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青海省的三江源保护区，是亚洲几条大河的发源地。2006年，人类学者郭净随几名环保工作者前往那里考察环境保护状况，事后写了一篇他称之为“游记”的《三江源图记》，今年年初重新修订，就是下面这篇。

这几年，战争、疫情，影响范围波及全世界的大事层出不穷，全人类都前途未卜，人心惶惶。其实，所有事情早有端倪，早有预警，我们视而不见，以为与己无关而已。16年前，三江源的环境已经面临各种挑战，当地人正为家乡的环境保护做出各种努力。而今，从荒野到繁华之都，从自然到人心，都已百病丛生。我们所能做的，唯有站在原地，洁净、健康我们的家园。如果不能，至少真正认识她。这篇文章，就是郭净以朴素、谦卑之心，对三江源的认识和记录。三江源并不遥远，没有遥远之地，每处都是我们的家园，都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

三江源图记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位于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地区，地理位置为北纬31°39～36°12东经89°45～102°23，总面积36万多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多米，约占青海省总面积的50.4%，是我国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i]。它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汇聚了雪山、冰川、草原、河网、湖泊、湿地等自然景观，号称“亚洲水塔”，是长江、黄河、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狮泉河以及恒河的源头汇水区。该区域当时有人口50余万，其中藏族占90%以上，其余为汉、回、撒拉、蒙古等民族。

曾经为“生命净土”的三江源，其生态环境却因天灾人祸急剧恶化，冰川融化、水土流失、草场荒漠化等问题日益突出。这种局势若持续下去，将导致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崩溃，进而威胁到亚洲十多亿人的生存。为改变这一状况，中国政府于2000年建立了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6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试点，总面积为21万多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涉及治多、曲麻莱、玛多、杂多四县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辖区域，共12个乡镇、53个行政村。区域内有著名的昆仑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等山脉。[ii]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三江源开展了长期的生物多样性评估研究，并推动当地藏族社区参与生态环境的在地保护。2006年，笔者跟随“保护国际”的环保工作者赴三江源地区考察，有幸领略高原圣境的壮阔美丽，也深切体会到藏文化与当地环境保护的密切相关。本书虽然只是一个旅人浮光掠影的印象，但它也可以提供另一种观察的视角，让读者跟随徐徐展开的画卷，走进离我们无比遥远，却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连的江河之源。

从西南到西北

2006年7月15日早7：40，从昆明起飞去成都，一个小时到达。再接一个航班，下午两点到西宁。可以说是从凉爽的夏天（昆明）到闷热的夏天（成都），再到凉爽的夏天（西宁）。

在西宁最大的中心广场下了机场的大巴，背着双肩旅行包走路找到“雪山宾馆”，旅馆在一条僻静的小街拐角。

见过即将同行的伙伴：保护国际的李黎，20来岁，负责“社区保护基金”项目；保护国际的田犎，30来岁，负责“协议保护地”的项目，他们两人的大学专业都跟航空有关，却都投身环保的NGO。这事业给个人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必须独当一面，经常跑野外，进农村社区，还要策划项目并为之筹款，所以这两位都属于有理想，能吃苦，会干事的青年。另外一位是保护国际的野猫研究专家吉姆，美国人，50来岁；他的助手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的野猫博士生峰，一个喜欢观察不喜欢说话的青海人。

青海正值旅游旺季，西宁街头到处竖着喷绘的节日广告：环青海湖自行车大赛，三江源摄影文化节……如此之类，以及“欢迎到夏都西宁”的标语。我这才发觉西宁果然比成都凉快多了，可比起每天都下一场雷阵雨的昆明嘛，还嫌干了一点。不过流经城市的湟水河虽然被荒芜的山峦挟持着，却不像昆明的盘龙江那样又小又臭。广场上人来熙往，悠然自得地闲逛。居然有人拉起红布照标准像，我也给他们抢拍了一张。

次日晚乘火车前往格尔木，这里尽管成了新的青藏铁路的起点，火车站并没怎么翻修。间架很高的大厅里拥挤嘈杂，拎着大包小包的乘客满地坐着，暗淡的气氛，和豪华气派的机场候机厅形成鲜明的对比。

晚9点的卧铺车，行程830公里，第二天中午11点30分到格尔木。半路上听说晚点两个多小时，不知怎么又抢成正点了。记得坐火车经常遇到这种事，好像比飞机还准时可靠。

沿途都在看风景，荒漠，草原，远处低矮的雪山。铁道两侧有很多用石块堆成的方阵，成连绵的井字形状，铺得很远。问乘务员，才知道是固沙用的。过一段就会出现一个工地，帆布帐篷，搅拌机，脸庞黝黑的工人。看来，铁路虽已通车，扫尾的工程还有不少。

格尔木车站也还是我2003年来时的老样子，但原来空荡荡的站前广场，此刻却挤满绿色的出租车，着实令我吃了一惊。让人吃惊的还有街道，宽得离奇，两旁绿树葱茏，路灯杆造型多样且现代，有一种还挂满红灯笼，端的是沙漠中的绿洲。是不是预见到会修青藏铁路，才规划成这样的也未可知。看得出来，格尔木将在未来几年内发展成一个荒漠中的大城市。

青藏铁路西宁到格尔线木铺了双向车道，沿线到处都是工棚。

上了青藏公路，见到不少骑行进藏的旅行者。

过五道梁

在格尔木停留的半天，小李和小田花了很多时间跟宾馆的旅行社谈租车价钱。因为吉姆要跟我们出城到三江源。旅行社的人说，出城几公里就有检查站，凡是往西藏方向去的老外一律要出示通行证，否则老外和载他们的汽车都要被狠狠罚款。为此，租车的费用必须包括风险费在内。我们解释说吉姆是中国请到青海考察动物的专家，他只到几十公里外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不进藏。可旅行社的人决不通融。十年前我带韩国人进藏，就曾在成都等了几天，得找旅行社交一笔钱，从西藏旅游局领取一纸证书，方能得到进入西藏的批准。但那只是乘飞机，坐车走青藏线好像没管那么严，我在桑耶寺遇到的老外，都是搭车直接走青藏公路到拉萨的。

上街吃饭和闲逛时和野猫聊天。我们从第一天起就私下把吉姆叫野猫，他个子高大，黄中带灰白的头发和胡子，两只眼睛如果盯着什么东西看，像极了猫的眼神。我想起原来在云南德钦研究金丝猴的美国专家老柯，他秃顶的大脑袋，也很像金丝猴的模样。研究什么动物像什么，这大概也是生物学的规律？

