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白玉乡,乔治·夏勒在鄂姆措湖边。组图均由本报记者张宏祥摄

5月24日,乔治·夏勒(左)和同伴高煜芳在鄂姆措湖边做考察记录。

5月24日,乔治·夏勒和同伴在鄂姆措湖边观察湖中的裸鲤。

5月24日,夏勒在鄂姆措湖边捡拾垃圾。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记者李琳海)6月3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乔治·夏勒:在青藏高原追寻自然之美》的报道。

穿着羽绒服和登山鞋,手里拿着一个随时记录的本子,这一切已成为乔治·夏勒荒野调查的标配。

五月末,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资深科学家乔治·夏勒和一起参与荒野调查的工作者冒着寒冷来到位于年保玉则雪山下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白玉乡鄂姆措湖实地调查。

由于车辆无法前进,86岁的夏勒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地方整整步行了10公里,雪山背后的荒野之美是他前进的动力。

多年以前,早期西方旅人对青藏高原的记述就激起了乔治·夏勒的好奇心。他摊开地图,用手指在上面一遍遍追溯前人走过的路。

青藏高原是一块少有人工雕琢的野性大地,湖泊有如融化的绿松石,究竟是什么让我如此迷恋这个地方?乔治·夏勒一遍遍问自己。

但他坚信一位德国诗人的话:从内心里发出的声音,绝不会欺骗希望的灵魂。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夏勒已60多次来到中国。近日,他再次来到青海进行荒野调查。他说,是机会和命运让他来到中国,而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经历的岁月已化为不变契约,让他继续在中国追寻自然之美。

（小标题）寻找最美图腾

1933年,乔治·夏勒出生于德国柏林,十多岁时,他们举家搬到美国密苏里州。

童年时的他喜欢收集鸟蛋,还挖空心思建造过一个养着蜥蜴、小老鼠的迷你动物园。20世纪50年代他进入美国阿拉斯加大学,“如果成为保护生物学家就可以让兴趣成为职业。”

这成了他毕生的追求。此后50多年,夏勒的野生动物保护生涯丰富而传奇,足迹遍及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荒野。

要保护一种动物,首先要了解它的动向。非洲草原上的狮子、印度中部地区的老虎、巴西的美洲豹、中国四川的大熊猫、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以及雪豹,都是他研究保护的对象。

无论在哪里做研究,他总会选择一种当地动物作为自己的图腾,一种美丽、有趣又急需保护的动物。例如大猩猩、大熊猫。在西藏羌塘,藏羚羊成为他的图腾。“每次荒野调查,当云雾散去,山丘原野再度浮现,我欣赏藏羚羊,雪地里的散乱足迹犹如它们自己的文字。”

“现在我的足迹遍布全球32个国家,年轻时我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远离城市,走进寂静荒野的生活。有时我们住在帐篷里,我的孩子经常以遗弃的小狮子为伴。”

夏勒是世界上最早对大猩猩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末,为了近距离研究大猩猩,在刚果时他经常和家人睡在离黑猩猩种群不远处。

后来他与当地政府和民间保护者一道,建立保护区,并将这一与人类亲缘关系最亲近的物种从灭绝的边缘挽救回来。

对自然的爱早已融入乔治·夏勒的血液。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巴西研究美洲豹时,每次坐着一条独木舟去野外考察时,他怀里经常抱着一只小野猪。“小猪非常聪明,它是我的宠物,也是我在荒野外最亲密的伙伴。”

夏勒同样敬畏老虎的强大,在他眼里,老虎拥有耀眼的美丽外表,轻盈的优雅姿态以及强悍的力量,是地球上最为神奇的生命形态。

“没有什么是永远安全的,一个国家若是珍爱某种动物,就一定要实时监控,用心守护。我希望自己的研究可供未来的研究者回溯过去,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进行对比。”夏勒说。

（小标题）“为动物辩护”

1980年,夏勒与中国结缘。他是首批被中国政府邀请参与大熊猫保护的外国专家。上世纪80年代初,他用5年时间研究中国国宝大熊猫的生活习性。珍贵而稀有的中国国宝,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标志。

