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八载，石堡城下，杀红眼的哥舒翰给部将三天期限，不胜即斩首

李白诗云：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

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

诗中提到的“哥舒”，就是盛唐名将，曾任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西屠石堡”指的是盛唐重要战役——石堡之战。

一、血沃铁刃城

石堡城，原址位于今青海省湟源县日月山，是唐代著名军事要塞，曾在大唐与吐蕃之间多次易手。该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被吐蕃称为“铁刃城”。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西元729年），唐朔方节度使，李世民子孙中唯一能上战场的武将，信安郡王李祎（唐玄宗族兄，吴王李恪之孙），奉命率兵征讨吐蕃，一举攻克石堡城。唐朝改石堡城为振武军，派兵长期驻守。

此后石堡城一直控制在唐军手中，直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吐蕃大举进犯唐朝，时任陇右节度使盖嘉运轻率无备，石堡城沦陷敌手。

唐玄宗对石堡失守非常愤怒，迫切希望收复。但吐蕃戒备森严，名将皇甫惟明、王忠嗣（就是《长安十二时辰》中那位王韫秀大小姐的牛逼老爸），先后出任陇右节度使，但都无法夺回。

天宝八载（749年），唐玄宗下定决心，以哥舒翰为帅，调集朔方河东诸镇精兵数万，全力猛攻石堡。经过一番苦战，唐军付出巨大代价后攻克石堡城，俘虏吐蕃将领铁刃悉诺罗以下四百人。唐玄宗闻报大喜，重赏并提升哥舒翰，即所谓“取紫袍”（唐代三品以上高官才能穿着紫色制服）。

沙场征战攻城拔寨为武人本分，斩将夺旗立功受奖理所当然，奇怪的是李白对此明显不屑——将“西屠石堡取紫袍”与“狸膏金距学斗鸡”的弄臣行径相提并论，当然不会是赞扬。

为什么会这样呢？唐人向来推崇武功，“功名只向马上取”是许多人的人生理想。

 

 

 

 

问题就出在“西屠石堡”上，这个“屠”并非唐军破城后屠城报复——石堡是军事要塞，除了那几百俘虏并无平民可“屠”。实际情况是，此役唐军伤亡极其惨重，乃至数万人“死亡略尽”。

“西屠石堡”原来“屠”的是自己人！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本来可以避免的：战前王忠嗣就正告过唐玄宗“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并提出整顿军队等待战机的合理化建议（“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无奈李隆基不纳忠言，不顾客观实际强行推进，结果“竟如忠嗣之言”。

二、唐蕃恩怨

为什么李隆基一意孤行呢？真的只为开疆拓土的那点虚荣吗？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探讨大唐与吐蕃二百年恩恩怨怨。

 

 

 

 

吐蕃是统治青藏高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其来源至今没有一个得到各界广泛认同的观点，两唐书含糊其辞的认为吐蕃可能出自西羌部落，但并无可靠证据。“吐蕃”一词至唐朝才见诸史料，之前史籍中并无相似读音部族出现，因此吐蕃可能是中华文明中一个独立发展的支系，早期可能局限于西藏南部地区，因山河隔绝与中原文明几乎没有交流，直至初唐时期，吐蕃势力才发展到青藏高原边缘。

很多人出于对近代西藏的刻板印象，把吐蕃看作落后野蛮的蛮夷之国。

其实并非如此。与匈奴、突厥等典型游牧联盟不同，吐蕃是一个农牧二元复合体，经济结构相对稳定，既能组织强大骑兵，也能自力生产配备精良武器，甚至有一定文化输出能力。

按地缘政治学观点，作为一个新兴地区强国。吐蕃是不可能与超级大国唐帝国长期保持良好关系的。

可能是为了现实民族关系考虑，教科书基本回避了唐蕃交恶的情况，仿佛大唐吐蕃一直关系和谐。文成公主入藏被广泛传颂，但是教科书不会告诉你，在此之前，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亲率大军进犯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扬言“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结果被名将侯君集在战场上好好摩擦了一番。至贞观十五年，李世民考虑到还要面对薛延陀、西突厥、高句丽等强敌，希望稳定次要方向形势，才同意公主下嫁。

