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一支首次挺进青藏高原的部队，一边探路一边行军，从黄河源头、巴颜喀拉山方向，跋涉了3个多月才最终抵达拉萨，途中还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骡马——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从青海进入西藏的部队，慕生忠就是这支部队的政委。

△慕生忠将军

入藏后，他担任西藏工委组织部部长。1953年春，西藏遇到了空前的粮荒，几万进藏解放军面临断粮的危险。上级决定成立西藏运输总队，负责把粮食补给及时安全送上高原，而干过粮草官的慕生忠临危受命，担任起运输总队的政委。

上次进藏用的是骡马，结果损失惨重。这次运输总队从青、甘、宁、新、蒙等地先后购买了27000峰骆驼（占到了当时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雇用了驼工2420名，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骆驼队向拉萨运粮。

可走哪条路线呢？沼泽遍布的黄河源区，再不敢涉足。一番打听，得知曾有商人的马帮，走到柴达木盆地的西南方一个叫“郭里峁”的地方，那里有一条从昆仑山里流出来的河，沿着河道向南就能越过莽莽昆仑，再途经可可西里、唐古拉山，最终可以到达拉萨。

第二天，慕生忠就叫人找来了一张马步芳时期留下的地图，在柴达木盆地的西南角，还真发现了一个小黑点，上面标着“噶尔穆”。噶尔穆是不是就是商帮说的郭里峁？他又让人去问牧民，得到的答案让人振奋：噶尔穆是蒙语，意思是河流密集的地方，郭里峁也有一条河，就是同一个地方没错了。

兴奋的慕生忠，立即派人骑着几峰骆驼去找噶尔穆。可找了很长时间，连一个村庄、一间房子、一个人影都见不到。

于是，慕生忠亲自赶到了现场，只见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纠结于哪里才是噶尔穆、噶尔穆到底存在不存在。毫无头绪之际，慕生忠表现出了决策者的果断——他当场拍板，撂下一句话，结束了争论：“我们的帐篷扎在哪里，哪里就是噶尔穆！”

第二天，大家醒来时，发现帐篷外面立起了一块牌子，上面就写着：噶尔穆。这里，成为今天的格尔木市主城区所在地。

骆驼大队从这里出发，一路向南，最终成功将救命的粮草送到了拉萨——这条路线，就是今天青藏线的雏形。然而，数万斤的粮食运到了，但损失了4000峰骆驼，仅仅一趟的折损率就高达15%。

这样下去，如何得了？慕生忠已经极富前瞻性地意识到：西藏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物流的支撑，而青藏高原并不适用原始的运输方式，必须靠货车；想开货车，必须修路！

他是个有心人：运粮的同时，他又安排副政委任启明组建了一支探路队——赶着木轮马车，实地勘测，探探从格尔木到拉萨能不能修一条青藏公路。

有勇有谋，慕生忠的这种性格特质，在他早年革命生涯里就已体现出来。

他是陕北人，20岁就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革命斗争。残忍的反动派，将他一家四口人都杀害了，还曾悬赏10万大洋捉拿他。慕生忠可不是吃素的，他在家乡拉起了一支游击队伍，倒是砍下了很多反动土匪的头颅——这种敢做敢当、有仇必报的做派，非常像影视剧《亮剑》里的那个李云龙。而且，在反动派白色恐怖的高压下，还能坚持举红旗、打游击，慕生忠显然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莽夫，必然具备胆大心细的性格。

1954年1月底，探路队传回来好消息：从格尔木经昆仑山、唐古拉山去往拉萨的这条路线，“远看是山，近看是川，山虽高，坡度缓，河虽多，水不深”，是青海与西藏间修筑公路的最佳选择。

△唐古拉山口。来源/纪录片《国家记忆》截图

接到电报时，慕生忠恰好正在北京开会。他二话不说，当即去国家交通部登门拜访，直截了当地提出想修一条青藏公路，希望交通部门领导多少批点钱。

慕生忠的回忆文章里，记录了双方展开的一场神对话——

交通部门领导：“在青藏高原修公路？这是件大事，我们作为主管部门，从来没有安排这项工程呀！”

