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回族人由河州至海西等地开辟的所谓“回商大道”只不过是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其中的一小部分。在这样的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马千龄淘得的第一桶金根本算不上什么，而我们也只是想要通过这段文字，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忆。

马千龄，1824－1909年，河州人。马福禄和马福祥的父亲，马鸿宾和马鸿逵的爷爷。河州就是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古称。

马福禄和马福祥以及马鸿宾和马鸿逵大致有着这样的经历：

马福禄于1880年中武进士，点卫守备，以终养告归。1895年花寺门宦的主要负责人马永琳等发动“河湟事变”后，马福禄奉陕甘总督杨昌浚之命，募兵成立安宁营，为督带，随兰州道黄云从北路援河州，又受提督董福祥之命，处理河汉善后，血洗米拉沟，升为记名总兵。后随董福祥进京，编所部回队为简练军马步七营，为统领，驻防山海关、永平府。八国联军入侵时，其长子马福禄与敌战于廊坊，后战于正阳门，中弹身亡，马福祥继统其军。

马福祥系武举，善文，曾任宁夏护军使、绥远都统以及青岛市长、安徽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传至于马鸿逵、侄马鸿宾、孙马敦静、侄孙马惇靖等时，军政活动曾达到过甘肃、青海、河南。山东、绥远等省，并长期控制着宁夏军政大权。至1949年，马鸿逵逃台湾，马鸿宾率部起义，马家军在中国历史上握有武装势力达54年（1895－1949年）之久。

虽然，马福祥在《马氏族谱》里将家族发迹归于马福禄的战死，但对马千龄来说，却是在海西淘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北部、青海省西部，州府驻德令哈市，是青海的8个地级行政区之一。明崇祯十年（1637年），居住在今新疆卫拉特蒙古（即西蒙古）和硕特部，在其首领顾实汗的率领下进入青海，统辖辖境地区。清雍正三年（1725年），清廷编定青海蒙古左右两翼盟29旗，辖境州境划定9个蒙古旗，统归“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管辖。在这个时候，海西就是一个蒙古人生活的区域了。

老照片中的河州1

马千龄17岁结婚后，在当地务农经商，日子过得一般，并没有发家的迹象，甚至让以前宽裕的家道变得多少有些拮据了，原因是，当时当地的回民都去青海的藏族经商，但他对那里却不十分熟悉。然而，不熟悉也得干，为什么呢？我们想通过现在还在青藏高原流行的一句话来说明问题，即：“藏民挖草，回民贩草”。草就是虫草，意思是藏民挖到了虫草，但贩卖虫草的人却是回民。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藏民不善于经商，但元末明初形成的回回民族，其中有一部分人的先民是元代来到中国的，他们本身就是手工业者与商人，经过一代代地延续与流传，积累了大量的经商经验，所以，常以商人的形象和身份出现，也便有了元代“回回遍天下”的说法。“遍天下”其实就是把生意做了全国各地，在全国各地定居了下来。

河州历史上人多地少，按理说是个贫困的地方，但这个地方却非常富裕，据《河州志》记载，明代河州城南就有“客店一十八座，四方商贾居焉。”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集散地，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甘川古道在这里交汇纵横，是黄土高原农区与青藏高原牧区“茶马互市”的中心，是西北畜产品、农副产品和民族特需用品的重要集散地。所以，被称为“中国西部旱码头”，素有“河湟雄镇”之称，名列“陇上八州”之首。因为处在这样一个“码头”的位置上，又因为生活在这里的回民有着先天的经商优势和经验，而藏区群众的主要生产生活用品都依赖从这里的输入，这就为回民由这里去藏区做生意提供了一条赚钱的路，也让回民把这段古老的丝绸之路变成了一条“回商大道”。

过去做生意不像我们现在，在路上都需要一些防身的设备与本领，马千龄虽然对藏区不太熟悉，但他却会武术，而且功夫练得比较扎实。就是因为这身武功，让他在去藏区做生意的路上交了好运。传说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次，马千龄与几个人结伴去海西，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看到一伙土匪正在抢劫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所谓技高人胆大，马千龄大喊一声，上前出手相救，虽说被土匪从背上捅了一刀，鲜血直流，但没有退缩的意思，反倒是救人的勇气吓退了抢劫的土匪。

被救下的两个年轻人在土匪退去还吓得瑟瑟发抖，但他们的身份却很不一般，男的是海西蒙古族头人，叫优务，女的是优务头人的新娘，河州人。两人才结婚不久，优务带着自己的新娘来河州回门，返回海西，没想到遇到了这种事。虽然被土匪吓了个魂飞魄散，但优务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当场就答应把自己一半的家产分给马千龄，还与马千龄称兄道弟。

