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著名地质学家、数学家虞叔和先生，生前曾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工作30多年。退休后，他曾动议写一部名为《昆仑山志》的著作，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资料收集整理工作。遗憾的是，“壮志未酬身先死”，因为身患痼疾，他没有能够实现这一夙愿，只完成了这部书的纲要和目录部分。

我有幸见到了他为这部著作仔细撰写的提纲和目录。目录的第一篇，便是昆仑山及其山系的构成。在这一章节，虞叔和先生按照一列列山峰不同的地理方位和走向，罗列出了构成昆仑山庞大山系众多山峰的名字，这些名字，大多来自于羌、藏、蒙古、维吾尔、塔吉克、柯尔克孜等中国古老民族语言，一经用汉语书写，便先天性地具有了一种神秘感和陌生感。在虞叔和先生罗列的这份提纲中，它们被竖排在纸上，形成了长短不一、错落有致的气象，参差不齐地构成了一片雄浑磅礴的纸上昆仑，它们与现实中的那些大山遥相呼应，彰显出地理意义上昆仑山所独有的震慑人心的魅力。

昆仑山很大，它不但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也是亚洲中部的庞大山系，横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西藏自治区之间，向东延入青海省西部，抵四川省西北部，全长达2500公里。昆仑山是古老的褶皱山脉，其西段沿塔里木盆地南缘作西北——东南走向，东北坡陡峭，西南与喀喇昆仑山相接，高大的山体分布着面积极为广大的冰川。当昆仑山从西北——东南走向转而为东西走向，庞大的山体便纵横于青海境内，造就出了青海西部广袤粗犷的独特地貌，堪称大美。

虞叔和先生罗列的这份提纲中，海西地区及其周边的庞大山系被他视为“东昆仑山”，分为北列、中列和南列。在这些山系中，计有唐格乌拉山、祁曼塔格山、阿尼玛卿山、可可西里山等近20余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

“阿庆冈嘉”是当地民间对上述某一座大山的称呼，藏族智者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所著的《安多政教史》一书中提及并记载了它的名字，使得这一民间命名彰显出了它的重要性。但在这一山峰的认定上有两种不同说法，有人认为，阿庆冈嘉山便是上述提及的唐格乌拉山，依照虞叔和先生所列提纲，属“东昆仑山”北列。这座山是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与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分界山脉，平均海拔4500米，山脉西段的主峰便是青海昆仑玉的主要产地玉珠峰。也有人认为，阿庆冈嘉山是位于西藏自治区与青海西南部的可可西里山。可可西里山属于“东昆仑山”南列，东西走向，东延接巴颜喀拉山，山脉长500公里，平均海拔6000米。主峰岗扎日，海拔6305米，是长江北源楚玛尔河的发源地。

阿庆冈嘉山虽然被认定为南北方位不同的两座不同的雪山，但这两座大山从文化意义上却有着相同的地理位置——不论是唐格乌拉山还是可可西里山，它们恰好处在以语言为显著区别的藏族三大文化区域——安多、卫藏和康巴的分界线上，因此也成为在藏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的一座山峰。《安多政教史》在论述解释“安多”这一特殊的地名时认为：“将阿庆冈嘉雪山与多拉山之名的首字合并起来，自此以下的区域称为‘安多’。（山名首字合并是为‘阿多’，意同‘安多’。‘安多’是约定俗成的汉语写法——作者注）”。此处所说的多拉山，则指著名的祁连山。这恰好是学界对青海境内“昆仑”这一地域概念的定义——昆仑文化学者李晓伟认为，现今的青海湖（古称西海）周围，南抵昆仑山，北抵祁连山，即是古籍中所说的“昆仑之丘”。

也就是说，在地理概念上，青海“昆仑”与“安多”所指涉的区域完全是重合的。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引起学界关注的问题，但迄今未有人论及。昆仑文化学者大都没有掌握民族语言文字，不能从民族文化意义上观照和认知，这也成为他们在研究昆仑文化上的先天性缺憾。

我还发现，“祁连”和“昆仑”，也有可能是两个汉语析音词。析音词，是指一个单音节的字，在发音时将它的声韵分开，成为一个双音节的词。析音词在传统汉语中有大量的遗留，如中国北方的一种面食叫“曲连”，中间留有圆孔，其实是将“圈”字声韵分开后的读法，再比如，青海将一种盛装东西的小盘子叫“普兰”，其实就是“盘”字的析音读法，这种例子在传统汉语中不胜列举。以此类推，我认为祁连和昆仑也可以作为析音词去解读，祁连，应该是“乾”的析音词（一致的解释是，祁连为匈奴语言，意为“天”，其实意同“乾”），而昆仑便是“坤”的析音词。乾坤一般解释为天地，如此，“昆仑”便是“天地”之意。这一猜测也可以从其他一些资料得到佐证。有专家研究认为，“昆仑”一词出自古象雄语“穷隆”，“穷隆”是“大鹏鸟的山谷”之意。在藏族古老神话中，世界形成，天地初分，便是从大鹏鸟的一枚鸟卵开始的。而处于安多核心区域的果洛，则有“天地之大，比如果洛”的说法。如此，“安多”这一地名中，也蕴含中“乾坤”、“天地”的意思。昆仑，则是安多部族的领地。