“自然的变迁和人类活动等曾让熊猫栖息地的森林资源锐减,大熊猫爱吃的竹子越来越少。”谈起这些,夏勒不禁抖动着肩膀,眉头紧锁。

他说,当时打击盗猎成为当务之急,破坏森林的行为必须加以约束和遏制。此外还要建立森林走廊,连接起孤立的熊猫种群。

“庆幸的是,人们逐步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国政府把强化栖息地建设作为大熊猫保护的关键,并建立了专业巡逻队、救护队、监测站和收容点等。随着熊猫栖息地竹林的逐渐恢复,熊猫抢救工作逐步进入正常阶段。

“中国显然在加大投入力度,为熊猫创造无忧的未来。熊猫必须作为生态保护的恒久象征,自然进化的闪耀奇迹,继续繁衍生息。”他说,比起中国人对大熊猫做出的具体而细致的保护工作,他的付出微不足道。现在中国专门成立国家公园保护熊猫,这让他感到高兴。

1984年,夏勒成为最早获批进入青藏高原开展动植物研究的外国人,这个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地方有种魔力吸引着他。“在我眼中,青海和西藏这些拥有雪山和冰川的高原是世界最美的地方。”

“可美丽背后也有杀戮和血腥,披上沙图什无异于杀戮。”夏勒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青海可可西里、西藏羌塘草原的众多藏羚羊惨遭杀害,它们的皮毛被走私后在印度克什米尔等地做成高级绒制品,畅销于一些欧美和阿拉伯国家。

为保护动物而展开的斗争往往要面对人类的贪婪,优质的羊绒可以做成沙图什披肩,一个种群的缓慢恢复,构成了一个亵渎与救赎的完美故事。

他说,一条在波斯语中叫作“沙图什”的绒制品需要3-5张藏羚羊的皮毛,每条沙图什绒制品可以卖到1.3万英镑。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在青藏高原开展反盗猎斗争,政府的强硬举措保住了藏羚羊的性命,而我本人也是最早在国际社会呼吁停止沙图什贸易的人。”夏勒说。

过去,旨在保护草地的草原灭鼠工程在中国多地实施,大量鼠兔等动物被药物致死,夏勒对此表示担忧。

“鼠兔种群是过度放牧和草原退化的标志,而非起因。盲目的灭鼠行动造成了草原退化,也破坏了生物多样性。”他说,鼠兔、人、牲畜和牧场共同存在了几千年,彼此间生命相连,没有恶意相连。观察这些讨人喜欢的小生物是一种愉快的享受。

他表示,中国是幸运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不断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并为此付出努力。

“环境保护不只是理性之举,更是触动人心的爱和情感。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律师,在为一些无辜的受害者辩护。”夏勒说。

（小标题）荒野的呼唤

6月2日,结束了近一个月的荒野调查,乔治·夏勒一行从青海果洛州返回西宁。此间他前往了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三江之源,那片广袤的天地,是长江、黄河与澜沧江的源头,是滋养中华文明的福地,是格萨尔王的故乡。

86岁,走路都有点蹒跚的老人再次踏上他曾经“战斗”的荒野,一定是饱含感情的。三江源民众献给他的洁白哈达里,有对他的敬意和对自然的敬畏。

高原的天,娃娃的脸。初夏的果洛,时而吹起大风,有时还会飘起鹅毛大雪。

记者在果洛甘德县见到夏勒时,他正从一个畜牧业合作社赶回来。他说,这次行程,除了和当地生态保护部门交流外,他更愿意花更多精力实地考察三江源的变化,以及从牧民那里得到保护智慧。

“博物学必须脚踏实地去完成,我不会贸然解读各种数字、测量结果及统计资料的含义,但我希望能广泛搜集零散的事实,从中找出一定的模式和规律,勾勒出自然的框架。用笔和纸细细描绘大自然。”

乔治·夏勒坦言,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保护地建设更加完善和立体,新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科研工作的准确性,同时减少了亲赴野外的必要性,减少了“枯燥无味的肉眼观察”。

现在科研工作者可以给动物带上项圈,红外线感应相机可观察动物的行踪,利用DNA技术可以识别雪豹个体。

“但若是使用远程监测,我就无法亲眼看到动物,感受不到它的声音,气味以及动物所处的环境。”