我和野猫谈起依赖人类生存的动物，他举了老鼠，说老鼠和人在习性上是一个类别的，什么都吃，哪里都去，人甚至还去了老鼠也去不了的地方，如北极。如果人灭绝了，鼠口也会大大下降，因为它们的生存实在太依赖于人。于是我联想：动物可依照对人类的依存度分作两类，一类是野生的，一类是家养的。有些家畜如猪，和人一样喜欢吃煮熟的食物。而人养的动物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人喜欢养的，如猪牛羊马鸡狗猫；一类是人不得不养的，如耗子蟑螂虱子跳蚤等等。目前提倡野生动物保护，会不会让那些本来自食其力的动物也变得越来越依赖人，就像动物园里的老虎豹子熊猫那样？

7月17日早晨5点钟，我们一行5人乘一辆金杯车出了格尔木，沿漆黑的青藏公路南行。

今天的目标是五道梁，行程280公里。天空晴朗，视野开阔，我们4个多小时就到了目的地。在一家四川饭馆等待其他同行者，他们要越过大片无人区，赶到五道梁与我们会合，再一起进三江源。

我们早上9点半到五道梁，等待另一队人会合，一起进入保护区。这是我第四次经过五道梁，但前三次都在夜里，记得从夜班客车的窗口望出去，看见几座低矮的土屋匍匐在萧瑟的荒野中。这次在白天看五道梁，比夜晚的感觉大了许多。房子依然低矮，密密麻麻沿青藏公路排列着，有修车打气的，有回族、撒拉族、四川人开的餐馆，有废弃的汽车尸骨，有一个加油站，一个气象站，一个兵站，一个旅馆，还有遍地的积水和垃圾。

青藏铁路就在不远处，和公路平行而过。两条路之间，还有一条绵延而去的高压线路。这几条现代文明的标志物，把中国最大的荒原切割成两半，西边的一半是“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东边的一半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总面积36万多平方公里。我们此行的目标便是后者。

这两大保护区被称作中国的“水塔”。可可西里横跨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基本是无人区。它既是长江北源水系交汇地区，也是西藏羌塘高原内流湖的来源地。其东部流淌着以楚玛河为骨干的长江北源水系，并分布着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的107个湖泊。最大的为乌兰乌拉湖，湖水面积为544.5平方公里（参见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保护局网站）。

路边的餐馆大部分是回族和汉族开的，我看见当地藏族牧民把牛卖给回民宰杀。回族餐馆讲究清真，所以都要草原上放养的牛羊。藏族养牛，回族卖牛肉，形成草原地带特殊的生物链。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隔青藏公路与可可西里相望，但范围更加广大，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三大河流的源头。其东、东南部与甘肃省、四川省相邻，南部、西部与西藏自治区相接，北部分别与青海治多县的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西藏族蒙古族自治州的格尔木市和都兰县交界，东北部与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共和县、贵南县、贵德县和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县接壤。行政区域包括青海省玉树、果洛、海南、黄南四个藏族自治州的14个县和格尔木市的唐古拉乡，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按流域分为：黄河源区、长江源区、澜沧江源区。

从西宁到五道梁，沿途都有施工的营地。车站、矿山、城镇将由这三条文明之路向四周蔓延拓展，直到覆盖所有的荒原。公路、铁路和高压线路的切割，使辽阔无际的原野一下子变小了许多。在五道梁逗留的半天里，看着人流和车流涌入西藏：骑车的，开车的，骑摩托的，乘火车的，从格尔木到拉萨，朝发夕至。遥远的荒野，正在变成内地人的后花园，让我想到德钦县作曲者木梭讲的一个藏族传说：原来世界上都是神的地盘，人向神借一块地讨生活，神答应了。可人不满足，悄悄地把自己的地扩了又扩，直到占据了神的大部分领地。

五道梁海拔高达4600多米，又地处风口，当地的房子都很注重防风保暖，如大都为一层平顶，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布门帘，设置两道门，屋里总烧着铁皮火炉等等。餐馆的墙上喜欢挂面老大的镜子，让屋子显得宽敞。

乘着等人的空挡，我把小小的五道梁逛了一遍。青藏铁路的开通对此地的面貌似乎还没有多大影响，只是不时地有一群群戴黄色头盔的工人到此停留。虽然餐馆老板抱怨火车开通后坐班车的人少了，可在一个小时内，我至少看见五六辆客车路过。有上去拉萨的，有下去格尔木的。货车更无法计数，分分钟都在来来回回。上拉萨的很多都拉着各色汽车，可以想象如今拉萨的街头是怎样一番嘈杂的景象。一位朋友刚去拉萨回来，说满大街都跑着宰客的出租车，布达拉宫为限制蜂拥而至的游客，一天只卖2000张票，而且根本买不着，因为都被黄牛们拿去暴炒了。

如今，能让人们尽情开发的“西部”已所剩不多，占据青海、西藏、新疆辽阔交界地带的“无人区”，成了淘金者最后的梦想之地。

在路边，一个卡车司机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他们前不久到可可西里和西藏那曲交界的地方拉过金子。那里有很多私人老板开的金矿，生意做得很大。把一辆挖机运到开矿地，运费20000元。一个挖机司机的月工资为4000元。小工的月工资1500元。老板们投资如同赌博，一亏就是上百万，一赚就是上千万。有个爱好文化地理的老板朋友曾鼓动我一起去金矿拍纪录片，说那里就像当年美国的西部，被淘金狂潮席卷，好题材多的是。可我料想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还是死了那份野心吧。

等到下午4点，原定早上到达的同行者终于现身。他们驾着一辆越野、一辆解放吉普，横穿三江源保护区来与我们会合。领头的是我认识的藏族美男子哈希·扎西多杰，大家叫他扎多，原野牦牛队的骨干份子，如今是玉树“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的秘书长。其余三位是：北京大学的动物研究专家大军、藏族司机扎那和欧萨。吃饭时我老盯着欧萨看，他浓眉大眼，体格粗壮，留一把黑色的美髯，穿一件暗红色的无袖花坎肩，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古书里出来的好汉，面孔和形态又仿佛在哪里见过。扎多见状，笑着介绍道：他是”拉登”。欧萨啃着肉，眨眨眼睛表示认可。真的像极了，以后我们就一直把他叫做”拉登”，可他比原版的恐怖头目壮实得多，也温和得多。应该说，他更像水浒里的李逵。

天色渐晚，今天无论如何是走不了了。环顾四周，没有什么像样的旅馆。于是大家想到附近的兵站，它插着红旗的红顶楼房，是这一带最摩登的建筑。我们大包小包地过去，小李和小田跟管理人员一交涉，可以住，但老外不行。军事重地，没有商量的余地，野猫和他的研究生助手到路边找了一家旅店，其余的人则欢欢喜喜进了兵站招待所。一楼的两个房间，每间四张高低床，各人挑了一张铺位，安顿了下来。管理员骄傲地告诉我，进藏的人经常到这里投宿，电影《可可西里》剧组拍摄的时候，在此住过很久。

落实了住处，和小李去当地的气象站询问天气情况。黑云从天边汇聚到头顶，身上一阵阵发冷，头也开始疼起来。气象站的人告诉我们，从1990年代初，这地区的气温就逐年上升，一般每年增高0.7度左右。到如今，气候已经大大改变，夏天多雨，冬天少雪。

