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期的河湟——对神话、传说与考古、历史真实的描述

在4000年前的一个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地震、泥石流吞没了位于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官亭盆地的喇家村。瞬间发生的灾难，将历史永久地定格在那一刻。

在中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导河积石的故事家喻户晓，而大禹所处的年代也恰好是公元前21世纪左右，所治的河水正好就是积石山下喇家村旁流过的黄河。

在喇家遗址中，无论是窑洞式的聚落形态、特殊的地面建筑、聚落外围的宽大壕沟、区域中心的广场和祭坛，还是礼仪用的玉器、巨大的石磬、精美的彩陶和漆器、组合的生活陶器、房址里的壁炉等，都有力地证明了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巨大围垣聚落，当时已经进入文明初期阶段，或者已经出现了王权或其雏形。

从城市的形制来看，喇家遗址似乎验证了芒福德“在城市的发展中，帝王处于核心的位置”的说法。中国城市从一开始就是基于“筑城以卫君”的目的而建立的。不是商人而是王权促进了城市的出现和崛起。在中国，城市一出现，就具有了无可替代的政治象征意义。

喇家遗址、宗日遗址、沈那遗址、柳湾遗址以及青海分布广泛、面积巨大的新石器时代古遗址，为早期中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考古线索。

戴传贤指出：“青海是中国文明的策源地，滔滔河水，终于流成了泱泱大国。”

青海，早在2至3万年前就有大规模的人类活动。高原先民先后经历了考古学意义上的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至公元前6000年左右，农业、定居生活在“两河流域”(湟水河、黄河)定型，人们用双手制作彩陶，并在高原腹地建设起最为富饶的家园，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

青海被誉为“彩陶王国”。作家张承志在《北方的河》中深情地写道：“河湟地区彩陶流成了河。”青海乐都柳湾彩陶，无疑汇集了中国彩陶的众多类型，代表了中国彩陶的巅峰。

与彩陶文明相媲美的是青海青铜文明。距今4000年左右，青海先于黄河流域进入使用青铜等金属阶段。青铜时代由人类社会大发展时期伴随人类第一次大分工而出现：随着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还有社会阶层、奴隶制度、有组织的战争和贸易。

在同德宗日遗址中曾出土了一组骨刀叉，这组骨刀叉，跟我们现在用的西餐刀叉勺形状是非常接近的，大小也差不多。专家利用人骨骨胶原中同位素分析后显示，青海先民曾种植我们熟悉的粟(小米)、黍，同时也摄取一定量的动物肉食，过着以粟、黍等为主食而渔猎为辅的生活。在喇家遗址中出土的“世界上最早的一碗面条”，就是用粟，即小米面制成的。

夏商时期，青海已经呈现出东西方不同文化类型共存发展的雏形。民和等多地发现的白种人的遗骨证明，中西交流早于张骞出使西域。

此时，小麦在河湟地区广泛种植；医疗技术开始出现，河湟先民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开颅手术技术。而代表这一先进文化的人群，被称为羌人。

羌族是西部的重要部族，距今约三四千年左右。当印欧人大量涌入新疆一带时，幸亏有甘、青羌人，才有力地阻挡了印欧人的东迁和扩张。事实上，西方人将最早接触到的东方人称为China(羌)。

在安阳殷墟出土了很多刻有“羌”字的甲骨文。贾逵《周语》注说：“共工氏姜姓。”《太平御览》说：“神农氏姜姓。”《史记·六国年表》说：“禹生于西羌。”《太平御览》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中说：“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意思是共工、神农、大禹的身份是羌人。黄帝在位时，羌人曾助黄帝战蚩尤。“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师会于牧野。”羌为周朝建政立下赫赫战功。

周朝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的统治，分封许多功臣和贵族到各地做诸侯。齐、申、吕、许、秦等即是姜姓羌人受封建立的诸侯国。曾先后为周文王、周武王当过军师的羌人杰出人物姜尚(子牙)即是齐国的开国君王。相传周穆王曾驾着八骏之乘拜访西王母。而西王母被认为是西部羌人的部落首领。

秦人或许不是最早进入中原的人，但他们是众多进入中原的羌人中影响较大的一支。秦人自称为秦或嬴，实为羌的转音。顾颉刚指出，他们做了诸侯，做了贵族，就把自己的出身忘了，也许故意忌讳了，不再说自己是羌人而是说华夏人。至于留在原地的，当然还是羌，还是戎。