正如昆仑山庞大山系中的一座座山脉，它们的名字却来自不少于10个以上的中国不同民族语言一样，昆仑大地，历来便是众多民族世居、来往的地方。以民族众多、文化多元而著称，不同文化间的不断碰撞与融合，自然而然，使它成为了昆仑文化理所当然的母体。

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的前世

文化是人类与自然相遇的结果。

人们在昆仑山麓的最初行走，是因为这里的石头温润细腻，晶莹通透，是玉。

一条蜿蜒的羊肠小道穿行在昆仑山间，不断的环绕、折回，使得这条小道显得指向不明，不知所往，其实它的尽头是新疆的和田与青海的玉珠峰脚下，那里遍地皆是的石头，是这条小道最终的路标。后来的人们，把这条小道叫做“玉石之路”。文献研究及考古证明，玉石之路远远早于同样穿越了昆仑山的丝绸之路。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玉石之路，它由近及远地不断延伸，便有了丝绸之路。有关专家通过对河南殷墟商代妇好墓出土和田玉器等的分析认定，认为玉石之路比丝绸之路至少早了3000年！

那时的古代先民从新疆和田一带采挖、捡拾、购买玉石，再将所得玉石向东经甘肃、青海、宁夏、山西、陕西，运入河南，向南入古象雄王国和吐蕃王国，向西经乌兹别克斯坦，至地中海沿岸的欧亚各国。古籍记载中，周穆王西巡的线路，被认为便是这条玉石之路。

玉石之路在汉武帝时代得以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他在今甘肃酒泉地区还设了驿站，这个驿站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玉门关，从此，昆仑山中的精美玉石，有了一个专门的通道，玉石到了玉门关便也进入了西汉的国门。

汉武帝还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张骞从古长安启程，经甘肃、新疆到达中、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地区。使得这条玉石之路不断延长，成为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也使得西汉、古天竺、希腊等文明交汇融合。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其誉为“丝绸之路”。从此，这条在西域诸国视域中的“玉石之路”，成为中原西汉王朝视角下的“丝绸之路。”

在昆仑山麓，道路纵横，古代先民赶着骡马牦牛在这里行走，踩踏出的还不止是丝绸之路，还有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等。唐蕃古道是有唐以来从中原内地通往青海、西藏乃至尼泊尔、印度等国的必经之路，茶马古道，则是以马帮为主要交通方式的民间国际贸易通道。雪域高原的吐蕃王朝还在这里打通了“食盐之路”，西藏阿里地区的古象雄王国成为食盐之路的枢纽，西行的丝绸之路到了青藏高原还衍生出一条“麝香之路”，这条道路蜿蜒向南，经南亚各国抵达西方，构成古代东西方交往的另一条交通要道。在昆仑南北，还形成了“青铜之路”、“瑟珠之路”。

这些以商业贸易为目的的道路网织在昆仑山周边，人们在每一条道路上行走、相遇，不同的文化、得以传播、融合、壮大，像花种一样被人们撒落在走过的地方，在人们的脚印里绽放出奇异的色彩，散发着迷人的芬芳。

西王母：民族史诗神话里的多重身影

说起昆仑，必然要提及西王母。西王母是谁呢？

《格萨尔》史诗有关专家曾就西王母与史诗人物贡曼嘉姆做过比较研究，认为贡曼嘉姆就是昆仑神话中的西王母，“是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中不同形象的再现。”并从服饰、形象、居室、随从等方面给予许多的理由和佐证。在《格萨尔》史诗中，对贡曼嘉姆还有一个称谓：奶奶。我在查阅有关西王母的资料时发现，西王母最早被称为西貘、西嫫、金母等，而在藏语中，西嫫则是祖母、奶奶的称谓。西嫫，是安多藏语发音的谐音，依照康巴或卫藏方言，则恰好音近金母。而母系氏族恰好是以母系血缘维系，由母系关系传递的，即由祖母传给母亲，由母亲传给女儿，王母往往也是祖母。