慕生忠：“所以我才来要求的呀。”

不出意料的是，国家交通部门回绝了慕生忠的请求。理由并非因为他不按套路出牌，而是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一五”计划也刚刚启动，百废待兴，国家财政实在拮据；此外，当时康藏（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公路已经动工，既然川藏方向的通道正在建设，那么青藏方向的通道是不是可以先搁一搁？

慕生忠明白，这一搁，就不知会搁多长时间了。在国家交通部门吃了闭门羹，他没有放弃，而是“另辟蹊径”，与西藏工委主要领导一起，去找刚从朝鲜战场回来的老首长彭德怀汇报。

这一次，慕生忠也很明智地做了一点妥协，既然修建青藏公路有困难，那先修从格尔木到可可西里这一段，看我们能不能做到？彭老总听后很支持，认为从国防角度看，修这条路很有必要，他让西藏工委写一份修路报告，由他转交给周恩来总理。

短短几天后，周总理就批准了这份报告——青藏公路项目峰回路转，国家拨付了30万元经费，支持先修格尔木至可可西里段——意思是，先看你这一段修得好不好，再说后面的事。青藏公路上马之初，其实是个“半拉子工程”。严格说，这一段只占到格尔木至拉萨的四分之一里程。

报告批了还不算完，慕生忠又去找彭老总寻求支持，潜台词是“人家周总理都批了，老首长您不赞助点儿？”彭老总于是又指示西北军区，支援了10辆十轮大卡车还有工兵、炸药、铁锹、十字镐等人员物资，慕生忠这才满载而归。

如果没有慕生忠的远见、坚持与灵活，青藏公路的修筑恐怕会推迟很多年。

然而，这种“另辟蹊径”、越级汇报，却犯了行政体系的大忌。当时的慕生忠，已经年过不惑，这点人情世故，他自然懂得。然而，为了修路，他甘愿去得罪人。主管部门否定慕生忠的提议，也是出于公心：当时国家财力确实捉襟见肘，何况康藏公路已经在建。而在工程确定上马后，各级各部门的人财物支持也迅速到位，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人在中间使绊子——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大公无私。

国家批准了个“半拉子工程”，慕生忠明白，从格尔木到可可西里的这段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954年5月11日，青藏公路格尔木至可可西里段在昆仑山北麓的雪水河破土动工，慕生忠亲自担任筑路总指挥——从他最早去国家交通部门提出想法，到工程正式动工，中间只隔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这就是新中国建设者们只争朝夕的速度和效率。

后面的故事，想必大家比较熟悉：

上千人的筑路大军开赴荒无人烟的高原，慕生忠同大家一起住帐篷、喝冰水、啃干馍；他们用十字镐，一镐一个火星地敲开了昆仑山坚硬的沙渍石；他们用土办法，仅花三天时间就架设了大裂谷的木桩桥，慕生忠亲自坐车驶过去，以身试险检验桥的质量……

△人们在筑路劳动。来源/纪录片《国家记忆》片段

筑路者的建设速度也是惊人的：7月22日，汽车就开到了可可西里，亘古无人区，留下了第一履车轮印。

慕生忠立即电报北京，提出继续向前推进，一鼓作气将青藏公路全线修通的想法。这一次，他们的努力换来了国家层面的鼎力支持：200万元经费，100辆大卡车，1000名工兵。

12月22日，最终修到了拉萨——这项前无古人的伟业，在一年之内，就变为了现实，这就叫“敢叫日月换新天”。12月25日，青藏公路与康藏公路同时通车，在拉萨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这一天，毛泽东主席非常兴奋，特地将自己的生日提前一天过，以示庆祝。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青藏公路有1200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跨越了昆仑、唐古拉、沱沱河等高山冰川，慕生忠等筑路先驱们仅用7个月零4天就完成建设，彻底改变了西藏长期封闭落后的状况，使内地进藏时间由历史上的3到5个月不等一举缩短为当时的半个月左右。

1955年，慕生忠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当年在格尔木工作和生活的场所，被保存至今，并称为“将军楼”。后来，人们更习惯尊称他为“青藏公路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