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生

1955年10月9日，新华社从广州发出的电讯《钱学森到达广州》，是钱学森归国之后的第一篇报道。电讯中称钱学森是“从美国归来的著名的中国科学家”，用了这么一段简短的文字，首次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钱学森从1935年至1955年在美国的经历：

钱学森在1935年去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得到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曾历任这个学校的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务，1949年起，他是这个学校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50年钱学森离美返国时，曾被美国当局留难并非法逮捕，并拘禁了15天以后才给予释放。但此后钱学森便一直被禁止离开美国。当钱学森在今年9月17日和他夫人以及物理学家李正武博士夫妇等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开洛杉矶回国时，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监视着他的离开。

跟钱学森一起回到中国的，有他的夫人、歌唱家蒋英以及七岁的儿子钱永刚、五岁的女儿钱永真。

“克利夫兰总统号”始发地为旧金山，途经洛杉矶，然后经停夏威夷的檀香山、日本横滨、菲律宾马尼拉，最后到达香港九龙，整个航程为21天。钱学森离开洛杉矶那天，当地出版的《帕萨迪纳晨报》上印着特大字号的通栏标题——《火箭专家钱学森今天返回红色中国！》。这下子，使钱学森成了新闻人物，不仅方方面面的朋友前来送别钱学森，而且众多记者赶往码头采访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9月17日虽然并没有到码头上送行，但是他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火箭翘楚钱学森回中国，当然不是“去种苹果树的”。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陈岛在内的所有浙江沿海岛屿。美国国会参议院紧急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提出“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与刚从台湾访问归来的国务卿杜勒斯谈话之后，于1955年3月16日，在电视讲话中宣称，“难道原子弹不能像其他常规武器一样使用吗？”“核武器不仅是战略武器，也可以用于战术目的。”言外之意，要对红色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

面对美国的核讹诈，毛泽东的回答是：“发展我们自己的原子弹。”

毛泽东问周恩来：“在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我们的人才如何？”

周恩来回答说：“我们有这方面的人才优势，钱三强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人同在一起工作过，杨承宗和彭桓武是从法国、英国回来的著名放射物理学家，另一位在美国‘火箭之父’冯·卡门博士门下工作过的导弹专家钱学森教授，我们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争取他早日归国……”

这清楚地表明，在钱学森归来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位著名的导弹专家。

经过漫长的航行，1955年10月8日早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到达香港九龙。港英当局以所谓“押解过境”的名义，把钱学森一家送到深圳罗湖口岸。

那时候，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与中国深圳，只隔着一条宽不过50米的深圳河。架在深圳河之上的罗湖桥，成为香港与中国内地的通道。当时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双方的军、警把守，严格地检查着过往旅客的证件。桥的这头，飘扬着英国的米字旗，桥的那头飘扬着中国的五星红旗。

当天中午，钱学森一家跨过罗湖桥，朱兆祥专程从北京赶来在桥头迎接。朱兆祥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秘书处负责人，受国务院陈毅副总理的派遣，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专程赶往罗湖桥头迎接钱学森一家。朱兆祥不认识钱学森，当时还特地去上海拜访了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拿到钱学森一家的照片。朱兆祥和钱学森紧紧握手的一刹那，钱学森百感交集：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从此，钱学森献身于新中国的“两弹一星”这一宏伟的事业。“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两弹一星”的实现，是中国国力迅速崛起的标志，也是中国大国地位的象征。

钱学森是火箭专家、导弹专家。“两弹一星”与钱学森有着密切的关系：

“两弹”中的导弹，海外称为“飞弹”，其实准确地说，应当是“导向性飞弹”：在弹头上安装了炸药，火箭发射之后依靠制导系统来控制飞行轨迹，以求准确命中目标，达到毁伤的效果。

“两弹”中的另一“弹”，尽管钱学森并不参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但是参与研制了核导弹。就导弹而言，弹头装普通炸药的，为常规导弹；弹头装核弹的，为核导弹。核导弹的核弹头属于核技术，而用来运载核弹头的导弹则是由钱学森负责研制的。

至于一“星”，那“星”——各种各样的人造地球卫星，是依靠火箭送上太空的。研制火箭，乃是钱学森的“看家本事”。

正因为这样，国外评论家指出，“由于钱学森的归来，使红色中国的‘两弹一星’提前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