 

 

 

 

弃宗弄赞抢亲不成反被教做人后，倒是对大唐保持基本恭顺——实际情况是其内部尚不稳定，也需要时间整合。弃宗弄赞病故后，老臣噶尔东赞（禄东赞）受命扶立其孙即位——就像绝大多数托孤重臣一样，这位先王得力助手最后演变为权臣家族；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噶尔东赞之子论钦陵积极征伐周边部族，终于触犯大唐利益，双方战火重燃。

后来独揽大权的论钦陵家族被成年后的赞普清算，但唐蕃关系难以修复。

完成内部整合的吐蕃有明确扩张计划：高海拔地区农业收获量很低，限制了吐蕃发展壮大；而高原民族不适应暑热，难以长期占领喜马拉雅山以南天竺地区和横断山脉以东四川盆地，于是水草丰美相对凉爽的河西走廊就成为吐蕃最佳选择。

而这意味着大唐统治核心暴露于外族兵锋，是皇帝所无法容忍的，于是双方和战不定、烽火不休。

至唐玄宗在位时，唐蕃边境形势更加严峻，唐军在西北沿线设立安西、河西、陇右、剑南四大方镇，兵力占边军总数40%，还经常从朔方河东等邻近方镇调兵支援。即便如此，也只能暂时遏制吐蕃扩张，并不能彻底解决威胁。

安史之乱爆发后，西北边镇军大量东调参加平叛，吐蕃乘虚而入，夺取河西陇右全部、西域大部以及川西一部，最盛时越过大漠直抵河套地区。嚣张的吐蕃军长期攻掠关中、剑南地区，多次兵临成都城下，甚至一度越过陇山攻入长安，扶植傀儡政权。

 

 

 

 

当然，天下无不灭之国，不可一世的吐蕃帝国在内乱中先于唐朝崩溃，此后人口大减的吐蕃诸部分立，只能回想八九世纪的辉煌。

三、为什么是石堡

既然唐蕃在战略利益上有根本冲突，那么发生战争就是自然而然的。

而战争不可避免，不等于说双方一定要在某个地方拼死拼活，唐玄宗不是不知道石堡城坚难攻——不然就不至于因为这个战术胜利给哥舒翰“拜特进……与一子五品官”的重赏。

是什么执念让李隆基如此坚定要打这一仗？

让我们从卫星地图仔细分析石堡地形地势：

 

 

 

 

地图上缘偏左的交通枢纽点是湟源县，从右向左在湟源县折向下的交通线是由西宁而来的京藏高速公路，这条路线在古代就是进出青藏高原的重要通道；沿京藏高速往左下是湟源县日月乡，其右侧山脊上红十字处就是石堡城遗址。

有图有真相，这么一看事情就清晰了很多。石堡城扼守青海要道，确为兵家必争之地。

石堡本是吐蕃修建，后来唐军虽有修缮，基础还是吐蕃打下的；吐蕃工程技术水平无疑远低于大唐，不惜工本在此天险之地筑城，当然有其不可替代作用。

石堡不是那种截断交通线的关隘，而是前哨观察警戒阵地——如果吐蕃控制该城，进能借此掩护大军保障归路；守可以此为出发基地，派游骑侦察袭扰鄯州（大致在今青海省西宁市境内，陇右节度使驻地）；退则威胁来攻唐军侧翼，致其不能全力以赴。反过来说，只要大唐掌握此地，方圆数十里内吐蕃军事部署无所遁形，唐军将取得极大的军事主动，进可攻退可守。

有人说，进出青海要道并不是只有这一条，不值得在这里投入太多。这话倒也不假，石堡到鄯城（今西宁市）线只是比较常走的一条路线。但是唐朝对吐蕃采取的是攻势防御，无意也不可能占领统治青藏高原腹地，因此控制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就有特别意义——堵住一条通道便可大大降低吐蕃进犯效率，节约己方防御成本。