无弋爰剑，一个从秦国逃跑的奴隶，也是第一个记入中华史籍的青海羌人。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他是不是真正的羌人。但至少说明无弋爰剑与羌人语言相通。《后汉书》中记载，他逃至黄河与湟水河之间，成为统一羌人的部落联盟首领。

先秦时期，河湟应该属于一个多元文化交汇、多种族交往，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不错的地域，甚至是一段时期内，黄河上游文明高于中下游文明的地区，是早期华夏重要的文明补给区。那时，一种文化的向东传播与扩张，都必然要经过青海这个现实的文化场进行折射和过滤。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总结羌人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时指出，在中国文字中许多表示“好”或相当于这个意思的字和偏旁，如羊、祥、羹、馐、善、义、羲等，都曾与羌人有关，这是对羌人文明崇拜的反映，也是华夏文化中西戎羌人文化的初源的遗存，这甚至意味着羌人确实创造了丰富的文明。

两汉时期对河湟的开发——从历史的中心到华夏文明的边缘

在青藏高原半干旱的牧区，每隔一定的年份都会发生灾害，如雪灾或旱灾。而另一方面，青海东部耕地有限，已经不能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饥荒、战乱，加上喇家遗址所反映出的洪水、地震，进入秦汉时期，青海文明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

美国人贾雷德·戴蒙德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书中，把一个社会崩溃的原因归结为五点因素，即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友邦援助的减少以及社会自身缺乏应对之道。

黄河中下游经过夏商周时期的发展，由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融合了羌等多种民族的华夏文明迅速崛起。

随着汉朝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中原政治经济的发展加剧了从商周时期已存在的华夷分野和农牧之别。

汉朝依仗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北逐匈奴，西击羌戎。汉帝国的触角第一次深入“扼束羌戎，藩蔽秦陇”的青海腹地。

公元前111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在青海设立第一个军事据点——西平亭(今西宁市)。羌族不堪一击，大量部众不断臣服于汉朝。

汉帝国陆续在青海东部设立了临羌(今湟源)、安夷(今平安)、破羌(今乐都)、允吾(今民和)、允街(今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河关(今贵德)等县，并将青海东部地区正式纳入中原封建王朝的郡县体系中。汉朝派出护羌校尉，以加强对羌人的管理。东汉护羌校尉邓训经营河湟，深得民心。后羌民痛呼邓训早逝并建土楼神祠。

在汉代城堡中，规模较大、至今保存完好的要属王莽修建的西海郡(海晏县三角城)。它是建于青海省腹地最早的一座郡级建置城。王莽设置西海郡，不仅将青海湖流域第一次纳入中央王朝版图，而且为青海湖流域赋予了政治、地理的文化意蕴，那就是历代帝王追求的“四海一统”。

为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控制，汉代创设了一种屯田实边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移民屯田。由于大量关东贫民、秦雍世家在河湟安家立业，极大地充实了青海的人口，从汉武帝时起至东汉末，汉朝经营湟中300余年，虽几经战乱而人口仍不断繁衍增多，河湟汉族人口在这里逐渐成为了多数。乐都老鸦峡出土的东汉“三老赵掾之碑”就追记了赵充国子孙，代代拥立汉室，屯田戍边，立下赫赫战功的事迹。

面对华夏族的崛起，羌人很无奈，他们被同化、被驱逐，甚至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开始了长达千年的迁徙，上演了一部中国版的“出埃及记”。先零、烧当两个部落中的大量羌人归降内徙(称东羌)，而烧当、迷唐两个部落的剩余人员向西远遁黄河源头和青藏高原的腹地。在汉族无休止的扩张中，羌族逐渐离开了历史的中心。

今天，分子人类学专家们通过基因图谱找到了远徙路线和分化的时间点。当时的羌人，有的向西，“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远绝，不复交通”，即后来成为藏族先民中的“发羌”“唐旄”；有的经过长途跋涉，抵达新疆天山南麓，后来成为文献记载的“婼羌”的组成部分；有少数则北迁到今天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一带。更多的羌人部落则沿着古老的“走廊”向西南迁徙，他们或是翻越秦岭，或是穿过岷江河谷，或是穿过青藏高原东部的其他河谷，向西南大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迁徙生存。

特别是沿着“走廊”向南方迁徙的羌人部落，由于各自到了不同的自然环境，有的到了河谷地带，有的到了丘陵地区，有的则在深山密林中生息，加上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决定了他们各自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或强大，或弱小；或农耕，或游牧；或与汉族同化，或与土著融合，或与世隔绝，独自生息，在此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展演变为今天的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的各民族，如白、彝、哈尼、纳西、傈僳、拉祜、基诺、普米、景颇、独龙、阿昌、土家等民族。

