汗”），压住了这个冒烟的火药桶。

仓央嘉措为啥不给别人写信呀，一方面是因为二人私交甚好，另一方面札什巴图尔是青海最有话语权的领袖。

作为青海最硬实的存在，和硕特八台吉(青海八台吉)的首领，也称洪台吉(后为总管王)，总理青海一切军政事物，是会盟召集人，拥有汗廷副汗的地位。他的上级就是和硕特汗廷的汗王，其下则是青海蒙古的左、右二翼。

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势力，历来就有分左右翼的传统，青海和硕特也不例外。

固始汗刚去世不久，青海和硕特就以西宁——东科尔庙——日月山——青海湖东北岸——布隆吉尔河为界，分作了左右两翼，界线以南为右翼、以北为左冀。 [50]

从这条界线上看，左翼接近湟水河谷的农耕区，受中原影响更大，而右翼则位于草原深处，基本保持了蒙古族的固有生态。

两翼在自然生态上的差异，最终演变为两个势力集体在政治路线选择上的分歧。

和硕特的右翼长一直由顾实汗第六子多尔济一系担任，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才“诏察罕丹津为罗卜藏丹津领青海右翼”，罗卜藏丹津之乱平息后，清朝在青海地区推行了盟旗制度，八台吉和左右翼长都成了昨日黄花。

左翼长开始由达延汗（固始汗长子）后裔担任，到康熙五十五年时，清朝任命固始汗第四子达兰泰之孙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分领青海左翼。此人作为和硕特部的实权人物，在康熙末年获封郡王，地位仅次于有亲王封号的罗卜藏丹津和察罕丹津。

小事件，大影响——改变青海政治格局的罗卜藏丹津之乱（下）

从上面的组织结构上看，和硕特汗廷的汗王毫无疑问是最高领袖，坐过此位的一共四人：

固始汗（1642年—1656年）

达延汗（1644年—1670年）

达赖汗（1671年—1701年）

拉藏汗（1701年—1717年）

洪台吉作为青海的总管王，拥有汗廷副汗的地位，达赖巴图尔（达赖汗）、扎什巴图尔和罗卜藏丹津。

其次是分管世袭封地的八台吉，以及左右两翼的翼长，均为固始汗直系血亲后裔担任。

解析完了青海和硕特的组织结构，我们回来将没吃到葡萄，还惹了一身骚的罗卜藏丹津。

延信从西藏退军后，青海各部大多相伴返回，只剩心有不甘的罗卜藏丹津带着几百人留下。但此时，由康济鼐、阿尔布巴为轴心的噶伦联合执政系统已经建立，手里要兵有兵，要权有权。罗卜藏丹津在一边流着哈喇子，却无从下嘴。

更让他恼火的是，他似乎成了清朝的“弃子”，不但之前承诺的汗王打了水漂，此后的论功行赏过程中，“察汗丹津封了亲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封了郡王”，自视为青海之主的罗卜藏丹津得到了“加封银二百两，缎五匹”的重大酬劳。

估计当时罗卜藏丹津心态都崩了，其实何止他成了弃子，随着清朝之主西藏政坛，整个青海和硕特的地位都下降了。

如果说康熙在五十七年（1718）九月接见察罕丹津时，说“共征准贼，恢复你祖道法”，没准儿还是真心话，等到六十一年(1722)九月，再次见到察罕丹津是，说的“莫要急，等我干服了准噶尔，一切都有安排”，基本就是纯忽悠了。

（“莫要着急。兹策妄阿喇布坦之事亦将完成，尔等各回原地数着念珠安逸生活耳。”）

因为，真的干服了准噶尔，和硕特的地位只会更加无足轻重。

还别说干服了准噶尔，这还没干服呢，清朝对和硕特的挤压，就摆上台面了。

前面曾经说过，固始汗因“喀木(康)人众粮多”，命诸子分牧各地。

这些后裔便是大家去甘孜旅游时，随处可见的“霍尔部落”的由来，现在都成了旅游名片了。

清朝借着四川派兵入藏的机会，将和硕特重要的税源地，康区直接纳入其统治下，“这样，和硕特便不再享有康区赋税，在经济上蒙受损失，这使得青海和硕特对清朝更为不满”。[51]

