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尚方宝剑，还是丹书铁券，都是皇权的一种外在延伸和表现形式。

两大神器碰撞，哪个更厉害？

 

 

 

 

古装剧里，威力最大的有两件宝物：一是尚方宝剑，持有者可以“上斩昏君，下杀佞臣”；二是免死金牌，持有者即使犯罪也无人敢管。真实的历史是这个样吗？不大靠谱，至少没有传说中那么大的威力。

尚方宝剑

“尚方宝剑”得名于“尚方”，尚方是古代的官署名，掌管供应、制造帝王所用器物，功能类似清代的造办处，尚方制造的剑称为尚方剑。尚方剑的称谓首见于西汉成帝时期。

汉成帝任用给自己当过老师的安昌侯张禹为丞相，尊为帝师。在一次朝会上，特批参会的槐里县令朱云当着皇帝和文武大臣的面说：“现在朝廷里的大臣，上不能匡扶主上，下不能为民谋利，都是尸位素餐，白吃饭的。微臣请求陛下赐给我您的尚方斩马剑，先杀一个佞臣给他们瞧瞧，也好让其余佞臣知道害怕。”

成帝问谁是佞臣，朱云说张禹就是。这下可把汉成帝惹火了，一是张禹确实无甚劣迹，二是成帝非常尊重他。汉成帝大怒:“一个微末小吏以下谤上，在朝堂之上当众污蔑太傅，罪死不赦。”命人将其拿下。

这个朱云力气不小，抱着朝堂上的栏杆不撒手，几个武士愣是拽不动他，最后把栏杆都掰断了。左将军辛庆忌为朱云求情，叩头流血。汉成帝虽然好色，但非颟顸之暴君，饶恕了朱云，而且在后来修换栏杆的时候特意嘱咐不要调换，照着原样修缮，以表彰刚烈正直的臣子。

 

 

 

 

《汉书·朱云传》是“尚方剑”首次见于史籍。唐人颜师古在注《汉书》时说：“尚方，少府之属官也，作供御器，故有斩马剑，利剑可以斩马也。”颜师古这个注释从侧面说明“尚方斩马剑”还是一个常人不太熟悉的语汇，有必要加以注释。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对统兵将领不放心，设立了监军制度，皇帝令身边的宦官代替自己行使监督管理之责。据《唐会要》记载：“（德宗）贞元十一年正月，初铸河东监军印，监军有印，自兹始也。”监军代表皇帝行使大权，以监军印作为授权凭证，此时还没有“尚方宝剑”。

尚方剑正式发挥作用是在宋代。据宋代《武经总要》记载：“本朝之制，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公元974年，宋太祖命大将曹彬率十万大军征讨南唐。临行前，太祖特地为他举行宴会壮行，亲赐曹彬宝剑，说：“十万大军由卿一人节制。凡副将以下不听命者，可先斩后奏”。宋代尚方剑持有者虽然有先斩后奏的临机处置之权，但授权有限度，只能是“副将以下”。

 

 

 

 

元朝也有尚方宝剑，但更像朝廷御赐的纪念品，无“先斩后奏”的大权附身。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道士张留孙治好了皇后的病，帝后大悦，给张留孙赐号“上卿”，命铸尚方宝剑赐给他，这柄御赐尚方剑成为张留孙创立的“玄教”的传承法器。

明代尚方宝剑的使用频率更高，规制也更加完善。明代诚意伯刘基《赠周宗道六十四韵诗》有“先封尚方剑，按法诛奸赃”的诗句，可见明初就有尚方剑的事例。万历二十年（1592年），宁夏哱拜叛乱，明神宗派甘肃巡抚叶梦熊领兵征剿，并赐尚方剑督战。叶梦熊不负众望，剿灭哱拜一党。此役之后，授予挂帅出征的武将以尚方剑成为常态，赐剑时要举行“代行授钺礼”，仪式隆重。

到了明朝末年，由于“北虏南闯”，战事频仍，授予大将尚方剑就更多了，洪承畴、杨镐、杨嗣昌、袁崇焕、卢象升、毛文龙等将领，都曾持有尚方剑，卢象升甚至先后被赐予三次。明代赐予将领尚方剑都是有限授权，一是只能杀总兵以下官员，不得越级；二是范围只能在将领辖地，不能越界。

 

 

 

 

洪承畴

明代尚方剑不是摆设，有些将领就命丧剑下。明朝与后金在萨尔浒之战前，经略杨镐用尚方剑斩过清河逃将陈大道、高炫徇。熊廷弼主持辽东时，也用尚方剑斩杀过逃将。命丧尚方剑之下的品级最高的将领是毛文龙。