大约晚10点的时候，外面下雨了，一夜淅淅沥沥。我头疼得厉害，浑身疲倦，吃了一片地奥心血康和一粒红景天，似乎没多大用处，迷迷糊糊地熬到早上5点。

同行的伙伴，从左到右为:锋，李黎，吉姆(野猫)，田犎。

汽车的尸骸也抛弃在路旁，这景色颇有美国西部片的味道。

青海两大保护区位置示意图。制图/郭净

餐馆平面图。

如今，能让人们尽情开发的“西部”已所剩不多，占据青海、西藏、新疆辽阔 交界地带的“无人区”，成了淘金者最后的梦想之地。

我们的司机欧萨，他留着大胡子，太像《水浒》中的李逵。

十二条河

兵站院子里黑咕隆冬的，摸索着到水房洗脸，到厕所方便。军人起来跑操的时候，我们出发了。扎多、野猫、大军和我几个年纪大的坐扎那开的越野，小李、小田和峰坐欧萨开的吉普。乌云压得很低，雨还在下着。

车子顺青藏公路往西藏方向跑了一个多小时，接近一座三角形的小山冈，便左转下了公路，沿一条深入到茫茫原野中的土路前行。扎多交代说，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的措池村，距此地有70多公里。我奇怪这一个多小时的路为何要一天？他解释道，沿途有12条河流挡道，现在正逢雨季，河流涨水，我们能不能过去还不一定呢。

说着车子就拐下山崖，进入一片漫溢的河滩。车轮沙沙地碾过砂石，蹦跳着左突右窜。扎那紧紧把着方向盘，在河滩里兜着大圈子，原来他在寻找水浅的过河处。这条小河像辫子一样散开，过了一道还有一道，兜了近半个小时，车子才离开河滩，攀上陡坡，在宽阔的草地上奔驰。视野内没有一棵树，只有连绵的草甸、砂石和沼泽。

虽然依旧头疼，我还是尽量睁大眼睛，和大家一样四处张望，想发现清晨出来觅食的动物。

但我没那个福气，总是扎多和扎那先指着某个方向，我才看见有野物一闪而过。藏族就是藏族，他们熟悉荒原，就像熟悉自家的牛场。听从他们的指点，我才终于“发现”了三只黄羊、两只藏羚羊和水塘里优游自在的水鸟。小田和小李比我强多了，他们有野外观察的经验，随身带着一架望远镜和一本厚厚的观鸟手册，可以和藏族伙伴讨论跑过的是白屁股的黄羊，还是黑脸的藏羚羊。掠过山冈的是鹰还是鹫。对于有野外经历的人来说，这广袤无人的土地，比繁华的城市更要耐读，但也更加难读。你得离开诱人的电视屏幕，离开网络，离开“玩转地球”和“野生动物竞技”等吸引眼球的节目，以身体与不受人驾御的野性世界交流。

以五道梁为起点，我们在10多天内都活动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地带，为高山反应和水土不服所纠缠，也为饮食问题而独自忍受。每天的基本伙食标准是：干硬的大饼、风干肉、糌粑、奶渣，这些途中吃的东西，都是藏族典型的旅行食品。

旅行是藏族的本能，他们随身带的食物也最方便加工和食用。没有人会公开抱怨吃不习惯，否则你就不必参加这样的考察活动。如果肚子出了问题，四野辽阔，可以随地解决。

大约早上10点钟，大家停车吃早餐。我走得远远地，在一览无余的开阔地唱了支山歌（野外方便），才感觉高山反应有所缓解。回到停车处，大伙正拉开防潮垫布置餐桌，野猫跪在中间摆放食品，周围一圈人围着，拿他和欧萨开玩笑。

可能玩笑开过了头，中午时分，我们的越野陷进烂泥里。”拉登”开吉普来救，掉进一个大水坑。大家开始四下搜寻石头垫轮子，挖泥巴。忽而太阳出来，我们把外衣脱了，野猫更脱得精赤条条，奋力干活。忽而又飘起冷雨，大伙连忙穿上外套，披起雨衣。折腾了约两个小时，越野车先挣出泥塘，再把吉普拉出来。大家兴高采烈地上路。大概今天冲了黄历吧，走不过个把钟头，越野车又陷进一条水沟，等折腾出来，一个多小时又过去了。

黄昏时，我们终于赶到一条河边。涨水了，水在夹杂着乱石的沙滩上四处漫流，大伙一下没了主意。惶惑间，夕阳把天空和河水染成一片金黄。人们沉静下来，欧萨小小的身影，立在自然的美景中。无人打扰的荒原，让人畏惧，又使人怀念。

沉思了一阵，欧萨忽然惊醒，默不做声地爬上吉普车，踩下油门，闯进河里。只见他急促地打着方向盘，左拐右拐，沿一条凭直觉发现的路突过河流，冲上对岸的陡坡。扎那见状，也驾着越野车跟踪而去，可惜，扑哧陷入一块沙地，动弹不得。眼瞧天色转暗，温度急剧下降，小李和小田合计后做了决定：年纪较大的野猫、扎多和我坐欧萨开的吉普车先去措池，其余五个年轻人挤在越野车上过一夜，等待第二天的救援。

没有争辩的时间，欧萨带着我们三人马上出发。夜幕很快降临，无边无际的原野上，只有一洼洼水塘反射着最后的天光。欧萨曾在野牦牛队当过司机，熟悉荒原就如同熟悉手上的掌纹。此刻，他驾驶的汽车全然变成了《龙猫》里夜行的猛兽，我们正骑在它的背上，一路腾跃着往前狂奔。我一无所见，一无所闻，也数不清过了几条河，爬了几道坎。

临近午夜，我在昏沉中隐约听到几声狗叫。

欧萨开口说话：“措池到了。”

沿途都能看到很多野生动物，这是几只黄羊。

雨住了，晴天丽日之下，一个铁家伙静静躺在草原上，真是一幅极美的风景画。在荒原里，代表现代文明的汽车却成了荒野的一部分。

休息时，扎多告诉我远处是当地牧民的一座神山。

野猫是行动派的，三步并两步就跳到了河对岸。

措池村唯一的一座佛教寺庙，是牧区人心凝聚的中心。

由部落到村落

几座土房，一个小寺院，热腾腾的奶茶，一堆顽皮可爱的孩子，这就是措池。它在行政上归属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玛莱县曲玛河乡。曲玛莱县被称为“江河源头第一县”，是长江（藏语叫“支曲”）和黄河（藏语叫“玛曲”）的发源地。曲麻莱县的名称来源于境内的曲玛河和崃央大滩，地处玉树州的西北部，面积46820平方公里，其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抬升，牧场平均海拔4200米，最高达4800米，是我国海拔最高的纯牧业县之一。[iii]

