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主要有三条线路:即青藏线(唐蕃古道)、滇藏线和川藏线,在这三条茶马古道中,青藏线兴起于唐朝时期,发展较早;而川藏线在后来的影响最大,也最为知名。
早期的茶马古道
四川古称"天府",是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当时,蜀郡的商人们常以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旄)牛夷邛、莋等部交换牦牛、莋马等物,茶作为蜀之特产应也在交换物之中。这一时期进行商贸交换的道路古称"牦(旄)牛道",它可算是最早的"茶马古道"。其路线是:由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崍)、雅安、严道(荣经),逾大相岭,至旄牛县(汉源),然后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西汉沈黎郡郡治地),渡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今康定县新都桥、塔工一带)的旄牛王部中心。沈村是进行交易的口岸。不过,这时饮茶之习在我国尚未普遍形成,茶叶在内地还主要是作为药物被人们使用。价高量少,尚不可能被藏区大量使用。输入藏区的茶,这时数量有限。
唐宋时的茶马古道
唐代,吐蕃兴起于青藏高原后,大力吸取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特别是伴随文成、金城公主下嫁而兴起的唐蕃政治、经济、文化大交流,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唐人饮茶之习也被传入吐蕃,逐渐成为上层人士和寺院僧侶的风习。唐人陸羽的《茶经》记载:茶在唐代有五种名称,"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莈,四曰茗,五曰荈"。"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藏语称茶为"槚",显然是借用了唐时汉语对茶的称呼。可证茶叶是唐时开始大量输入藏区的。
不过,茶传入吐蕃之初,仍仅仅是被作为一种珍贵的医疗保健品在吐蕃王室中使用。并未作为一种日常饮料。这在藏、汉文史料中都可找到印证:藏文史籍《汉藏文书》中记载,松赞干布的曾孙都松莽布支(670-704在位)原先体弱多病,后来用茶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唐代汉文史籍《国史补》记载:唐德宗时,常鲁公出使吐蕃,闲时在帐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到后十分奇怪,"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考寿州、舒州在皖,顾渚在浙,蕲门在鄂,昌明在蜀,灉湖在湘。都是唐代名茶产地。赞普虽拥有中原这些最名贵的茶,但却不晓其烹饮之法。由此证明:吐蕃在7世纪时已从内地得到有不少茶叶,但当时主要为王室所拥有,作为保健品使用;还不懂烹茶之法,尚未形成饮茶的社会生活习惯。
根据史料记载,内地饮茶之习也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才开始形成。唐人封演在其《见闻录》中记载:开元中佛教禅宗盛行,僧人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社会)风俗"。随着唐蕃之间的交往增强,特别是内地的大量禅僧相继到吐蕃传法或经由吐蕃去天竺求法,使这种饮茶习俗也传播到藏地。自9世纪初热巴巾规定"七户养一僧"后,藏地僧人再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对于每日长时间坐静诵经的藏僧来说,汉僧的饮茶之习此时更具有了效法的价值,它不仅能达到"破睡"、"涤烦疗渴"的生理方面的功效,而且能给这些僧人单调孤寂的生活以心理上的慰藉。因此,饮茶的风气首先在藏地僧人和寺庙中蔓延开来,烹茶之艺也在僧人中首先讲究起来。藏史称:"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后来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正说明最初把烹茶、饮茶的生活方式传入吐蕃的是来自汉地的僧人。
9世纪中,朗达玛开展"灭佛"后,寺院被毁,僧人被迫还俗。融入民间的僧人,将他们的饮茶习惯传播于人民大众中。加之,晚唐以后,唐蕃关系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平友好共处时期。由于"安史之乱"对内地农业严重破坏,唐朝需要从藏区长期输入马、牛,便以缣(丝织品)、茶等物与吐蕃市易。从而使双方间官方和民间的贸易都大大活跃起来,不仅在陇、蜀、洮、岷一带出现了官方开办的市易区,民间贸易渠道也发展起来。大量价格较低廉的茶输入藏区,为藏区普通民众饮茶创造了条件,从那以后,饮茶作为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习俗,便自然而然地在藏族中逐渐形成了。
五代及宋时,内地战乱频仍,需要从藏区采购很多战马,同时,中央政府为了籍助茶叶贸易加強与藏区各部路的政治关系。于是正式建立起了"以茶易马"的互市制度,使茶叶输藏成为政府专门管理的一项重大国策,从而保证了茶叶能长期、稳定地供应藏区,推动了藏族社会饮茶之习的发展。茶马古道亦随之有了较大的展拓。