“告别了原始的保护手段,现在西藏藏北和青海三江源的牧民巡护时骑着摩托车,手里拿着红外相机,但再好的监测设备,也不能代替人类发现野性世界的眼睛。”夏勒说。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动植物保护生涯中,夏勒对社区和当地民众在保护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有切身体会。

从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结古镇开车到杂多县考察雪豹时,夏勒曾看到,当地牧民出于爱心和信仰,将散落在公路上的虫蛹一只只捡起来,再带到草原深处放生。

他说:“当有了这样融入传统和习俗的生态意识,我们才会像当地心怀善意的居民一样,对于大自然与我们的关系所思至深,所感至柔,人类才能行久致远。”

47岁的加阳东云是青海果洛州甘德县夏日呼寺的活佛,2013年,他们寺院在当地民政部门注册成立了“班玛仁托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念经打坐之余,寺院里的240个僧人也参与野生动物救助等。这次他们的寺院也是夏勒一行考察的地方。

加阳东云对夏勒心怀崇敬,但有时他和夏勒的观点也存在分歧。

每到冬季,夏日呼寺背后的班玛仁托雪山上会出现大群吃不上草的岩羊,寺院主动为这些岩羊提供干饲料。但夏勒并不赞同寺院的做法,他认为物种就应该实现优胜劣汰。

“科学是有智慧的,但佛教除了智慧,还有一颗慈悲心,我们感谢夏勒为每一个三江源民众心里种下了一颗保护自然的种子。”加阳东云说。

对于生活在三江源的僧人和牧民,他们观察自然有着自己的独特视角。

“无论怎样,当我看到很多动物延续着古老的生活方式,似乎未受到人类的干扰,这无疑是一份心灵的馈赠。”夏勒说。

（小标题）“孤独”人生

“长夜漫漫,我躺在睡袋里等待黎明,回想起自己从过去到现在的一生,做了半个世纪的荒野保护工作,我仍睡在冰冷的帐篷里。”半个世纪中,夏勒在全世界帮助建立了20多个自然保护区。

他说,一边是舒适的生活,爱人的陪伴和安定的家,另一边是高山原野里的各种艰辛,但孤独使人思考,研究因而变成了探索存在意义的旅程。

“命运和机会让我选择了中国,我把头脑中的GPS固定指向了这个国家。我对一个国家的最大贡献,就是带动了一批具备专业素养的本地学者,他们将为荒野保护而奋斗,以及激励年轻的研究者全身心投入生态保护,追寻自然之美。”夏勒说。

“是夏勒博士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成为我的引路人。”31岁的高煜芳来自福建,本科在北京大学读生物学,目前在美国耶鲁大学攻读保护生物学和文化人类学联合博士学位,这次夏勒青藏高原考察一行,高煜芳也是成员之一。

高煜芳说,本科二年级时,因为看到夏勒写的《最后的熊猫》一书,他对荒野充满向往,他因此休学一年,背着双肩包和自然保护之梦,走进大山深处。后来,他在非洲和亚洲多个国家研究非法象牙贸易和大象保护,同时也积极参与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保护。

2018年,他被评选为耶鲁大学公共学者,以表彰他在推动跨学科的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

“和这位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前辈一起探访高原,我受益匪浅,是他让我学会了在大自然中享受自由与平和的心态。”高煜芳说。

看着后辈们的成长,夏勒欣慰之余也有一些伤感:“现在中国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有了长足进步,而我也从壮年步入耄耋,但像树的种子一样,我已把根‘种’在中国。”

如今,夏勒对生态保护有了更深体会: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而不是一个终点。

——我们并非拥有两个地球,可以收藏一个,挥霍一个。我们只有一个合理选择,即保护和修复。

——我们不止是来探索新知,同时也希望能传播理念,给当地带来启发,向世界展示地球各个角落的多姿多彩。

——希望我们成为见证者,努力帮助周围的人们认识到自己正在失去什么。

“我非常开心可以离开城市开启我的荒野生存,大自然让我变得安静而平和,让我可以与自己对话,与深爱的动物有了共同的家。在灵魂深处,我知道那些令人心安的归去之处,是更为价值恒久的成就,超越我个人而存在。”乔治·夏勒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