夜里黑咕隆咚的，对四周的环境毫无知觉。第二天一早起来洗漱，才发现牧委会的土墙外是连绵伸展至天边的草坡。阳光照进院落，空气清冽而稀薄。加义书记把村里的人口统计数给我看，据2006年2月18日的统计资料，全村有3个队，228户，899人，其中男子453人，女子446人。

措池村人口统计表[iv]

 

队	户数	人数		劳动力
男	女	男（18-50岁）	女（18-45岁）
一队	102	184	176	90	88
二队	68	135	133	79	63
三队	58	134	137	41	39
总计	228	453	446	210	190

899人的措池村，拥有土地的总面积约为2124.5平方公里，其四至范围是：南隔通天河与治多县的索加乡相望，西至青藏公路附近的草加加陇曲，东为勒玛曲和通天河，北为勒玛曲。这片广袤的土地，平均海拔在4400米以上，全境都在“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内。

我很奇怪这里为什么被叫做“社区中心”？扎多解释说，措池村虽然是一个藏族的全牧业村，其实以前并无村落。原因是牧区原来并没有聚居点，各家的帐篷分散在不同地方。1995年，当地的一位赤脚医生兼会计被认定为宁玛派的活佛，人称古鲁扎西活佛，他在这里建立了流动的帐篷寺院。承包到户以后，其他牧区的人难以聚集，像一盘散沙，这里的人却自己动手，在此地建立了三江源的第一个社区中心，盖了一个学校，一个卫生所，一个太阳能电站，一个牧委会的院落，并自筹经费建立了土木结构的拉琼寺。这个混杂着土房和帐篷的社区中心，的确起到了中心的作用，把措池的人心凝聚到一块了。

加义书记跟我说话的时候，他的一堆娃娃（我没看清有几个）醒了，有的下地，有的在床上吵闹。他的妻子正屋里屋外地忙个不停。在我老家云南，藏族人的家务事大多由女人操办，这里似乎也是如此。从村里的人口统计看，措池的男女人口比例虽然基本合理，但法定的劳动力人口却明显偏少。全村男女劳动力为400人，仅占总人口的44.5%。虽然60-70岁左右的老人依然参与劳动，但成年劳动力中，尚有24人为出家的僧人（4人为尼姑），平均下来，每户仅有一个多劳力。如果考虑到牧区的家务和日常劳动（如挤奶、做酥油、牲畜管理等）大多由妇女承担，而上表中的适龄女劳力每户不到一人。由此联想到，该村一般家庭所感受的生产和生活压力，或许是相当沉重的罢。

上午，在河里过夜的越野车被欧萨的吉普拖了出来，小李、小田、扎那、大军和峰终于赶到措池跟我们会合了。大家喜爱的村副书记噶玛和待在当地做研究的班巴也骑摩托来到。白天，我们参观社区中心，听牧民讲该地区的历史。

讲述的时候，当地人习惯以几个重大的事件做标志。第一个阶段是吐蕃时期，那时，玉树有苏毗和多弥两个小邦，归属西藏的吐蕃王朝，向其进献铁器和通天河的装饰品。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当囊谦部落出现在玉树的同时，在曲麻莱南部的通天河两岸出现了六大部落之一的年措部落。

第二个阶段是清代，这里成为和硕特蒙古的势力范围，由蒙古的千户、百户统领当地百姓。清朝平定和硕特部后，遂清查户口，划定青海和西藏的疆界，把玉树、昌都、那曲连片的60个藏族部族，分别划为青海的25部和西藏的35部。[v]今天在通天河一带虽然不再有蒙古人的踪迹，但他们给当地留下了许多遗产，如不少地名来自蒙语（像可可西里、巴颜喀拉等），还有与藏族黑帐篷相异的圆形蒙古包，以及1950年代仍在使用的骆驼。

第三个阶段是回族军阀马步芳统治青海的时期，曲玛莱的藏族群体在这一时期形成。从1916年开始，因马步芳屡屡镇压年措部落，其属民逃往西藏黑河地区，使他们原来的家园成为荒芜之地。1921年，布久昂周率阿什姜然洛部落7户牧民进入此地游牧，形成布久红柯部落。此后，从果洛的阿姜然洛部落中，又陆续迁来了6个部落（然仓、俄仓、多仓、哈秀、干巴、贝沙），从德格迁来一个部落（尕托），又新组成一个河拉麻部落，均归属布久部落的管辖。这9个部落便成为曲麻莱藏族的前身，其分布是：

布久部落，杂日嘎纳、措池牙陇、措池玛陇、昂拉沟一带；

多仓部落，阿米库日、阿兰诺措、扎陵、鄂陵二湖和扎日加一带，属玛多乡，1953年有104户，480多人，牲畜10296只（匹）；

然仓部落，勒马、勒池、巴颜日久、杂日嘎纳、楚玛尔河源头（可可西里）地区，1958年有400多户，2000多人，牲畜28000只（匹）；

俄仓部落，岗欠查鲁玛、安塔秀沟、扎玛然和黄河源头地区，属玛多乡，1953年有94户，282人，牲畜10296只（匹）；

干巴部落，莱阳滩、莱格加博日扎一带，属麻多乡，1953年有63户，415人，牲畜21164只（匹）；

哈秀部落，麻多乡扎陵湖一带，1953年有218户，672人，牲畜29417只（匹）。1956年因部落纷争解散；

尕托部落，昂日曲流域和色吾河中上游地区，属秋智乡，其部落头人是活佛，为政教合一制度。1953年有70户，270人，牲畜7168只（匹）；

河拉麻部落，色吾加庆松多、霍塔杂加一带，属叶格乡，1953年有53户，265人，牲畜4598只（匹）；

贝沙部落，杂嘎公俄、章松青美涌、普同扎纳及通天河沿岸一带，属秋智乡，1953年有70多户，393人，牲畜7823只（匹）。[vi]

从地域分布看，布久部落与措池的关系较其他部落更为密切。该部落原属果洛三大部落之一的阿什姜然洛部落。1921年，为逃避马步芳的镇压和部落争斗，离开果洛，于1925-31年间进入曲麻莱境，人口增多，势力扩大，形成了布久红柯部落。1936年，布久部落西迁至今曲玛河乡措池一带游牧。1941年，头人布久昂周去世，米玛才仁（米福堂）继任百户之职，降服于马步芳，被委任作“星州设置局长”，统管曲玛莱地区所有部落。解放后，该部落辖地归曲玛莱县，米福堂曾任第一任县长。[vii]据措池的老辈人说，从果洛搬到曲玛莱的有三个家族，分别属于扎琼、娘措和四川石渠的藏族，解放后在秋智乡组成措池大队，分为上措池和下措池。措池是个老地名，人说那里以前很穷，是土匪窝。谚语讲：