唐宋时期的茶马大道主要为"青藏道",即通常所说的"唐蕃古道"。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条政治交往之路,后期则成为汉藏贸易进行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这条道路东起关中地区,经过青海,从四川西北角的邓玛(原邓柯县),过金沙江,经昌都地区、那曲地区至拉萨(逻些)。唐时,互市未限定口岸。宋朝则在熙、河、兰、湟、庆等州设置专门的茶马互市的市场,实行茶叶专卖的"引岸"制度。这一时期虽在四川的黎(汉源)、雅(雅安)亦设立茶马互市口岸,专门供应康区茶叶。但由于当时所易三马的主要产自青海一带,故大量的川茶是从川西的邛崃、名山、雅安和乐山等地经成都、灌县(都江堰)、松州(松潘),过甘南,输入青海东南部,然后分运至西藏、青海各地。这条茶道一直延续至今,经由这路输往藏区的川茶被称为"西路茶"。
明清时的茶马古道
元代,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为发展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交通,元政府在藏区大兴驿站,于朵甘思境内建立19处驿站,从而使四川西部与西藏间的茶马大道大大延伸。明朝特别重视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政府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限制入藏销售数量,抑制茶商投机倒把。由于朝廷对朝贡者不仅厚赏崇封、赏赐"食茶",还允其在内地采购限额外的茶叶。从而使藏区宗教上层、地方首领,纷纷朝贡求封,有的直接奏称"今来进贡,专讨食茶";返回时总是"茶驮成群,络绎于道"。为了加強与长河西、朵甘思各部的关系,缩短运距、方便茶运,明太祖命四川官府劈山开道,开辟了自碉门(天全)经昂州(岩州,今泸定岚安镇)逾大渡河至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并于昂州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成化六年(1476),又规定乌思藏、朵甘思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于是,四川不仅是边茶的主要生产地,而且成为了"茶马互市"的最主要贸易区。形成了黎、雅、碉门、岩州、松潘五大茶市口岸。
明代川藏茶道分为"南路"(黎碉道)和"西路"(松茂道)两条。"南路"茶道中,由雅州至打箭炉段又分为两路:一路由雅安经荣经,逾大相岭至黎州,经泸定沈村、磨西,越雅加埂至打箭炉,因其是自秦汉以来就已存在的大道,故名为"大路";另一条是自雅安经天全两河口,越马鞍山(二郎山),经昂州,过大渡河,至打箭炉。因系山间小道,故又称为"小路"。由这两条路上运输的茶,分别被称为"大路茶"与"小路茶"。自打箭炉至西藏的茶道路线是:打箭炉北行,经道孚、章古(炉霍)、甘孜,由中扎科、浪多、柯洛洞、林葱(原邓柯县)至卡松渡过金沙江,经纳夺、江达至昌都。然后经类乌齐、三十九族地区(丁青、巴青、索县等地),至拉萨。由于这条路所经大部分地区为草原,适合大群驮隊行住,故自明至清,一直是川藏茶商驮隊喜走之路。"西路"茶道由灌县沿岷江上行,过茂县、松潘、若尔盖经甘南至河州、岷州,转输入青海。
清代,四川在治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驻藏的官员、派遣的戍军、所需之粮饷,基本上都由四川采派、供应。四川与西藏关系的密切,进一步推动了川藏的"茶马贸易"。不过这一贸易已不再是"以茶易马",而是以茶为主,包括土产、百货等各种物资的全面的汉藏贸易。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打箭炉(康定)设立茶关。之后,又于大渡河上建泸定桥,开辟直达打箭炉的"瓦斯沟路"。打箭炉成为了川茶输藏的集散地和川藏茶马大道的交通枢纽。康熙五十七年,为平定准噶尔乱藏,开辟了自打箭炉经里塘、巴塘、江卡(芒康)、察雅至昌都的川藏南路大道,沿途设立粮台、塘铺。由于这条路主要供驻藏官兵和输藏粮饷来往使用,故习惯上称之为"川藏官道"。但实际上此道也经常是茶商驮队行经之路;而由打箭炉经道孚、甘孜、德格、江达至昌都的茶马古道,则习惯上被称为"川藏商道"。两道汇合于昌都。由昌都起又分为"草地路"和"硕达洛松大道"两路,至拉萨汇合。"硕达洛松大道"由昌都经洛隆宗、边坝、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至拉萨;"草地路"即上述的由昌都经三十九族至拉萨的古代茶道。昌都是两条川藏茶道的汇合点,也是滇藏、青藏交通的总枢纽,因而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又一重要口岸。
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的茶马古道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抗日战争中的茶马古道
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抗日战争中,尤其是1942年缅甸陷入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中国当时唯一的一条国际交通道路滇缅公路被截断,从丽江经西藏再转道至印度的茶马古道,顿时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一时间沿途商号林立,马帮云集,其繁忙景象非今日所能想象。滇藏运输线上,每年马帮达一万多匹,双程运量,每年一千多吨,财贸总值每年近一千余万元。
现代茶马古道
在茶马古道这条漫长的人畜小道上,从昌都到雅安,光是骑马就得走四十五天。从雅安至拉萨的交通,全靠驿道和牦牛;每天行走三、四十里路,来回一趟要费时一年,由于受季节的限制,一年中能真正通行的只有四、五个月时间。
1957年后,国家修通了滇藏、中乡公路,各种物资、生活必需品香烟、茶叶、糖、布匹等源源不断地运往西藏地区,改善了茶马古道人背畜驮的落后状况,公路干线的修筑,基本替代了过去"茶马古道"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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