《格萨尔》史诗中，天母贡曼嘉姆每每出场，场面总是很盛大。由我翻译的《格萨尔》史诗部本《百热山羊宗》中，是这样描述的这一场面的：圣王格萨尔正安眠与空乐明光之时，十万空行之主、慧识空行母贡曼嘉姆奶奶搭建起彩虹之帐，在那白云密集之处，身穿神之纱衣，手持彩箭与长寿甘露宝瓶，身骑白狮，手牵青龙，在众位空行女神的簇拥中，对着圣王岭格萨尔，敲着达玛日鼓，以花雨降落之调唱起了这首预言夺取瑞宝之歌：

制敌至宝格萨尔，

勿再贪睡听我言，

若不打马上沙场，

何将恶魔降服之？

……

在有关汉语古籍中，对西王母的记载，场面也很排场：“王母至，乘紫车，玉女夹驭，载七胜，青气如云，有二青鸟如鸾，夹侍王母旁。”对照之下，多有相同之处。

不单单是贡曼嘉姆，在藏族民间神话中，有许多女神或王母，从这些女神或王母身上，几乎都能窥见西王母的影子。

青海湖在藏语中被称为赤秀嘉姆。赤秀嘉姆，意为“万羽王母”。此说与《山海经》中描述的西王母极为相似：蓬发戴胜。蓬发，当是身披长发，戴胜，则认为是鸟羽冠状的头饰。

在汉文典籍中，对西王母的描述是一副凶神恶煞的形象。《西次三经》：“其状如人，狗尾，虎齿而善啸……”《大荒西经》：“戴胜，虎齿，狗尾穴处……”这种描述让人不仅联想到另一位女神：藏族的女性护法吉祥天母，藏语为班丹拉姆。

吉祥天母，藏文典籍中这样描述了她的形象：肤色青蓝，红发竖立，头戴五骷髅冠，面有三目圆睁，张着大嘴，露出獠牙。在她坐骑身上带着一个荷包袋，里面盛着疫病毒菌，预示她是主生死、病瘟、善恶的神。

显然，这种描述与汉文典籍中对西王母的描述有许多近似之处，不仅形象近似，就连所主管的事项也很一致——汉族传说认为，西王母是掌管天下灾害及刑杀的神：“主知灾厉五刑残杀之气也”。

西王母的形象在后期的历史记载中，却逐渐变得美丽起来，甚至有“容颜绝世，真灵人也……”的记载，许多专家对这种由丑到美的演变百思不得其解，我妄猜，这是不是在藏族民间意识中，有两个吉祥天母的形象有关？

吉祥天母常见的形象有两种：忿怒型和文静型，忿怒型就是上述形象，而文静型的形象与之截然不同：肤色洁白，头上有高耸的发髻和花冠，三只细长的眼睛流露出和善的目光……这种庄重和美艳，似乎就是历史典籍对西王母后期形象的描述。

有关西王母的传说，流传极广的应该是西王母与周穆王瑶池相会的浪漫故事，特别是故事中西王母与周穆王对歌的场景令人难以忘怀。

西王母与周穆王相谈甚欢，行将告别时，西王母唱道：

白云在天，

山陵自出，

道里悠远，

山川间之。

将子毋死，

尚能复来？

穆天子听了西王母的的歌，“乐而忘归”。他唱和道：

予归东土，

和治诸夏。

万民平均，

吾顾见汝。

比及三年，

将复而野。

相关记载并没有标明西王母与周穆王的对唱用了何种语言，但这种对唱的形式，却遗留在安多地区的藏族民间——青年男女以歌会友，谈情说爱，流传下来一种特殊的歌咏形式，叫拉伊。秋日，我在海西州采风，朋友送了我一本由天峻籍的藏族学者汪什代·索南达杰编译，藏汉英三语对照的《安多拉伊》一书，得闲阅读，忽然发现汉译文中的拉伊，与上述的这首绝唱何其相似：

布谷南飞，

牵心画眉，

请勿牵挂，

何时归来，

告诉归期，

密林深处，

苍翠枝头，

我在等你……

昆仑山，以庞大的山系被誉为“万山之祖”，“河出昆仑”“玉出昆冈”“赫赫我祖，来自昆仑”。中华民族把它视为自己走向历史舞台的出发地，视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

在这片庞大的山系中丰盈而出的文化，兼容并蓄地融汇了各种文化因子，继而也有了一种气势，这种气势高贵而坚韧，有着犹如宇宙一样的包容度。“一览众山小”，在中华民族文化的视野中，即便是孕育了它的巍巍昆仑，也只是一座“昆仑之丘”。

昆仑山，好一条人文之脉！

(摄影/晁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