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的海归青年，如今很多已经离开了人世，而健在最年轻的也都超过了90岁。他们中有一位不仅是核物理学家，更是推动我国核事业发展的战略科学家。他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岁月里选择从海外归国，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新中国成立之际，他和51名留美学生联名写下一封给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成为当时海外学子的青春宣言：

“同学们，我们都是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这封公开信起草者的就是朱光亚，寄出信的第二天，他就登上了回国的邮轮。那一年他只有25岁，刚刚获得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位。

朱光亚儿子朱明远：我父亲不会讲大道理的，当时肯定是一种自然的那种表达，希望大家都回去嘛。经过旧中国，经过抗战、吃苦，对新中国特别向往。

朱光亚出生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躲避战乱。14岁的他离开故乡湖北，辗转重庆读中学，没想到又遭遇了重庆大轰炸。

《朱光亚传》作者奚启新：日军的飞机还经常来轰炸，一发警报，大家学生马上疏散，然后有的进防空洞，有的就跑到野外，他们把这个叫跑学。他们在动乱、动荡的岁月里面，对这些学生形成的那种爱国主义，那种家国情怀，是有很大影响。

国难当头，寻路报国。1946年，21岁的朱光亚从西南联大被吴大猷教授选中，以助手的身份随行去美国考察原子弹研制技术。由于美国的技术封锁，他便开始攻读核物理学。留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全部是A，并在世界著名物理期刊《物理评论》上连续发表4篇论文，在留学生中很有号召力。

新中国成立后，何去何从成为海外游子重大的人生选择。朱光亚在《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中疾呼：“回去吧，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

奚启新：当时有一首歌，歌词里面这样写的“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回国去，回国去，祖国建设需要你，团结起来回国去，快回去，快回去”。歌词的这些内容，就是这封信里面一个鲜明的主题。

1950年3月18日，朱光亚起草的公开信刊登在《留美学生通讯》上，让更多的留学生加紧了回国的脚步。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张存浩（91岁）：我就觉得我在美国呆得很闷气，我记得我给这边国内的家人写信，里头有一句话，我宁肯跟毛主席吃小米，也不在这待着。

1950年代回国留学科学家群体采集工程小组负责人王德禄：这代人经历了国内抗日战争，他们在美国的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中国杜甫写的诗“青春结伴好还乡”。

这张照片是1950年9月“威尔逊总统号”船抵达香港时拍摄的，照片上的正是结伴还乡的中国留学生，这也是当时留美回国人数最多的一条船，共130人。照片中的这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叫傅君诏，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船上的许多人一样，他也是放弃了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到祖国。

中国金属学会原副理事长傅君诏（100岁）：美国叫我不要回来，我要继续读书，他们美国给钱，要工作他们给我介绍。我就说，我是迟早要回国的，他们也没有办法。

当年，回国的路并不平坦，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再难再苦也要回家。

奚启新：有一个科学家（赵忠尧），美国就把他认定为他对研制原子弹了解情况比较多的人，就途径日本时把他逮捕了。很明确地告诉他，如果你不回美国，不去台湾，那就进监狱。赵先生就说，我宁可坐牢也要回国去。

上世纪50年代，留美回国的学生人数超过1500人，面对当时新中国的百废待举，归国学子只争朝夕，忘我投入。

傅君诏（100岁）：我早有这个信念，一定可以弄好，我们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一定可以搞好。国内的条件比较困难，主要就没有钱，没有条件，但是条件我们可以创造，还是可以干。

当年的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每次人生的选择中，都把祖国的需要放在第一位。1952年，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名优秀教师，朱光亚自觉服从组织安排，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英文翻译，奔赴朝鲜战场参加艰苦激烈的停战谈判。50年代末，面对某些大国的核威胁，朱光亚、程开甲等一批专家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决定，毅然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之中，从此开始了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生活。

朱光亚儿子朱明远：六十年代，我发现他有个工作证，红皮的，打开一看，名字不叫朱光亚，叫朱冬生，职务是国营青海综合机械厂副厂长，我说你怎么叫朱冬生呢？他就乐了，一句话没说就收了，就不让看了嘛，所以我知道他有个化名，每次出差应该是去青海。

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省金银滩留下了朱光亚青春的足迹，那里海拔3200多米，水烧不到沸点，饭煮不到全熟，一年要穿八九个月棉衣，冬天气温达到零下30多度，当年人称“鬼都不生蛋的地方”，可朱光亚常常一去就是几个月。

而邓稼先、程开甲、陈能宽等一批归国青年也在秘密地进行着原子弹技术的艰难攻关。当年他们最先进的运算工具，就是两架每秒300次“乌拉尔”计算机，许多数据还要靠手摇计算机甚至算盘来计算，但就是依靠顽强拼搏、忘我工作的精神，为国家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5、4、3、2、1，起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核试验场爆炸，两年之后，中国的第一颗氢弹也在罗布泊炸响，这两声巨响是那个时代中国人最自豪的历史瞬间，也是1950年代归国留学生们无悔的青春印记。朱光亚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而他们每个人的一生成一事也汇聚成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雄壮力量。

奚启新：他们这一代就有一种情怀，叫学成报国，后来两弹事业，要求他们隐姓埋名，在这个行业里面默默地干，公开的论文不能发表，一干就是几十年，他们这代没有一个是什么犹豫不决，这就是那个时代这些知识分子的共性，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代人，在他们的那个心目当中，国家需要，事业需要，那就是他们干一天一个月一年，干一辈子，都毫无怨言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程开甲（生前采访）：我觉得回国以后这个成就更大一些，国外再大，你也是外国人，你也是为外国服务的，我觉得人生的价值在于贡献，你为人民贡献，为国家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