事情发展到这里局面就很清楚了，虽然有学者认为清朝是在针对罗卜藏丹津，但其实他的量级都不值得清朝针对一下。

单拿罗卜藏丹津和噶尔丹对比，罗卜藏丹津的能量远逊于噶尔丹，清朝倒是正经八百地针对过噶尔丹。

但如果把和硕特汗廷和准噶尔汗国拿出来对比，和硕特汗廷对西藏的影响力，远超准噶尔汗国。

可以这么说，和硕特汗廷算是西藏的肘腋，准噶尔汗国也就是脚丫子。

所以，清朝要肢解的也是和硕特汗廷，而不是罗卜藏丹津，他都不值得被肢解一下。

当然，罗卜藏丹津本人肯定不这么理解，他依旧认为自己是青海之王。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恭送第三个六世达赖格桑嘉措入藏的行动，让和硕特部失去了汗庭、失去了在西藏的统治权、失去了对达赖喇嘛若有若无的控制权、失去了最重要的税源地，剩下的仅仅是青海的驻牧地。也就是说，清朝完成了肢解和硕特汗国的所有步骤。[52]

小事件，大影响——改变青海政治格局的罗卜藏丹津之乱（下）

1723年（雍正元年）5月，心有不甘的罗卜藏丹津，不等察罕丹津从北京返回，便在青海召集了诸台吉会盟，“勒令众等呼伊为达赖混台吉，其余台吉俱令呼旧日名号，一概不许称呼王、贝勒、贝子、公封号”。

这种拒绝使用朝廷封号的做法，基本类同于反叛，而且清朝很快便收到了卧底的线报，罗卜藏丹津在会盟上曾说：“昔日曾言，取土伯特国后，自尔等之内，授以汗位，故思我等之内或有受命为汗者。今时隔三四年，仍无动静，由此看来，我等无指望矣!”[53]

这段话深深地失望之言，并不能让清朝动容，线报中的“罗卜藏丹津在拉萨时，就曾派15人为使，前往策妄阿拉布坦处”[54]一语，才真正触动了清朝敏感的神经。

但这里面有个问题，罗卜藏丹津为什么要撇开察罕丹津召开盟会呢？

要知道，这对同样拥有亲王头衔的察罕丹津，是种极不尊重的做法。

可能在罗卜藏丹津看来，察罕丹津是受清朝皇帝青睐的人，而清朝也似乎确实有把他做施以平衡的棋子来考虑。

雍正登基后，首先下诏命察罕丹津和罗卜藏丹津共领青海右翼，其次又在侵吞丹仲领地的事件中明显偏袒。

贝子丹仲是察罕丹津的亲侄子，他去世后遗留的领地，遭到察罕丹津的非法侵吞，这直接影响到青海地区的权力平衡。为此，年羹尧直接将其定性为“专擅”，奏请“擒插罕丹进父子，除凶恶以警众彝”，但雍正的回复居然是“有事不如无事”，最终将丹钟部落赐予了察罕丹津。[55]

清朝有意无意的离间，或是雍正忙着清算九子夺嫡的对手，根本就顾不上青海蒙古，反正罗卜藏丹津对察罕丹津越来越警惕。

即便在一片表述青海反叛的奏折声浪下，察罕丹津还为罗卜藏丹津辩解，说他会盟是为了推举其为青海蒙古之总领，并非真要密谋反清。而罗卜藏丹津也上奏申辩，称“去冬会盟舔枪口立誓禁止偷盗及藏匿盗贼是实”。但从之后的事态发展上看，两人的关系根本没有复合。

至于和硕特是否曾联络准噶尔共同反清一事，学界争论颇多。

日本学者石滨裕美子根据年羹尧的奏报等资料推测，罗卜藏丹津确实派出了向策妄阿拉布坦寻求援兵的使者。但她同时也认为，“他（罗卜藏丹津）大概确实有‘叛意’，也许归根到底是会叛乱。但与清朝合作共逐准噶尔刚结束，便向准噶尔求兵反清，能否获得策妄阿拉布坦的信任都是个大疑问。”[56]

这一点，曾带兵入藏的延信看得也挺透彻，他在上奏里写了这么一段，“策妄阿喇布坦深知青海人背信弃义，反复无常之享性，故兹即便遣使了，伊亦会疑为系遣使笼络，岂能轻易相信而倾心相助耶？”[57]

从君臣间的往来奏对上看，清廷似乎对和硕特与准噶尔联合，并不十分担心，那他们提防之处，又是什么呢？

年羹尧在雍正元年五六月份的几份上奏里，将清廷的担心之处讲得非常清晰。

六月十六日的奏折：

“……五月以后，罗布藏丹尽横逆日彰，声息渐紧。就两家之形迹而观之，一重一轻，一缓一急。其实两家彼此通同，各自生端，插汉丹津奸而柔，惧川兵之尾其后也，不敢显然作梗，亦不敢明与罗卜藏丹尽合。”