外迁新土的羌人至少在两晋南北朝以及唐宋时期还处在西部历史的舞台中心。譬如，李雄建立的成汉帝国；苻健、姚苌建立的前秦、后秦帝国；吕光建立的后凉王国。党项羌李元昊建立了“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西夏王国。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言：羌族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许多民族都流有羌族的血液。羌族伴随着中华文明的每一个脚印一步一步地从上古走来，它远远早于汉族和藏族，是中国大地上最古老的民族，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古老的民族，是一个被历史和人们忽视了的东方大族。

只是到了宋代以后，羌人在中原历史舞台上完全不见踪迹。今天，我们审视脚下的大地，也仅在离湟水流域1000公里之外的岷江上游，于2000年前迁居于此的羌人，还保留着自己民族所独有的生活习俗和族称。

鲜卑族入主青海——一个英雄时代的大历史

河湟从不缺少“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话剧。鲜卑是继匈奴之后又一个在北方崛起的强大民族。魏晋时代是中国民族关系剧烈变化的时期，鲜卑族从蒙古草原开始大规模迁徙到中国北方。

乙弗部在其首领的率领下，穿越祁连山，占据了青海湖地区，与青海湖的原居民卑禾羌和睦相处。乙弗部就将牙帐设在了布哈河的中游，建立了一个蕞尔小国，史称青海王国。

《北史》载：“吐谷浑北有乙弗勿敌国，国有屈海(青海湖)，周迥千余里，众有万落，风俗与吐谷浑同，然不识五谷，唯食鱼及苏子。苏子状若中国枸杞子，或赤或黑。”

其后，西迁而来的慕容部吐谷浑北渡黄河，渐次占领了环湖地区，乙弗勿敌国解体，吐谷浑兼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

吐谷浑国势力范围，东西长约1500公里，南北宽约500公里。公元540年，吐谷浑夸吕即位称汗，定都青海湖南岸的伏俟城。吐谷浑效仿中原王朝推行封建政治制度，使青海中、西部众多的羌人部落统一于其政权之下，改变了羌人部落互不统属的状况，并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民族融合体，从氏族社会大跨步迈入封建社会，客观上促进了青海湖环湖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推动了原始游牧业经济向商品畜牧业经济的转变。

吐谷浑人进入青海高原，不仅带来了蒙古草原的畜种和生产方式，而且合理利用当地的地理环境发展畜牧业生产，尤其是创造性地利用青海湖环湖草场和湖中岛屿的自然地理环境，引进波斯种马，改造鲜卑马，培育出龙种马，尤其是名马“青海骢”，成为千古称道的典范。

考古学家在青海德令哈巴音河南岸的郭里木乡吐蕃墓中意外地发现了一组吐谷浑人棺板画。画面展示了一位吐谷浑可汗与中亚、西亚的客人把酒言欢的场面，而在他们旁边，一群商人正整理着驼队，一峰满载货物的骆驼占据了画面中央。

就在吐谷浑抵达青海湖流域70年后，又一支拓跋部鲜卑西迁到青海东部，先后建都乐都、西宁，史称南凉。南凉联合戎人、羌人和汉人，在原有的牧业基础上发展河湟地区的河谷农业。

只可惜南凉在与西秦的斗争中失利，南凉三兄弟中长兄秃发乌孤酒后骑马摔成重伤，不久后去世；次兄秃发利鹿孤(即康王)设博士祭酒，开科取士，但在位3年就去世了；三弟秃发傉檀穷兵黩武，他迁都乐都后，都城(今乐都大古城)被西秦乞伏炽磐所破，连他的太子武台也做了俘虏。南凉王朝先后只存在了19个年头就覆灭了。

英雄都已归黄土，气凌山岳常峥嵘。

偏居一隅的吐谷浑立国长达350年，甚至在魏晋南北朝及隋末战乱中难得地保持了祥和安宁，直到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被崛起的吐蕃所灭。

鲜卑族对青海的影响极其深远。鲜卑语中的青海湖，音“屈海(青海)”，又因鲜卑所居，也被称之为“鲜海(仙海)”。此后仙海与昆仑山、西王母神话传说相联系，青海被赋予浓厚的神话人文意蕴，成为中国人膜拜的圣地。