措池有草的话，只有荒漠草。

措池有石头的话，只有搬不动的顽石。

措池有水的话，只有苦味的盐碱水。

措池有人的话，只有一个孤独的人。

我本来以为措池人是当地的世居居民，听了他们的故事，才知道他们是从远处搬来的。上面的谚语，让我们想象那时初到此地的藏民，面临怎样严酷的环境。虽然到了7月，四野仍是无边无际的荒原，寒风依旧刺骨。薄薄的草皮紧贴着坑坑洼洼的地面，旱獭和老鼠在草原上到处打洞。这些人便在荒漠草和顽石之中安了家，放养牛群，跟野牦牛、野驴、藏羚羊、狐狸和豺狼做了邻居。

传统的帐篷是用牛毛编织的，叫做“黑帐篷”。但如今，来自内地的白帆布帐篷逐渐流行，黑帐篷越来越少 见了。

帐篷中间砌一个土灶台，既烧茶烧水做饭，也有取暖的功能。

在平均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牧业是基本的生产方式。牧业的重担主要由女人承担， 白天，她们要给牛挤两次奶。

孩子长到四五岁，就要参加放牛等劳作，他们的知识更多是在实际的生活中学会的。

野猫，奶队和大雪灾

和牧民聊天时，野猫亮出胳膊上纹的花纹，居然是不同种类的荒漠猫脚印！他说自己只能待两天，很想看一眼一种特殊的荒漠猫。于是我们在转草场的时候，都睁大眼睛四处搜寻。我发现，这里的藏族和云南的藏族一样，对望远镜情有独钟。云南的傈僳族把这新奇的玩意儿叫做“搬山镜”，说它可以把远处的山搬到跟前。记得在云南的雨崩村，一位牧人用望远镜在山里找到了他丢失好几天的犏牛。措池自从开展环保行动以来，北京大学做环保项目的学者给牧民配了六架望远镜，他们每天都带着，随时可以统计各种野生动物的数量。在可可西里做过几年藏羚羊保护的欧萨，更是望远镜的爱好者。你看他只要停下来，就会以各种姿态，站着，蹲着，趴着，用这神奇的镜子眺望远处的动静。

另一种让当地人大感兴趣的东西是摄像机。2005年，措池村的环保组织“野牦牛守望者”得了阿拉善生态奖，奖金有一万块钱。大家讨论这笔钱怎么用，最后觉得很需要一台可以把野生动物照得清清楚楚的摄像机，于是花5000元买了一台。村副书记噶玛拍上了瘾，整天背着，开会拍，跑野外也拍，这些天他就拍了不少镜头，还爬上通天河附近一座山头，拍了一群岩羊。他拍的东西牧民都想看，摄像机又成了放相机。我在一个培训会上遇见他，他告诉大家，机子被村民看坏了，问有没有办法修。

两天后，野猫离开措池回北京。临走的前一天下午，我们在穿越一条河沟时发现了一只野猫。有点可惜，不是他找的品种。然而，他还是感到很大的满足。他说，自己不信任何宗教，但信仰大自然。一片草原和一座森林，就如同一座天然的教堂。在这样的教堂里，他能够得到平静。

老人们说，措池历史的第四个阶段是人民公社时期。1965年，因草场不够，政府把措池、杜墟、勒泽、彻夏4个队移民到这里，那时基本上是无人区。有3个队适应不了严酷的气候，重新搬回勒池曲一带，仅措池一个队在此坚持下来。以后陆续又搬来一些人，所以措池的人来源很杂，方言还受了安多藏话的影响。

最初来的有14-15户，分成6个社，每个社都有6-7个小组，分作“奶队”和“干队”，前者负责挤奶，后者负责驮运。大部分是“奶队”，“干队”只有一个。1966年文革期间，划分为4个社，1970年又改为3个队，按各自原先在的地方划分草场，这3个队的格局延续至今。草场大的队，有春夏秋冬4个季节的放牧地。草场小的队，只有夏季和冬季放牧地。小组由几个家庭组成，要照顾强弱搭配，也要考虑团结的因素。根据这两个条件和领导的想法，每年各小组的组成家庭都要变更。如果哪个组的成员一直不变，那这个组内部的关系就会非常好。

那时没有环境保护的观念，牲畜都是集体的，大家靠挣工分过活，每年按工分值分配一次酥油和酸奶。每家只有一、两头“自留牛”，挤奶供日常生活用。食物不够，作业组把能干的人组织成打猎队，打野牛和旱獭，作为解决肉食问题的主要手段。打了动物不能藏起来，要作业组的全体成员平分。方法是有几户人家，就把肉按大小、肥瘦分为几份，大家转过身，闭上眼睛，说哪份给谁家就给谁家。孩子们整天盼望着猎手归来，他们回来就有肉吃了。

第五个阶段是文革后包产到户时期。1984年实行包产到户，包牲畜包草场，称为“双承包”。分草场是用目测的方法划分地界。从那以后牧民就定居了。1995年又重新分了一次，用上了军用地图和测量工具，按照大小、可利用和不可利用等标准调整了草场。从那时到现在再没有改变过。不管人口怎么变化，各家的草场不再增加。[viii]

紧接着承包，发生了1985年的大雪灾。1985年10月17日，一场特大雪暴袭击了三江源地区，曲玛莱县13个牧委会、47个牧民小组、2041户、10407位牧民和80多万头牲畜被风雪围困，“积雪表层融化成冰，牧草被盖，善于踏雪采食的牦牛、藏系绵羊也无法采食，由于长时间的冻饿，牲畜为充饥互相吃毛，活畜吃死畜；黄羊、百唇鹿等草食野生动物也从深山密谷中觅食走出，聚集在路边、河边、山崖下，伸手可逮；雪豹、猞猁等一些食肉动物，也因积雪过深行动不便开始死亡；麻雀成群地飞进帐篷，那种求生的景象惨不忍睹。” [ix]

加义书记曾亲眼见到一只熊因找不到食物，在十几米的范围内来回徘徊了两、三天。雪灾之前，措池地区的草场非常好，全村的牲畜达到7万头（只），野生动物的数量也有3万多头（只）。一场大雪后，虽然政府救助及时，没有死一个人，但到1985年2月底，全县4个乡的牲畜因灾减少了534200头（只），占灾前4个乡牲畜总数的60%。[x]措池村的牲畜只剩下4000多头（只），野生动物普遍遭难，黄羊、盘羊和熊几乎灭绝。白唇鹿很长时间不再出现，直到近年其种群数量才有所恢复，2005年，村民在野外观测时发现了200只。[xi]