六月二十日的奏折:

“插罕丹律与罗布藏丹尽，人人觉此两家分而未合，‘而不知其外离而内合，外则各不相谋，而内实表里为奸。’……其实因插罕丹津为松藩兵马所俱，改息异念，不与同事，其势已孤。是今日之事，似当急于罗布藏丹尽者一定之理也。而以兵制插罕丹津正所以料罗布藏丹尽者，乃西海现在之情形也。”

同一上奏中，年羹尧又对和硕特的内部情况分析道：“西海蒙古十九家部落情乘势散，虽有凶横之人，一时不能成事。”

可见，清朝最担心的是青海蒙古两个最强势力的联合，而非其与准噶尔的联合。

由此反推，雍正上位后对察罕丹津的各种优待，确实有离间青海蒙古的嫌疑。而年羹尧作为主政前线的大员，则更多着眼于具体操作环节。在处理丹仲问题上，他直言不讳地表示：“或因此破格天恩感化插罕丹津，则既寝其目前之逆谋,而我得以专心料理兵马，以待来春。”[58]

不过很快，清廷就不用担心了，因为罗卜藏丹津和察罕丹津打起来了，一起挨捶的，还有名字巨长的——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

这唯二未参加罗卜藏丹津盟会的首领，很显然被定义为不稳定因素。

小事件，大影响——改变青海政治格局的罗卜藏丹津之乱（下）

延信得到消息后，给了这么一条对策：“臣派遣理藩院官员，前往大度马口静候，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等如若支撑不住，被迫自携妻子及其属下要人来投于我，尔等即令入关，带至臣处。其之妻小妇幼牲畜若欲进关，亦准入之。若其将所属全部带来，则人太多，且伊等皆为青海之骨肉，毕竟不可信，颇需斟酌，故勿使入关。”

延信的策略也知会了年羹尧，“并亦咨总督年羹尧知之”。结果这条明显要置之于死地的策略，被雍正劈头盖脸的一顿骂，“尔如此料理令人不堪入目，错不堪言”。

可有意思的是，年羹尧的措施也没比延信好到哪儿去！

他不过是给挨捶的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送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伊等之兵若来，尔妥善抵御，勿惧，我大军立即出师，往援尔”。

但实际上，年羹尧明知道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顶不住，在给雍正的奏折里却说：“青海之人俱系顾实汗后裔，目今伊等背我国重恩，骨肉相残，与我等毫不相干。罗卜藏丹津如果能剿灭额尔德尼额尔克，则系伊等自削力量，尚于我等有益。额尔德尼额尔克若不及罗卜藏丹津之力归降，伊亦非诚意归降，日后我大军出师后，伊定又归降前来，此毫无费心之处”。

对于同样挨捶的察罕丹津，年羹尧在上奏里认为，“插汉丹进虽非实心内向者，而既得丹仲部落，满其所欲，又为罗卜藏丹进所逼,目前颇有恭顺之象，不妨因其恭顺，且示宽大，以羁糜之耳。……又闻，罗卜藏丹尽己领兵前往侵掠插汉丹进。若果有此事，插汉丹进兵力足以相敌，断不似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之无能为也。臣已密移四川提督，并行知西宁总兵，严防边讯.口外渐已寒冷，即有信息，不可轻动。总之，我兵必计算始终乃可调集。且静守观衅，以待来春，似不为迟。理合缮折，预奏以闻。”

可以看得出来，年羹尧和延信都建议坐山观虎斗，以收渔翁之利。但雍正把前朝之臣骂了个狗血喷头，对自己的爱将，只是说“如今目下情形，待来春恐失机宜。……目今已得出师之辞矣……。”

从这道朱批来说，雍正似乎有搞一下罗卜藏丹津的意图，只是懊悔错过了最佳时机。

雍正元年五月，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被打得抱头鼠窜，逃至甘州内附。八月，察罕丹津也战败，携属下140余人逃至河州老鸦关求助。

期间，雍正曾着手调停，一边置书劝说被迫跟从的青海部落，脱离罗卜藏丹津阵营；一边遣使向罗卜藏丹津宣谕，“和解尔众，仍令尔兄弟照旧安居”。

但此时，罗卜藏丹津已全面发动起来，“遣叛党分掠西宁诸路”,煽动附近藏族为应，住持塔尔寺的大喇嘛察罕诺门汗随之叛乱，远近游牧藏族及喇嘛“二十余万，同时骚动犯西宁”[59]

