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35-1936年期间，民国记者范长江来到大西北，进行了历时十个月，行程6000多公里的深入考察，所著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引起了全国轰动，范长江也一举成为闻名全国的新闻记者。这些通讯后来被辑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半年内即重印7次，后被翻译成外文出版，产生巨大影响，在中国的通讯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以下节选范长江由西宁至门源途中，路过新城、老爷山、广惠寺、大坂山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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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1909～1970），著名记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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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至新城

西宁之游既毕，记者乃取道青海北路，决定横过祁连山以趋张掖。一月四日记者与从者二人乘马离开西宁，承友人们策马相送，直至离西宁西门外十里之湟水桥上，始依依握手告别。别后彼此犹时在马上回首相看，影没后，心殊怅然。

西宁至张掖地形图

西宁在湟水南岸，由西宁至张掖，系出西宁西门，过湟水，遵北川河西岸行。北川河两岸田园，仍甚优美，惟不如乐都一带之湟水流域富厚。北川河西岸地势较东岸尤宽旷肥沃，将来修路开渠等事，皆无大困难，现在道路十九在黄土狭沟中。经青海兵工修理后，已具公路之规模，但因大通县为青海产煤之区域，每日络绎不断之煤车，来往于大通西宁间，路面与桥梁损失甚大，一乘所过，黄土乱飞，行人颇以为苦。

如今之北川河湿地公园

张掖西宁间道路，大都为人烟稀少之地，饮食住宿，皆感困难。而且须通过汉回蒙藏四种民族居住区域，如果语言不通，道路不熟，旅行殊为不易。记者所带之从者，乃青海循化县之撒拉回族，兼通汉回藏三种语言，且曾数走此路，故为最理想之向导与通司。途中必须的用品都完全自己带上，主要的粮食，固不用说了，就是火柴、盐、醋之类，亦非预备齐全不可。只有“水”一桩，用不着自带。因为到了没水的地方，随地有冰有雪，可以化冰化雪，倒不成什么问题。这两位撒拉回人，精明强干，途中一切饮食起居，我完全听他们指导，所以从出发时即未遇重大困难。惟他们彼此用突厥语谈话，记者丝毫不解，颇有身入异域之思。

青海之平均高度，为中国各省之冠，即以西宁而论，海拔高至七千五百英尺（按：约2300米），仅次于西康之康定，其余各省省会之高度，未有能及西宁者。再由西宁西北行，地势越高，气候愈冷，故服装方面，汉式装束，即不大相宜。西式之普通冬季服装，简直毫无用处，最适用之服装，为藏族用之大领皮袄与长统毛靴。在马上尤为相宜。记者所衣，乃相当于王公千百户之裁服，从者亦为藏式。

高原地带，空气清凉，马上四望，胸怀开朗。惟从者不断以突厥语相谈笑，状甚愉快。记者一人除默然思索问题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自遣，因此深感情绪上之孤单。举目所能接触者，为山巅的白雪，北川河中的冰滩，寒缩的村庄，枯落的杨柳，与田间出现的羊群，大道上似相迎送的过客。所谓“漠漠穷边路，迢迢一骑尘，四时常见雪，五月不如春”者，记者今始临其境矣。

四十里至猴子河（按：今后子河），为一小市镇。回汉杂处，回人之房屋与服装，皆较汉人完整富足，所开小馆客店亦较卫生。汉人小孩有裤者少，若干少妇亦仅有破单裤，上仅破棉衣蔽身。一般男子壮丁，倒比较服装周全些，不过如果和记者等比较，那诚有天堂地狱之差了。

唐顾况看到当时关中民间之穷困，因作《长安道》词一首，意在劝人归隐，他说：“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何不归来山中老？”大概这位顾先生一定是出身地主家庭的人，总觉得在都市生活中颠连，不如退居山中，与世无争，过点幽闲生活。他那里知道，一般缺衣缺食的人们，在都市中或交通大道上，终日奔忙，尚不能糊口，归到山中，试问凭什么来衣食？穷人回到“山中”，恐怕不等“老”，早已饥寒而死了！