2007 年 11 月，措池的嘎玛到昆明参加“乡村之眼”的培训，学会了纪录片剪辑的方法。

家庭承包后，牧民的生活大有改善，在赛马会期间， 人和马都打扮得很漂亮。负面的影响，是牧民抵抗灾害的能力降低了。

环境变了

27号我们到草场上去考察，中午在一座帐篷里吃饭，说话的时候，这家女主人在打酥油。我好奇地发现，她不像云南的藏族用原始的木桶，而用的是手摇的小型机器。问起她家的情况，她说自家有100多只羊和60多头牦牛。每天要挤两次奶，再用机器加工成酥油。全家人一年要吃掉50-60斤酥油，其余的拿去卖。一斤可以卖到8-9元，如果到治多的话，能卖到14元。全家的现金收入主要就靠卖酥油。另外可以出售牲畜，据噶玛说，一头奶牛的价格为1200-1300元，驮牛为1900元左右，一只羊可以卖到200-300元。

女人告诉我们，这一带有很多野牦牛，它们在山里产崽，牛崽长大了才带出来。野牦牛的幼崽特别怕人，以前这妇女抓过一头小崽子，除了她以外见人就躲。也只有她能喂，喂的是家牦牛的奶。可惜，没养多久就死了，看来野生动物靠人养不活的。

在帐篷里又说起1984-85年那场雪灾，大家认为，现在的措池和过去的措池不一样了。从什么时候发生的变化呢？就从雪灾那年。因为它是当地生态大变化和草场管理的转折点。

1985年雪灾之后，大量牲畜和野生动物死亡。人民公社的时候，雪豹和猞猁常在晚上跑进羊圈，现在也不见了。倒是狼多得不计其数，最大的一群有20多只。以前它们会趁夜里羊子睡觉时偷袭，如今大白天都敢攻击牲畜。到冬天山上缺水，岩羊、盘羊、野驴等动物下到河边饮水，也会被狼咬。

雪灾后大批牲畜死亡，目前全村的牛羊不到20000头（只），草场压力小了，但草的质量却远远赶不上雪灾之前。只是2005年和今年，草场才有了明显的好转。藏族人从来不怕风雪，可这样大的雪灾连80岁的人都没见过。雪灾过后，气候和环境的变化非常明显，草原上许多水都不能喝了。青草期延后，以至给牛挤奶的时间从5月推迟到了6-7月。

草场退化是三江源普遍的问题，但症结到底在哪里，却众说纷纭。后来我看到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份调查报告，说2004年三江源的牲畜数量实际上与1957年相当，跟雪灾后草场产草量大幅下降有密切关系。有人把此归罪于牧民的过度放牧，措池的人们都反对这种说法。老人们还记得，从前人民公社的管理制度与部落制度相类似，牲畜被当作生产的第一要素，根本不担心所谓动物的过度繁殖，一个小羊羔都不能死，社员要给刚出生的小羊生火取暖。母羊都有奶套，以防止她们的大奶子碰到石头受伤，影响小羊吃奶。草场是集体的，可以像部落时代那样大范围游牧，每个草场待的时间不超过15天。对于现在退牧还草的政策，村民们有自己的看法。加义书记认为，现在动物比1985年以前少得多，草场却比那时差得多。所以他不担心吃草的动物太多，只担心太少。不能简单地认为没有动物吃草草场就会长得好，各种食草动物与草场之间会产生相互作用。就好比家庭一样，舍不得吃喝的人家反而会贫穷。

1984-85年不仅是环境变化的转折点，也是草场管理制度变化的转折点。从那时起实行承包制，定畜定草场（两定），各户有了定居的房屋，只能在自己草场的范围内放牧。草原上到处拉起铁丝网的隔离栏，阻挡了野生动物和家畜的流动，游牧的传统逐渐失效。随之而来的便是草场因过度放牧而退化。加之人口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对草场的压力，移民的问题随之产生。

移民有两种，一种是外出打工和经商造成的自然移民，另一种是政府实行“退牧还草”政策出现的政策移民。2006年，有50多户人搬迁到格尔木，有27户搬迁到曲玛莱县，每家分一座4-5万元的房子，在5-10年内每月得到补助500元。去的人家各有打算，有的向往城市生活，有的想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可结果是让这些人从劳动者变成了依赖政府救济的人。到格尔木的人家，很长时间没有供应粮食和肉类，生活无着。村里人去看了说，他们是“外面的房子像寺院，里面的生活像囚犯”，所以很多人又搬回村子来了。

噶玛又说道，这些年经常有人拿着批文来找矿，让我想起在五道梁遇见的挖金人。也是在承包制导致土地权益变更之后，采矿活动在三江源更加泛滥起来。青海省社科院的那份报告称：政策开禁后，大规模的采集药材（虫草、贝母、红景天等）和掘金，是草原退化的主要人类原因，“仅1985－1987年涌进‘黄河源头第一县’（曲玛莱县）的采金者就有6万多人。这些外来金农吃饭睡觉都在野外，砍伐树木做饭取暖，他们不仅破坏了草场，而且破坏了林场。如今，在县城通往麻多乡的道路旁，还可以看到当年采金给大地留下的硬伤。”金农背后，有国内外的资本支撑着，难怪在西藏、青海的采金潮一波退去一波又来。

五牧人把摩托车打扮得十分漂亮，车后还装了音响， 在草原上飞驰的时候伴随着节奏强烈的藏族音乐，相当刺激。

摩托

21号下午，我们一行从夏季营地乘八辆摩托前往通天河。看上去一马平川的草原，跑起来却没那么容易。一位戴撮箕帽的男子带着我，忽而驶过坑坑洼洼的沙地，忽而冲过漫溢的河流，忽而在草甸上蹦跳前行。每辆车子上都装了磁带播放机，在风驰电闪中一直有激烈的藏族音乐伴奏着。或许受了这音乐的刺激，一会儿冰雹骤降，打得我缩成一团，我的司机却开得更欢了。令人惊诧的是，不管多么颠簸，居然没有一辆摩托熄火或翻倒。他们大概从前骑马就炼成这身本领了吧。大伙感叹说，这几位车手如果组队参加世界摩托车越野赛，一定是拿冠军的料。

摩托车的引进和普及，可说是近年牧民生活发生的一大变化。措池为三江源保护区内最偏远的社区之一，距离青藏公路70多公里，连像样的土路都没有，去曲玛河乡和曲玛莱县城要绕道五道梁和不冻泉，沿途得越过10多条河流。今年村长罗桑从青藏公路开车回村，因一路陷车修车，走了13天才到家。各放牧点之间更无道路相连，过去一直以马匹为交通工具。每户至少有一匹马，多的人家有几十匹。可这几年时兴买汽车、摩托车，一是摩托确实方便快捷，马走一天的路，摩托几个小时就到了；二是摩托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为青年骑手们所向往。他们或者在村里用牛羊交换别人的摩托，或者把牛羊卖了，拿钱到县上、到格尔木买摩托车，每辆的价格在4000到6000元之间。

噶玛粗略算了算，到2006年，措池村村民拥有的摩托车数量已达到100多辆，平均每两户便有一辆。其中一队102户，有60多辆；二队68户，有30多辆；三队58户，有20多辆。从这个数字看，措池村将近一半的家庭有了摩托，我们沿途所见，男人们大都骑着装饰华丽并安装了录音设备的摩托，女人则依然以马代步，或甘当男车手的乘客。