面对清朝的调解使臣，罗卜藏丹津抗言道:“戴青和硕齐、额尔德尼额尔克诬奏我反叛皇上，此与杀我何异，如今我等势不两立，断不能和好如初。”

随着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和察罕丹津相继败逃，清朝平叛的国家机器也开始隆隆作响。

八月，雍正在给年羹尧的诏谕中定了性，“今罗卜藏丹津之罪已甚明显，叛变在即也，尔应全面整顿西宁、松潘、甘州等地军队，务必牢固，详尽谋划断不可轻忽，然后应详细策划大军出边剿灭”。

自此，原本希望的让青海自己放血，来年春季出兵收拾残局的计划，因察罕丹津不抗揍而破灭。

9月11日，平叛大计初定，年羹尧以抚远大将军之衔主持全局，调集陕西四川的两万兵力前往西宁。令副将刘绍宗、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鼎率兵“由边渡口出边，引路迎截”；总兵周瑛驻察木多，防罗卜藏丹津进入西藏。

10月9日，侍郎常赴青海宣旨，被罗卜藏丹津囚禁。

10月19日，罗卜藏丹津出兵攻打西宁，包围南川申中堡、西川镇海堡和北川新城堡，同时对甘、凉等地发起进攻。

11月10日，完成军事部署的清军展开反击，一边攻掠和硕特部属地，一边清剿参与叛乱的奇嘉寺和郭莽寺，“杀喇嘛、番子(指藏族)一千余……郭莽寺原系众贼人聚集、商议叛乱事务之地，故放火将寺之房屋全部烧毁，所捉贼之头目全部用火烧死”。[60]

11月13日，岳钟琪自四川松潘北进，“一路上破堡三十七，斩首数千”，腊月二十六日抵达西宁。

12月25日，清军攻下塔尔寺，堪布诺门罕等六人以“虽势穷来投，情难姑恕”而被斩，留三百喇嘛在寺院，其余全部强迫还俗。

雍正二年（1724年）1月10日，岳钟琪指挥清军进攻郭隆寺（佑宁寺），遭遇激烈抵抗。

按岳钟琪的奏折描述，抵达时喇嘛、叛匪已在40里外扎营，叛军占有利地形，人数过万，“……此役贼死战不退，战中将喇嘛均杀尽后，贼匪方败退……，先后共计歼贼六千余……将郭隆寺以火焚毁……”，并称此战为“自三藩平定以来未有如此大战者”。[61]

郭隆寺毁于兵火之后，雍正命年羹尧将年幼的三世章嘉，护送到北京，驻锡于弘仁寺。不久，雍正帝躬身亲问，一见如故，执手并坐，想起前辈章嘉，不觉潸然泪下。而后还对年羹尧说:“你将青海蒙古全部收归治下，联并不怎么高兴，而你把联之喇嘛的真正转世延请至京，与联会面，却使联高兴之至”。[61]

雍正会不会因保护了一个活佛，而如此高兴呢，我们后面再说。

小事件，大影响——改变青海政治格局的罗卜藏丹津之乱（下）

2月8日，消除了后顾之忧的清军，兵分三路冒雪向西，贝勒彭措、贝子噶尔丹岱青、台吉垂印等率部投降，罗卜藏丹津逃到柴达木河一带。2月19日，岳钟琪派精兵千里奇袭，罗卜藏丹津猝不及防，母亲及妹夫被俘，罗卜藏丹津逃至准噶尔。

乾隆二十五年(1755)，清军平定准噶尔部，罗卜藏丹津向清军投降，被押解到北京，直至老死。

纵观整个青海之乱的过程，即便从罗卜藏丹津召集会盟算起，不过仅半年多，从清军反击来算，则只有三个多月，平叛速度之快，可能都超过清朝的预估。

以至于，松巴堪布在《青海史》里形象地写道：“当老鹰赶小鸡似地驱散之际，蒙古军的首领(罗卜藏丹津)就逃往北方，士兵们也都逃奔他乡”。[62]

所以我在前面说，罗卜藏丹津与噶尔丹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

但罗卜藏丹津对清朝治理西藏青海的政策影响，却远大于噶尔丹。

七世达赖格桑嘉措能够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他顶着康熙的压力，将其留在了青海。

而他发动的叛乱，又让清朝在平叛后，仿照内外蒙的经验，在青海强硬地推行了盟旗制度，将和硕特部编为二十一旗，任命官吏划分草场。和硕特以外的蒙古各部，编为八个旗，明确要求“不许（和硕特）侵夺占为属下”，以分和硕特之势。