最可怜的，是这般煤车夫。他们在衣食的鞭策下，来往奔走。每星期来往于西宁、大通间一次。一车煤需本三元，西宁市价，一车只能卖四元多，除了捐税与人马消费外，当然难寻相当的剩余。车为木制，最易破轮。往往在天寒地冻之野地中，发现破车，车夫哀坐其旁，疲瘦之牲口倦伏于侧。为了小小一块木料，须往返数十里经一二日之露宿痛苦，始能有继续前进的希望。高卧西宁的阔人们，日夜燃煤取暖，亦知大通煤来历之不易否？

大通煤矿老照片

途中有成群的藏民及蒙古人，沿途乞食，状至穷苦。据翻译问答之结果，始知皆系来自远方，向班禅叩头者。其所有积蓄，皆于见班禅时全部贡献，至归家时之路费，亦大成其问题。此种精神可惜用于宗教上，如用之治科学，治军事政治，其成就当难限量。

青海回军大体为派兵制度，士兵皆有家室可寻，非同游民集团式之募兵可比。故每年过年时士兵照例放假回家，所有服装马匹枪械一律自由带回家去，并不须有官长监督。记者途中遇不少由家回营之全武装士兵，因系派兵，故逃亡者少，而且逃亡以后，立刻可以捕回。所以如此放任，仍不会有大问题发生。

四日夜间，我们住离西宁七十里之新城，城紧接北川河西岸，仍为回汉杂处之小市镇。地渐贫苦。河东有山峰突出，曰老爷山，与河西山势接成一峡，长城蜿蜒山上，状至雄伟。青海境内之长城，建造于何时，记者尚无所知，惟就历代边防政策推之，或为明代之遗迹，亦未可料。老爷山上有大喇嘛庙，藏人每年朝山者甚众，庙会之期，山上山下，骤成市集。

青海大通老爷山

过大板山

经小峡之后，我们到了湟水南岸，出了西宁，我们又过湟水北去了。湟水水势甚急，严冬亦难冻结冰桥，非人工驾桥莫能渡。北川河亦为不易冰结坚桥之河川。新城西北约里许，即出长城口，今已无关卡，惟军事形势，甚为险要，出关口，北川河两岸又见平川。关下村落处有歧路，一走大通县，一走甘肃之张掖。我们于晨光曦微中，即已走近北川河桥，桥名通济，坚固宽敞，可以通行汽车及大车，现在许多新修公路中，如此坚固之桥梁，尚不可多得。

原文配图

过通济桥，即到老爷山根。有人家三四，绕山北东北去，有石峡日东峡，峡中有小溪，溪谷全冰涸，出峡以后，溪水积溢，成为广一二里之大冰滩，冰滩滑马，故大道皆避去积冰，绕道山麓行。沿途村落渐稀，山谷形势渐露荒凉景象。野鸡与吃人之黑鹰，随地可见，从者用手枪射野鸡，皆应声而倒。撒拉回族之枪法，诚有非常人所能企及者。

四十里至一大喇嘛寺，曰广慧寺，俗名过莽寺。藏人甚多，寺之四邻，已多藏人生活习气。广慧寺原为最有军事政治力量人之机关。清雍正时青海罗卜藏丹津反对清人统治，朝廷用年羹尧为川陕总督，督师西宁，严行剿办。四川提督岳锺琪为奋武将军，佐理军务，年羹尧采酷烈的杀戮政策，广慧寺因此被岳锺琪所焚，后再重修，始得安定附近藏族。广慧寺附近山上，森林畅茂，盖为数百年老林。现寺僧只知砍伐变卖，年有缩减，未知稍加培植，恐十数年后，青海又少一避暑佳地矣。

青海大通广惠寺

又十里至湟北山脉下之流水沟，山势紧骤，谷口亦狭，由此再上，即翻过湟北山脉之正干而至大通河流域。此段湟北山脉，俗名“大板”，计过山有三条小路，曰上中下三大板。记者等所欲经行者为下大板，下大板一路比较危险小些。因其坡度与路之宽度，尚容马匹勉强通行。