摩托车的迅速普及，直接威胁着马的传统地位。原来人们愿意用100多只羊换一匹马，现在他们用更多的牛羊去换摩托，甚至把用过几年的马降价卖掉。马用处越来越少，很多只是在过节赛马的时候骑一下，三江源协会的班巴感慨地说：“如今马都快变成野马了”。

摩托在给人们带来便利和风光的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三江源地区交通条件不好，要维持一辆摩托的消费不容易。一匹3000元的马只需吃草，可以骑10年。而一辆摩托如果保养不当，泥里、雪里、水里都在跑，一两年就坏了。而且油价涨得快，逼着人卖牛羊、毛皮、酥油去换汽油、换零件。摩托热是市场经济诱惑的表现之一，它极大地改变了草原上年轻男子的心态，也成为一些家庭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之一。有的家庭不顾一切地卖掉牲畜去卖摩托，以至成了“无畜户”。措池村最穷的一家人，就有十几辆破摩托车。讨论会上，村里的噶噶老爹说了句尖利而风趣的话：“现在年轻人只关心两件事情：一是到处乱跑，二是一心想着废铁”。

我们考察队的队员都乘上摩托车，奔腾跳跃在大草原上。

摩托车甚至成了女孩的玩物，但在措池，成年女子还没有开摩托的。

马儿依然是牧人的伴侣，但骑马的女人似乎要多过男人。感慨于这番新的景象，我了一首诗：扎红缨的阿吾（大哥）驾着飞奔的摩托车/ 扎碎辫儿的布姆（女孩）骑着高头大马 /阿吾左顾右盼/布姆目不斜视

一家人从很远的牧场赶来参加赛马会，老人的马上带着孩子。

土地皆有主人

十多年来，由于“保护国际”、“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外地和本地的非政府组织在此开展项目活动，当地藏族对环境保护的概念开始有所了解。因其同藏传佛教的信仰相吻合，而得到当地人的认同。措池村的区域内有很多野生动物，它们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所以，野生动物保护便成了当地人最关心的事情。

在措池拉琼寺院的门口，贴着色达次称罗珠堪布用藏文写的一篇劝戒文字，题目叫做：“动物的慈悲”。扎多为我们翻译，文字这样写道：

释迦牟尼是我们的佛祖，慈悲是我们的习惯，爱护动物是我们的义务。

众生都想远离恐惧和痛苦，所以对不能说话的生命也要一视同仁。

素食有利于健康，也有助于成佛的事业，是很好的饮食习惯。

肉食即伤害其他生命，又不利于自身的健康和成佛的事业，故当本着慈悲的心性，以素食为要。

这篇文字讲的是素食的必要，其基本的精神，却是劝导人们以佛教慈悲的本性，去关爱世间的所有生命，以利他的态度去保护野生动物。这样的说教，对于信奉佛教的藏族人来说，比一般环保宣传更有说服力。

当地人在利用望远镜、照相机做野生动物监测的同时，也在运用信仰的力量，为保护和改善家乡的生态环境做出贡献。其中最典型的做法，是“开发神山”。

在古鲁扎西活佛的家里，我们听他详细讲解了“开发神山”的意义。所谓“开发神山”，并不是去那里开矿搞旅游，而是为神山圣湖开光之意。其核心有两点，一是根据因果轮回的规律，山中有许多人们不认识的生命存在，他们和世间的生命一样，经由轮回的因果之链与人类相互联系，互为父母。通过神山的祭祀，每年在规定的日子敬山，可以调整人们对于其他生灵的态度，以避免伤害非人类的生命；二是开发神山时要举行封山仪式，凡是在神山的范围以内，不能杀生。佛教注重启发人的觉悟，人通过与神山的直接感应，内心会产生一些变化。人一旦产生了觉悟，就不需要别人的监督，会自觉地寻求众生之间的和谐与平衡。

活佛说，在措池开发神山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继承色达彭措晋美大师的宏愿。大师是莲花生预言的东方八个掘藏大师之一，开发神山是预言决定的。经书里记载，这一带有13座神山需要大师开光。去年古鲁扎西活佛拜见甘孜扎琼寺的阿曲堪布，他说，你们有那么好的神山，为什么不开发？古鲁扎西活佛按照他的要求，开始在措池进行这项事业。2006年，他在藏历的1月和2月10日、25日，为扎玛桑耶、达热玛等两湖、两山、一洞开了光。开光的过程还拍了录像。

跟活佛谈话之后，同行的扎多和班巴对神山开发做了进一步的解说。据他们介绍，所谓神山，是同当地藏族的生命观联系着的，他们举几种非人类的生灵为例：

赞（tsan），他会直线前进，有点小气，如果人不小心冒犯了他，就会招来报复；

勒（klu，又写作鲁），住在有泉水、有湿地、有大树的地方。他冬天睡觉的时候如果遭到冒犯，夏天他会来报复；

色达（sa bdag），是土地的主人，也不能随意冒犯。

西达（gzhi bdag），山神，本义也是土地的主人。

这其中包含的观念是，所有的山水、土地，都有主人照管，我们看不见他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人类不能为所欲为，不能以生存发展的名义侵犯其他生灵的地界。更重要的是，这种观念时常规范着村民的日常行为，对此，扎多举了两个例子：

某村，外地人来修了一个水库，可水的光线反射到当地的神山上，搞得村民不得安宁。后来村民把水库扒开放水，才解决了问题。

另一个村子，因山上水土流失，山坡上出现一只鹿和一条狗的图形。村民们议论，如果两个动物的图形连接起来，他们就会遭殃。这事搅得当地人不得安宁。

人们为了生存从事放牧、打猎等活动，但必须有限度。集体化的时候人们以打猎维持生活，可又觉得打得厉害不好。所以某个打猎的能手，会忽然再也打不中野兽，这叫做“卡罗”，意思是再也打不中的枪。

讲起打猎，话题又扯到狼的身上。北京大学的专家王大军分析，狼原来主要以野生的食草动物为捕食对象，后来转而攻击家畜，其中的关键因素可能是旱獭减少。很多外地人来这里打旱獭，要它们的皮子和油；另外，村民的枪支被收缴以后，没有对付狼的有效手段，导致狼更愿意袭击防卫能力差的家畜。

古鲁扎西活佛和扎多则从信仰的角度解释藏人对狼的态度。活佛说，藏族人认为狼是非人类生命（土地主人）的看家狗，大家害怕伤害它们会遭报应。扎多说，牧民如果自家有100只羊被狼吃了，他不会怪罪狼的危害，而是分析自己的行为有什么错误，从利他的角度想问题。我从他们的话得到一点启示：藏族人不会去过多思考环境和动物的问题，而是根据佛教的思维方式，会想一想人应当负什么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无法强迫野生世界改变什么，也无法保护自然，而只有调整自己的文化，使之顺应自然的规律而已。