事实上，石堡得失对于唐蕃关系有着晴雨表作用——开元十七年，李祎王爷攻克石堡，随后吐蕃主动请和，此后双方关系也有反复，但多数冲突限于西域、剑南；至开元二十九年，石堡失守，吐蕃攻势转向河陇并达到高潮；天宝八载，再克石堡后，吐蕃又重新安分起来。王忠嗣所谓“（石堡）得之未制于敌，不得之未害于国”，并不符合事实。

四、千秋功罪待人评

不管石堡得失有多大战略意义，也不等于说无脑猪突就是正确的。哥舒翰固然能战，不计损失一味强攻石堡确有蛮干之嫌。

《孙子兵法》云“其下攻城”，但终有不得不攻之城——石堡一日沦落敌手，大唐就不得不在鄯城屯驻重兵防守，甚至不顾箫墙之忧将河西陇右两大重镇十五万重兵长期委任一人。从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八载，前后迁延八年，国家财政花费巨大，前线将士戍边困苦，后方军需转运艰难，陇右人民不能安心生产。两害相权取其轻，既然不能“苦干+巧干”，那就只有横下一条心“拼命硬干”了。

《资治通鉴》说得明白：“（石堡）其城三面险绝，惟一径可上”，一定要强行攻取，只能拿人命去堆。

 

 

 

 

当年李祎首夺石堡，靠的是“督率诸将，倍道兼进，并力攻之”，没有什么取巧手段。王忠嗣不肯强攻，固然有爱惜士卒的考虑，却未尝没有畏难情绪，怕将士伤亡过重坏了他名将声誉。孙子云：“将有五危……廉洁可辱，爱民可烦”，须知“慈不掌兵”，关键时刻不能死战拼意志，就算不得合格将领！

常有人批评说：共和国初肇百废待兴，主事者却为一时意气，发百万轻兵于东方半岛，付出数倍于敌的惨重牺牲勉强战平，以累累白骨成就虚荣，真愚不可及也！

这些人却不去想，不战又会怎样呢？自废武功一厢情愿赌敌国善意？任由对方饮马鸭绿江，将“三八线”推到长白山？在刺刀堵门的情况下又怎能安心休养生息重建国家？

尊严从来不是别人恩赐的，要靠自己去挣。

正如1948年深秋十月，辽西走廊，那个瘦削男人发出冷酷的声音：“我只要塔山，不要伤亡数字！”结果他赢了。天宝八载，石堡城下，杀红眼的哥舒翰给部将定下三日之期，不胜即斩首，结果他也赢了。

咬紧牙关，熬过最后三分钟，曙光就在眼前！

顺便澄清一下，石堡之战的战损比未必有我们想象的夸张。

 

 

 

 

史籍说俘虏四百人，不等于石堡只有四百人驻守，战况如此惨烈，守方再有地利也不可能没有严重损失。石堡对吐蕃同样重要，王忠嗣说过“吐蕃举国而守之”，不可能不派兵救援；唐军必须要在围城打援中取胜，杀伤上万吐蕃军当在情理之中。

另外，哥舒翰以军法威逼的将军中有一位高秀岩，此君后来追随安禄山叛乱，此时很可能属于奉调来增援的河东镇——哥舒老头子坏的很，惯于保存嫡系消耗杂牌。援军中还有朔方节度副使，突厥降将阿布思（又名李献忠）的部落军，按哥舒的作风，这些人肯定也是炮灰的命；后来阿布思复叛，兵败后残部被安禄山吞并，成为安氏叛军主力，可见他在石堡一役损失也不算特别惨重。因此，哥舒翰陇右本部应该伤亡不大，否则战后援军撤退，他拿什么守鄯州？前面说过吐蕃来犯路线可不止这一条。