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蓟辽督师袁崇焕以阅兵为由，赴皮岛见左都督毛文龙。当时袁崇焕的职务是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正二品官员，毛文龙是五军都督府之一的左军都督府左都督，正一品。从品秩上说，毛文龙要高于袁崇焕，但由于后者是蓟辽督师，是钦差大臣，代表天子，所以毛文龙很客气，设宴款待。席间，袁崇焕突然翻脸，拍着桌子对毛文龙说：“你有十二项应当斩首的罪名，你可知罪？”毛文龙叩头求免，袁崇焕不为所动，“遂取尚方剑斩之帐前”。

 

 

 

 

清代是专制皇权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一切军政大事都由皇帝自己来裁决，外人不得插手，权力几乎百分之百掌握在皇帝手里，在此情况下，帝王焉能分权给臣子？因此，清代无尚方宝剑制度。

 

 

 

 

影片《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中，李莲英所说“大清开国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尚方宝剑”，倒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以后要是在清宫戏里看到有尚方宝剑的情节，肯定是杜撰的。乾隆年间，四川大小金川叛乱，乾隆命讷亲率军平叛，讷亲举止失措，连打败仗。乾隆命协办大学士傅恒为钦差，带“遏必隆腰刀”赶赴四川前线，傅恒命讷亲以此刀自裁。讷亲祖上正是康熙年间的四大辅政大臣之一遏必隆。讷亲用祖传腰刀自裁是乾隆有意羞辱他，非傅恒自专，与袁崇焕杀毛文龙性质不同。

丹书铁券（免死金牌）

说完“尚方宝剑”，再说说“免死金牌”。“免死金牌”是俗称，正式的名称是“丹书铁券”。丹书铁券首见于西汉，刘邦灭楚建汉之后，论功行赏，分封了一批功臣做诸侯王。“丹书铁券”就是分封时颁发的凭据，类似今天的职务任免书。

《汉书·高帝纪》记载：“(高帝）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意思是说，汉高祖与功臣共同立下誓言，将誓文用丹砂（朱砂）写在铁质的契券上，为了表示信用和防止假冒，将铁券从中间剖开，朝廷和被分封的诸侯王各保存一半，朝廷的存档保存在“金匮石室（即石砌房子金属柜子）里，用今天话说就是保存在国家档案馆的保险柜里。

 

 

 

 

汉高祖

丹书铁券上写的什么内容呢？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是四句，共十七个字：

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

意思是说即使黄河变得像带子那么细、泰山变得像磨刀石一样薄（比喻沧海桑田、时间久远），被封的（诸侯）国也永远存在，传给子孙后代。汉高祖创立的丹书铁券成为后世的模板，后来的丹书铁券基本上是仿照汉代制度有所增益。

 

 

 

 

明人所作《汉宫分封图》

刘邦创立的丹书铁券实际上只是君臣之间的契约，并不具有后来的“免死”功能。到了南北朝时期，铁券的“免死”功能才开始出现。据《北史·李穆传》记载，北周初年，大将李穆在芒山之战中救了北周文帝宇文泰一命，宇文泰觉得无以为报，“特赐李穆铁券，恕以十死”，这是史书中较早的铁券可以免死的记载。

隋代以后，铁券不再用丹（朱砂）书写，而是嵌金，亦称“金书铁券”。唐代铁券赏赐较多，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渐呈泛滥之势，多了就不值钱了。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朱泚在长安近郊泾源谋反，德宗狼狈出逃，大将李怀光击败叛军，保德宗返驾长安。唐德宗为笼络李怀光，赐予其丹书铁券，本来是好意，不料李怀光见到之后大发雷霆，他说：“凡疑人臣反，则赐券。今授怀光，是使反也！”把丹书铁券扔到地上，后来李怀光真反了。

唐代之前的丹书铁券至今尚未发现，现存最早的丹书铁券实物是唐昭宗颁赐给彭城郡王钱镠的，铁券上刻有三百三十三个字，核心内容是这么几句：“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即赦免钱镠本人九次、子孙三次死罪，触犯了一般法律，相关部门不得追究。

 

 

 

 

钱镠铁券，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宋代有没有丹书铁券呢？可能有人会说，有啊！《水浒传》中小旋风柴进家里就有。这是小说家言，不是正史记载。宋朝建立后，对柴氏后人还是非常优待的，宋太祖在太庙立碑，其中有一条“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应该说很够意思了，但是并没有赐予“丹书铁券”授予免死特权。

宋代到底有没有丹书铁券？既没有也有，从制度上说没有，从特例上说有。宋真宗时，宋臣王曾出使辽国，辽国有丹书铁券制度，负责接待宋使的辽国大臣邢祥向王曾炫耀说：“辽国赐给亲近大臣丹书铁券，贵国（指宋朝）号称优待士大夫，为何不赐给他们丹书铁券？”王曾告诉他：“铁券这个东西，是朝廷衰落的时候用来拉拢权臣，让他们暂时压下叛乱心思的，岂能用在贤臣身上？”邢祥听了，“愧不复语”。这是从制度上没有。