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穿越千年时光的寻觅

相传，3000多年前的一天，周穆王曾驾着八骏之乘拜访西王母。两人在瑶池(青海湖)相互唱和，并互致祝福。周穆王为什么要万里迢迢来青海？大概与夏朝后羿拜访西王母的目的一样，名为求取长生不老之药，实为争取西部部落集团政治军事支持。

周穆王出访时一定是带领了庞大的“企业家”代表团，因为他带去的丝绸品种就有很多，而且都很珍贵，有帛、贝带、朱、锦、组、珠丹、朱丹等。从双方宴会杯觥交错、赋诗唱和的盛况来看，双方达成了“合作协议”，可能还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周穆王见西王母，无疑开辟了最早的丝绸之路。

今天，考古人类学研究已经证明，在很久以前，就有一条古老民族迁徙的“羌戎走廊”的存在。早在几万年前，人们就已经沿着这个走廊进行着大规模流动。从秦汉时起，随着地区性的行政建制的设立，这条古道上的民族交往日益频繁，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火不断，汉朝开辟的河西走廊被阻断，而随着吐谷浑的兴起，溯湟水而上，翻日月山，沿青海湖南北两岸西行的青海丝绸之路由于经贸繁荣而被人们所熟悉。

《北史》和《周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公元551年，吐谷浑的第18代国君向北齐国派遣了一支使团。西魏的军队探听到这支队伍回归的路线和时间，在凉州以西的赤泉袭击了他们，俘获了吐谷浑使团的将军以及经商的胡人240人，骆驼、骡子600头，杂彩丝绢数以万计。吐谷浑一次就护送如此庞大的商队，可见其在当时中西方商贸交流中的实力与地位。

柴达木盆地东缘和共和盆地曾经一度是两汉以来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驿站。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曾发现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境内从夏日哈到巴隆之间200公里的狭长地带就有200多座唐代吐蕃古墓，在这些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波斯金银钱币和丝绸织品，灿烂夺目的锦缎丝绸勾勒出青海丝绸之路曾经的繁荣和辉煌。都兰丰厚的地下遗存，可以说是青海丝路曾经岁月的沉淀。

这条古道还连接了另一条通往江南的河南道，北起河湟，中经川西，南至成都平原。河南道既是吐谷浑政权统治时的官道，也是历代青海河南及吐蕃等西域属邦使臣和商人向中原朝贡万物和物资交流的往来通道，还是佛教僧侣前往西域或天竺等地朝拜的重要路线。

7世纪初，吐蕃和大唐几乎同时在亚洲东部崛起，他们开始承接丝绸之路已有的繁荣。信使、将军、僧侣、商人、武士、游侠、旅行家……形形色色的人像接力一般来来往往于古道中。

相传，当年文成公主辞别父母远嫁吐蕃，离开长安以后，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来到今天的日月山，由于离亲人和家乡越来越远了，不由地思念起远在长安的父母。她想起临别时母亲送给她一面宝镜时说的话：若怀念亲人时，可从宝镜里看到母亲。于是文成公主急忙取出“日月宝镜”，双手捧着照起来，不照则已，一看反倒吃了一惊。原来文成公主从镜子里看到的并不是母亲，而是自己满脸憔悴的愁容。公主想到联姻通好的重任，毅然将日月宝镜甩下赤岭。从此宝镜变成了碧波荡漾的青海湖，而公主的泪水则汇成了滔滔的倒淌河。这条古道被后人称为唐蕃古道。“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古道因文成公主而渲染上温情脉脉的烟霭。

吐蕃杰出的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创造了文字，从汉地和泥婆罗引入了佛教。松赞干布在世时虽然还无法撼动大唐的强势，但他所奠定的强盛基础已为吐蕃后来的大扩张准备了条件。在文成公主入藏后，唐蕃实现了短暂的和平，但这并不能阻碍吐蕃扩张的脚步。吐蕃先后征服青藏高原上的苏毗、白兰、党项、吐谷浑，在唐蕃青海战争中也逐步占据了优势。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吐蕃势力曾一度抵达渭河上游。

在吐蕃统治青海的100多年间，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曾经生活在此的羌族、鲜卑族、汉族融入吐蕃民族，并成为吐蕃对唐军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到现在，河湟流域的藏族还自称是“嘉西番”。这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受汉文化影响；二是指汉人的后代。

吐蕃的布防、大规模移民对宋代以后的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的藏族、土族聚居区的最终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