终上所述，那种胜军伤亡殆尽的说法应该出自史家夸张。与役双方损失都很大，唐军实际伤亡可能多于吐蕃，但战争不是杀人竞赛，伤亡多少不是评判胜负的唯一标准。

史官们不是标榜“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吗？他们的操守何在？

话说得容易，不是每个史官都像齐太史那么头铁，难免要向现实让步——唐肃宗得位不正，于是就要贬低其父晚年作为，在史书中夹带私货。

而文人士大夫大多不待见武将，往往搞“春秋笔法”，通过对史料有意识剪裁贬低武将功绩。两唐书还罢了，《资治通鉴》才叫没下限——在青海湖龙驹岛筑应龙城本是哥舒翰成绩，司马光就非加上独家孤证“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尽没”。

不管石堡城下牺牲将士初衷如何，他们至少在客观上保护了万千百姓，为什么还要把他们污名化，把他们贬为野心的祭品？

五、后遗症

前面说过，伤亡数字不是战争胜负标准，攻城略地也不是，是否实现预定战略目标才是！抗战初期鬼子几乎击破所有当面国军，但他们没能歼灭中国军队主力，更没能打垮中国人抵抗意志，不得不陷身长期战事，所以他们没有取胜！

当然，上兵伐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以最小代价取得胜利才是完美的；毕竟严重损失会造成很多后遗症，抵消既得利益，得不偿失，严重的话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倾覆。

具体到石堡一战又当如何呢？显然没有像征南诏那样海内骚动“人衔冤毒”，无非是“死者数万”让人不忍。可在盛唐，这还真算不得大事，全盛的唐帝国回血能力惊人——天宝十载高仙芝在怛罗斯几乎拼光了整个安西镇，仅仅两年后封常清就率领重整旗鼓的安西军打平大勃律；石堡战后河西陇右仍有战事，唐军胜多负少，可见实力不衰。

 

 

 

 

有人说石堡之役最大损失是失去王忠嗣，有他在军中一日，安大胖子绝不敢有异心。

且不说王忠嗣有没有那么大威信，他真是坚持原则无罪遭到迫害吗？

扯犊子！王某人身为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可以向皇帝表述，但最高统帅决心已下，那就是“意见可以保留命令必须执行！”更何况玄唐宗已经委任董延光，只是叫老王配合，他倒好，搞了个“不立赏格”拖后腿，董延光投诉他“缓师”，真不是诬告。这事要论性质，就是消极抵制皇命，公事公办的话是可以治抗旨不遵死罪的，最后只是把他贬官到内地去当汉阳太守，还真是皇帝念旧情法外施恩了。

有人说王忠嗣暴亡可能是安禄山派人刺杀，是他叛乱阴谋的组成部分。

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大唐内轻外重，确为自取灭亡之道，但由安某人来敲响丧钟却是偶然。天宝十一载，安禄山还在积极讨伐契丹，为大唐效死力呢？哪会想去谋害八竿子打不着的王某人！

要说王忠嗣之死真有阴谋的话，唐肃宗嫌疑其实更大——从马嵬坡事变看，太子早有一批死党，他长期置身父亲积威恐怖中，不得不布暗棋以防万一，未必没有谋篡之心。皇甫惟明当过忠王友（李亨当太子前封忠王），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他在陇右任上豢养私兵，就有谋逆因素，死得不算太冤。王忠嗣应该没有牵涉那么深，但他也不会对此一无所知，知情不报还是有的，李亨可能怕他泄露天机，不是没有杀人灭口的可能。

大家往往觉得李隆基帝王心术冷酷无情，凭据无非是杀太子李瑛；其实这事出有因，不管是否受人挑唆诱骗，当时三王持械入宫是实，事关重大总得有人负责，玄宗没得选。此后唐明皇没有赶尽杀绝，而是留下了太子诸子，交皇长子庆王李琮收养，总算能得善终。

唐玄宗还是识大体的。他明知唐肃宗跟自己不是一条心，但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皇位终归要有人继承，他那一票儿子还真没有比李亨强的，他要为李唐皇室千秋基业负责，不能由着自己性子。所以，只要太子不闹得过分，他也不以为甚，杀韦坚杀皇甫都是警告，放过王忠嗣就是留给肃宗用的，只是李亨能不能领会这种权术就非他所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