北宋建隆年间，宋太祖任命李重进为平卢节度使，李重进是后周重臣，担心赵匡胤借此明升暗降要收拾他，宋太祖为使其安心，“遣陈思诲赍铁券往赐，以慰安之”，李重进后来叛变失败后自杀，丹书铁券也失去了意义。南宋初年，大将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为招抚他们，宋高宗也给他们赏赐了铁券。后来，韩世忠将苗、刘二人擒获，押回杭州处死，丹书铁券也无法保其性命。除了这几个特例之外，宋朝再没有给大臣赐丹书铁券之举。

 

 

 

 

韩世忠

元朝虽然起于草原，也沿袭了中原王朝的丹书铁券制度。成吉思汗就曾经赐给手下大将木华黎以丹书铁券，承诺“世世代代，传国不绝，犯三罪而不罚。”

明代，朱元璋创建了历史上最完备的铁券制度。从法律上规范了丹书铁券的颁授对象，明晰了丹书铁券的权限范围。朝廷根据功臣、重臣爵位的高低分为七个等级，铁券各依品级颁发，不得逾越。铁券上镌刻的内容一般为四个方面：一是赐券的日期，受赐者的姓名、官爵、封邑；二是受赐者的功绩勋业、对朝廷的贡献；三是皇帝授予受赐者的特权；四是皇帝的誓言，允诺受赐者及其后代享有前述特权云云。

 

 

 

 

明代赐给高阳伯李文的丹书铁券，现藏于青海省档案馆

明代铁券与唐代相比有两种差别：其一是谋逆不赦，只宥其他死罪；其二是免死的次数趋少，且子孙不免死。据《明史·舆服志四》载：洪武三年(1370年)，李善长、徐达、李文忠等34人获公爵、侯爵封号，并被赐予金书铁券。洪武二十五年，改制铁券，赐公傅友德、侯王弼、耿炳文、郭英及故公徐达、李文忠、侯吴杰、沐英，凡八家。永乐初，靖难功臣亦有赐者。此后，陆陆续续还有赏赐的例子。明末，崇祯皇帝还曾给宦官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颁赐铁券。

清代无丹书铁券制度。《清史稿·世祖纪》记载：“满洲开国诸臣，运筹帷幄，决胜庙堂，汗马著勋，开疆拓土，应加公、侯、伯世爵，锡以诰券。” “诰券”相当于现在的任职文件，与丹书铁券不同。同治十三年，同治皇帝死后，慈禧选择醇亲王奕環之子载湉（即后来的光绪）继位，当时慈禧承诺说载湉日后所生的皇子继同治为嗣。内阁侍读学士广安觉得慈禧空口无凭，要求颁赐铁券为凭，受到慈禧的严厉斥责。

“尚方宝剑”与“丹书铁券”谁更厉害？

尚方剑是帝王在将领在外统军征战的特定条件下，将君权的一部分（主要是军权）暂时委托持有尚方剑的将领行使。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古时通讯条件很差，信息反馈很慢，如果将领事事都向皇帝请示，容易贻误战机，为了确保战事取得胜利，授予将帅临机处置之权。这种授权一是有限度，宋、明代都只能斩副将以下；二是有期限，战事完毕后必须将尚方剑交回，不能长期持有。

 

 

 

 

相比尚方剑的暂时授权性质，丹书铁券的效力要更加长久。从主观上说，君臣双方都期望相互忠诚、信赖，传至子孙后代。但是这种看似亲密无间的契约基础很不牢固，主要是缔约两方地位不平等，主动权掌握在皇帝手里。皇帝要是信任大臣还好，君臣基本能够相安无事，一旦皇帝要是对大臣起了猜忌之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有再多的丹书铁券也无济于事。

明代例子最为典型，明初朱元璋陆续分封的公爵、侯爵、伯爵共有62人，大多数人都被授予了丹书铁券，可是这些开国元勋绝大部分都被杀、被贬，得到善终的人非常少，丹书铁券形同废纸一张。在十位公爵中，有五位被杀或赐死；五十二位侯爵中五十人被杀或赐死、削爵；三位伯爵中，除了刘基是病死（一说被毒死）外，其余两人均被诛。满打满算，六十二位开国元勋中只有八人勉强称得上善终。什么丹书铁券，哪怕是不锈钢券，皇帝一翻脸，啥都不好使。

无论尚方宝剑，还是丹书铁券，都是皇权的一种外在延伸和表现形式，是皇帝对大臣的一种笼络和制衡手段，皇帝绝不会让这两样外在的东西影响到皇权制度本身。反过来说，如果臣子反客为主，掌握了实权，甚至可以废立皇帝，就更不需要这两样劳什子，直接取而代之了。今天“尚方宝剑”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丹书铁券”成为博物馆里的展品供人们鉴赏，当初持有他们的人地下有知，不知该作何感想。

本文来源于网上，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谢谢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