临夏

今天，人们不知道优务到底分给了马千龄多少家产，他和马家人都不提这件事，但人们能知道的是，以后马千龄再去海西做生意，都会受到优务的格外关照，甚至，优务一听说马千龄要来，就组织起草原上的蒙古族、藏族前来购买，有了摩擦，也由优务来出面调节。而草原上的蒙古族、藏族也因为听说了马千龄勇救优务夫妇的事，对马千龄非常尊敬，也很认可马千龄的人品和商品。如此，马千龄便将生意做大了，在草原上有了一定的威望，乃至于后来为马占鳌出谋划策，是河州回民起义领导人之一。

一个人的命运就这样被一条路改变了，而我们在这里叙述这段故事，并不是想宣传这个人，而是想让人们更好地去了解这条路。上世纪1980年代，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数次前往临夏考察，对此，他在《临夏行》中写道：“藏族牧民历史上很少有商品意识，汉人又大多不习惯上高原去活动。而两者之间的商品流通，便由生长在陇西走廊里的（临夏）回族来完成。”又说：“他们（回族）中的许多人常年活跃在青藏高原，把各种工业品送到牧民手中，又从一座座帐篷中收购农牧产品运往临夏市场，形成了收购、运输、销售一条龙的流通体系，正在西部少数民族中开辟着一条新的‘丝绸之路’”。

海西，大柴旦翡翠湖

其实，费孝通先生说的“开辟”是不存在的，早在唐朝甚至以前，由唐都长安通往青藏高原的丝绸之路（唐蕃古道）就已经存在了，历史上的文成公主与王玄策当时走的就是这条路。文成公主时，古道从长安（西安）沿渭水北岸越过陕甘两界——陇山到达秦州（天水），沿渭水继续西上越过鸟鼠上到临州（临洮）。从临洮西北行，经河州（临夏）渡黄河进入青海境内，再经龙支城（青海民和柴沟北古城）西北行到善州（青海乐都）。从乐都到西宁后，沿我们今天的青藏线至西藏拉萨，古代的线路大致是这样的：

经鄯城（西宁）、临蕃城（湟中哆巴）至绥戎城（湟源县南），沿羌水（湟水南源药水河）经石堡城山、赤岭（日月山）、蔚迟川（倒淌河）至莫离驿（共和东巴），经大非川（共和切吉草原）、那路驿（兴海大河坝）、暖泉（温泉）、烈谟海（喀拉海）、过海（玛多黄河沿），越紫山（巴颜喀拉山）、渡牦牛河（通天河）、经玉树地区、过当拉山（唐古拉山查吾拉山口）到藏北那曲（阁川驿）继续沿今青藏公路经羊八井（农歌驿）到逻些（拉萨）。

到王玄策的时候，这条线路的终点就不仅仅是拉萨了。众所周知的是，王玄策三次（另一说四次）出使印度 ，借兵大胜中印度，有着“一人灭一国”的英雄故事。“于是天竺响震，城邑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罗那顺以归。以玄策为朝散大夫。”这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作为唐代使臣的他的描写。1990年6月，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队在吉隆县阿瓦呷英山嘴鲁玛满久小溪摩崖上，发现了一块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证实了王玄策通往天竺的事实。可见，当时唐蕃古道的终点已经到了印度。

“大唐天竺使出铭”

宋代，因为西夏的割据，人们与西域的联系是从这一带直接进入青海高原。到民国的时候，这条路也曾经被作为西北一些穆斯林群众的朝觐之路，即当时的人们由兰州、西宁至拉萨，再到日喀则，由日喀则过喜马拉雅山至孟加拉湾，再走水路至阿拉伯海，到达最终目的地。所以说，前文中所说的回族人由河州至海西等地开辟的所谓“回商大道”只不过是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其中的一小部分。在这样的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马千龄淘得的第一桶金根本算不上什么，而我们也只是想要通过这段文字，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忆。

除了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之外，青藏高原上的商贸、文化之路就是一个密集的存在，羌中道，汉代因地属羌人，故名。羌中道以鲜水海（今青海湖）为中心，东至陇西（治今甘肃临洮南），称河湟道；西至鄯善（治今新疆若羌），称婼羌道，它可能要比丝绸之路还要早，而吐谷浑时期，吐谷浑人更是以今德令哈、都兰为中心，让高原上的路四通八达。历史的路更需要我们今人的更好开拓，在路上或者不在路上的人们，都渴望着更加辉煌的盛世繁荣。当年，费孝通先生在对临夏做过深入调研后，称赞说：“东有温州、西有河州。”这是一种期望，也可以是河州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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