我们到流水沟旅店时，店主劝不必当日过大板，因午后风大天寒，如不能赶至站口，山中过夜甚难。流水沟过山以后，六十里无人烟，必至卡子沟始有宿处，记者为赶程计，不能顾忌如此之多，只好冒险走去。

行行重行行，马行速度逐渐减小，比到登山处，已全身大汗，喘气告乏矣。道路两旁野物甚多，我们为路程所迫，也顾不得作打猎游戏，下马牵马上山，屡憩屡进，终于人马交困，始达山巅，山口顶点，计高一万一千五百英尺，记者之鼻腔感受压迫，随有血汁流出。从者则久习于高寒生活，若无所苦。下山遵山阴小道行，山阴积雪甚厚，道路尽在雪中，不知此雪果已积厚至如何程度，亦不知已积若干千万年，人行其上，终觉惴惴难安，万一坠入雪窟中，记者视察所得，恐永无与读者相见之机会矣。

达坂山

山阴坡度比山阳更为峻急，路中常有冰溜，滑跌之危险殊大。从者牵记者马而行，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之危险者，今得其实景矣。幸而下山，马尚不甚劳碌，如由此面上山，殊非易易。

下山后行数十里，始于天色昏黑中达卡子沟。卡子沟高九千英尺，全为回族村落，只有一家汉人，亦为佣于回族。此地因地势高亢，五谷不熟，即寒带植物如青稞之类，亦难望有其成。居民以洋芋为主要食品。我们到店以后，欲买煤烤火，而煤不可得，柴亦无之，只有羊粪可充燃料，气味虽不佳，然亦无可如何者。我们吃的东西和作饮食的工具，幸而皆自己全备，缺一样即根本无法可想。旅店内部尽是灰土，如果有女客一道，那就难以为宿了。

湟北山脉两侧，本为有名的牧畜区域，然而此间土著居民之能穿羊皮衣以御寒者，尚不多见。自己养羊，而不得穿羊皮，反而穿单破之棉衣裤，谓非剥削过重之结果，实不易给人以满意之解答。

五日，计行一百一十里，惟此种里数。多为随便估计，可靠性少。六日我们由卡子沟赴亹源县（按：即门源县）。

卡子沟北二三里，即至大通河岸，野鸡野鸭群立马蹄旁，土人缺枪，打猎者少，故不知畏人，大通河介于祁连山脉与湟北山脉之间，其上游地势甚为平坦肥沃，宜农宜牧，惟顺河东下，至互助县北，山势紧急，构成险峡，名“浩亹隘”。大通河在浩亹隘以上为浩亹河。汉光武时，浩亹河上游藏族不服命，帝命马援率师讨之，两军相拒于浩亹隘，援用奇兵抄击，大破之。

普通人只知马援征交趾(越南)，而不知马援曾征青海，建立奇功。

马援一生行径，颇多可令人深省者。援为陕西关中人，曾放牧于陇东南及陕北一带。王莽称帝后，闻其贤，兄弟三人皆被仕于王莽。后莽败，援逃避凉州，因为熟悉西北情形。

位于海南三亚的马援塑像

隗嚣（wei ao）称霸天水时，厚礼以援为谋士。援曾代表隗嚣见四川成都的公孙述，述盛陈天子仪式以接援，援因断定公孙述不足有为。他说:“天下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以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俑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

回来又代表隗嚣去洛阳访汉光武刘秀，光武只身相迎，授始大为惊服，愿为光武用。隗嚣败没后，援为光武出镇西北，对其他民族，恩威并用，西北安定者垂十年， 他大战浩亹隘之时，正是镇守西北的期中。

他后来南征交趾，北拒乌桓，声威并著。他深感功高震主，所以始终寻机会作对外战争，不愿引入内争漩涡中，终以战败，以六十余岁之高年病殁于湖南。死后有人谤之光武，谓援有私意，几不得还葬。光武用援时何其客气，援平日持身何其清明，老年为刘家天下而牺牲，反不见谅于开明之光武。为个人效忠，其所得结果不过如此，也就是中国历代的第一流军事政治人材难得善终的普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