从2006年以后，保护国际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措池村开展了“协议保护地”和“社区保护基金”两个环境保护的项目。前者旨在推动有关政府部门把保护区的部分环保职能委托给当地社区；后者则力图以小额资助的方式，促进社区组织开展本土环境保护活动。这两个项目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着眼于世界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中国西南山地、三江源保护区等更大的地理范围，尝试把现代的环保观念和行动与社区层面的积极参与结合起来。这些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扶助了社区草根组织的成长，其中一个典型。就是措池村的“野牦牛守望者协会”。

2006年3月，我到玉树州参加州林业环保局主办、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和保护国际协办的“绿色社区网络研讨会”，在那里第一次听说措池村有个“野牦牛守望者协会”，并认识了协会的负责人噶玛等人。这个村一级的环保协会成立于2004年底，由措池村的干部领头，成员全部是本村的牧民，还有活佛和僧人。半年多来，他们开展了环保宣传、开发神山、监测野生动物等工作，成员也从最初的13人发展到40多人。他们以三个队分成三个调查组，观测野生动物的迁徙和繁殖等活动，统计它们的数量。2006年1月份，他们观测到的藏羚羊有87只，野牦牛135头，雪豹一头，岩羊130只，黄羊640只，狼50只。在这次会议上，协会申请了一个小项目，打算搬迁一户牧民，把1800亩草场让出来，作为野牦牛的栖息地。2008年还会有更多牧户为野生动物而搬家。

4天会议期间，除了发言之外，噶玛一直在用一台小摄像机拍摄。原来，野牦牛守望者协会曾获得中国著名的“阿拉善生态奖”，大伙决定用一部分奖金买台摄像机，拍摄协会的活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送给他们6架望远镜，加上有了摄像机，检测野生动物就方便多了。噶玛是主要的拍摄者，到参加会议之前，他已经拍了5盘带子，并放给村民看过。

我清晰地感觉到，青藏高原的环保运动，正在出现一个社区主导的新方向。在这里，与草场有着密切联系的牧人们，开始看到自己的力量。而从外部介入的环保组织，也开始借鉴“文化多样性”的理念，深入地了解牧民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根据当地传统知识和社会结构的特点，制订与之相适应的环保策略。

7 月 23 日，天色碧蓝，大地翠绿。我们坐在一片草甸上，和野牦牛守望者的 10 多位成员讨论协议保护地 的计划。大家围着一块竖立的木板，用藏语谈着各自的想法，三江源环境保护协会的班巴则用藏文在大白 纸上记下发言的要点。外来的项目官员和学者主要做旁听者，提问者。

摄像机给了牧民另外一双眼睛，也给了他们一种“声音”。

在十多天的旅行考察中，我们在草原生态节上见到了各地赶来的牧民， 在传统的节日活动中，他们也学习着新的观念。

两个世界

7月24日早晨离开措池，由欧萨开那辆吉普送我们去五道梁。他有点担心，昨天去找一台好的发动机没找到，油也剩得不多了。果不出所料，中午一点左右，车子在半路抛锚，油箱空了。

没其他办法，欧萨建议他自己留下守车，我们步行到青藏公路找油。于是，小李、小田、班巴和我背起背包开步走。开头的一个小时很惬意，对于看野生动物来说，走路可比坐车好多了，沿途我看到了：

Gtsod 藏羚羊

Dgo ba 黄羊

Rgyang 野驴

‘Phyi ba 旱獭

天高云淡，芳草萋萋。刚走得来劲呢，忽然听到有人呼喊。转头一看，欧萨驾着他的破吉普飞驰而来，叫我们上车。上去一问，原来他把油箱卸下，高挂在左边的车窗外，让最后一点兜底的汽油驱动发动机。他说快走快走，一停就再也动不了啦。众人哈哈大笑，笑声推着吉普又跑了十来分钟，终于还是弹尽粮绝趴了窝。

留下欧萨，我们再度拔起脚走路。其实无所谓路，茫茫荒原一望无边，极目远处，公路隐约可见。我不想估计要走多久，在如此辽阔的地带，估计里程只会“望山跑死马”。脚下已没甚草，惟有大大小小的石块和沙地。想起哪个诗人的一首短歌，大意是说布达拉宫和青藏高原都由石头堆成。

我们四个人走散了，各瞄准公路上的一个目标，我找的是棵电线杆，小田找的是一处工地，小李和班巴好像瞄准了小田的背影，不紧不慢地在他后面跟着。骄阳高挂头顶，惬意的感觉已不复存在，每个人都闷头前进。这荒原一眼看去平展展的，中间却时而被宽阔的河滩切断，必须下坡，过河，再爬上另一边的河岸。这段路上我再没看到野兽，即使有也无心去看，只想在天黑前赶到青藏公路。那里意味着汽油、食物、旅馆和我们习惯了的一切。

走过最后一道河滩，我爬上高高的路基。看了看表：4点30。我在公路边缘躺下，青藏铁路就在路的那一端。班巴搭了一张小车去五道梁买汽油，我们三人就这样躺着，看来来往往的汽车从脚趾间流过。过一会儿，我转个身，面朝向原野。

身前身后，是两个多么不同的世界。仔细看，荒原深处有一点金属闪耀。那应该是欧萨的吉普反射着太阳的光芒吧。此刻，他应该也在朝这边张望。

朝向这边还是那边，就是朝向两个世界。

注：本文原是“图记”，以照片为经，文字为纬，但限于篇幅等原因，本文以文字为主，图片为辅。

[i] 梁娟《我国面积最大自然保护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成立》，《新华网》2000年8月19日。据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水利科技调研团队2012年公布的数据，该保护区的行政区域包括玉树、果洛、海南、黄南四个藏族自治州的16个县和格尔木市的唐古拉乡，总面积为30.25万km2，参见《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水利科技调研” 》网站，2012年。

[ii] 参见三江源国家公园官网《公园概况》，2020年。

[iii] 刁生俊“曲麻莱县概况”，《江河源头第一县—曲麻莱》3页，曲麻莱文史资料委员会1997年版。

[iv] 谢佐主编《青海民族关系史》58、8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v] 谢佐主编《青海民族关系史》58、8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vi] [vi]曲麻莱文史资料委员会“曲麻莱县建政初期行政区域界限”，《江河源头第一县—曲麻莱》12-14页；“部落篇”，同上书19-47页。

[vii] “布久红柯部落”，同上书20-23页。

[viii] 根据与措池村书记加义、村长次仁罗桑、古鲁扎西活佛，以及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扎多、班巴等人的谈话整理。

[ix] 马元成“雪压昆仑—1985年曲玛莱特大雪灾纪实”，《江河源头第一县—曲玛莱》，189页。

[x] 同上，193页。

[xi] 扎多，陈琦，扎拉，刘炎林“2005年11月措池村野生动物监测调查报告”，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