同时还规定了会盟与朝贡的制度，各旗每年会盟一次，由西宁办事大臣监督主持；青海诸王、贝勒分三班，“三年一次，九年一周”朝贡。

雍正三年(1725)，清政府改西宁卫为西宁府，下辖两县、一卫，设“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管理青海一切政务。[63]

打出这套被称为《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和《禁约青海十二事》的组合拳后，青海地区正式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

因此，日本藏学家佐藤长才会写道：“固始汗的子孙在“叛乱”后，不但丧失了在西藏的所有权力，在青海地区的统治权也受到了限制。”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我一直没提到。这个人就是第三个六世达赖，后来的七世达赖——格桑嘉措。

他作为被青海和硕特硬顶着上位的达赖灵童，还与罗卜藏丹津有姻亲关系。

格桑嘉措的父亲索南达杰是个很有政治野心的人，一直在为自己布局。格桑嘉措尚在塔尔寺学习期间，非常仰赖青海和硕特的支持，索南达杰便与和硕特最亮的仔有勾连，将罗卜藏丹津亡兄之女嫁给达赖喇嘛之兄陈累，以巩固双方关系。

青海之乱爆发后，陈累一直在罗卜藏丹津身边，事败后携其妻逃归西藏。索南达杰和格桑嘉措为避免嫌疑，派人“同捉陈累”并解送年羹尧处。但他的身份让清廷颇难处置，参与叛乱按律当杀，但毕竟是达赖亲哥哥，“今若送回藏，则必多牵念，断不可为”，最后只能安置在理塘，“不准其各处走动”。《奏请处理达赖喇嘛之兄折》

另外，据说罗卜藏丹津还是格桑嘉措的姐夫。

格桑嘉措本来是嫁给了察罕丹津的侄子拉查布，丹仲部被清朝划分给察罕丹津时，拉查布不同意，引罗卜藏丹津为外援，“将其妻达赖喇嘛之姐给与罗卜藏丹津，并合力共同掠寄察罕丹津。”

正是上面这些拐弯抹角的关系，让格桑嘉措对罗卜藏丹津抱有同情之心。在事件爆发前后的雍正元年（1723年）夏秋和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格桑嘉措两度遣使致书年羹尧。

年羹尧在上奏里写道：“观达赖喇嘛两次所送文书，班禅所送文书，皆为罗卜藏丹津所为恶行，祈请宽恕彼等，使生灵安逸等语。

因此我答复达赖喇嘛、班禅曰‘罗卜藏丹津等残害生灵，败坏黄教，挑起战事，侵犯边口，胡行暴决等，圣主为念黄教、众生灵，不剿灭彼等固实汗后裔，屡屡宽恕降旨……几次行文晓谕。罗卜藏丹津等人，并不知圣主好生之仁慈，仍互相抢掠，涂炭众生灵，不停战事。因此，才发大军平定青海为首大罪之人。”

结果雍正在给心腹爱将的朱批里，几乎用了破口大骂的口吻：“喇嘛、和尚、道士就是此一种妇人之仁，不论是非，回字回得甚好。但西藏备兵万余，拒捕罗卜藏丹津，今又替他讨饶恕。联略不解，依尔看来，他们是什么主意，来文光景如何?丹尽(罗卜藏丹津)若逃藏，他们如何区处。可将乞宽来字翻译，得闲带来看看。”《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 编号 122》

可见青海之乱时，清廷曾要求西藏出兵征剿，但未得到回应。相反却一再遣使为罗卜藏丹津求情，暗示对清廷军事征剿的不满。

二个月以后，达赖、班禅再次遣使北京，因天热留在西宁，其上奏文书原文已无存，但雍正的朱批尚在。

这道朱批写得更狠：“不论是非，一派假慈悲，满腔真贪杀，乃喇嘛之道也。但此教天地间，将来不知如何报应也。此时明露一点不得，联亦著实留心化导他们，若能够易恶习，联功不小也”。[63]

回想刚才雍正拉着三世章嘉之手，激动得热泪盈眶，表示“拿下了青海，我都不咋高兴，迎来了活佛，我老高兴了！”

两项对比，是不是挺有喜感？！

小事件，大影响——改变青海政治格局的罗卜藏丹津之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