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白皮书。
基于中国政府几十年来在青藏高原部署的类型多样的生态工程,青藏高原地区生态保育成效显著,环境质量持续稳定,重点生态工程区生态功能全面好转。
自然保护区地体系初步建立
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保障国家乃至全球民众福祉的重要管理手段。目前,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地体系正在由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向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转变。
1963年,青藏高原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目前,青藏高原已经建成各级自然保护区155个(其中国家级41个、省级64个),面积达82.24万平方公里,约占高原总面积的31.63%,占中国陆地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57.56%,基本涵盖了高原独特和脆弱生态系统及珍稀物种资源。
随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政府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2016年,国家正式批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核心是实现三江源重要自然生态资源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青海省制定了《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从公园本底调查、保护对象、产权制度、资产负债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监测、文化遗产保护、生态补偿、防灾减灾、检验检疫等方面对公园管理做出明确规定。2018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基本原则、总体布局、功能定位和管理目标等。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将为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绿色发展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十二五”草原生态保护补助百亿元
生态补偿制度是国家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国家在青藏高原建立了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等生态补偿机制。2008-2017年,中央财政分别下达青海、西藏两省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162.89亿元和83.49亿元,补助范围涉及两省区77个重点生态县域和所有国家级禁止开发区。
“十五”(2001-2005年)以来,西藏自治区获得国家下达的森林、草原、湿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等各类生态补偿资金累计达316亿元。其中,“十二五”(2011-2015年)期间,国家累计下达西藏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108.8亿元。2015年以来,自治区探索建立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机制,投入8500万元帮助牧民减轻因野生动物肇事带来的损失。
生态保育工程众多
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在青藏高原部署了类型多样的生态保育工程,包括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水土流失治理以及湿地保护与恢复等。西藏自治区实施了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和“两江四河”(雅鲁藏布江、怒江、拉萨河、年楚河、雅砻河、狮泉河)流域造林绿化工程等。青海省实施了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工程、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等重点生态工程。2011年,《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2011-2030年)》颁布实施。一系列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在生态保育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生态系统退化的趋势得到控制,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一些重点生态工程区的生态功能全面好转。
森林“双增”,草原稳定向好
高寒草地是青藏高原最主要的生态系统类型,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也是高原畜牧业的基础。由于气候变化和超载过牧等原因,高寒草地不断退化,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草地面积为82万平方公里。近年来,青藏高原草地保育成效逐步显现,草地覆盖度增加的区域约占草地总面积的47%,草地生态系统稳定向好。
青藏高原森林主要分布在滇西北、藏东南、川西、甘南和青海东部地区。2016年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西藏林地面积达1798.19万公顷,森林面积1490.99万公顷,森林覆盖率12.14%,活立木总蓄积23.05亿立方米,与2011年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相比,林地与森林面积分别增加14.75万和19.8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0.16个百分点,森林蓄积量增加2047万立方米,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蓄积“双增”。
湿地退化态势总体遏制
青藏高原是中国湿地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的区域。1990年,青藏高原湿地面积约为13.45万平方公里。1990-2006年,青藏高原湿地呈现出持续退化状态,以每年0.13%的速率减少,总面积减少了约3000平方公里。2006年以来,在湿地保护与自然因素综合作用下,湿地面积明显回升。至2011年,仅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湿地面积已达14.67万平方公里,湿地退化态势总体上得到遏制。
藏羚羊数量16年增长3倍多
青藏高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羌塘-三江源、岷山-横断山北段、喜马拉雅东南部和横断山南段等区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高原特有种子植物3760余种,特有脊椎动物280余种,珍稀濒危高等植物300余种,珍稀濒危动物120余种。已建立的自然保护区,有效保护了青藏高原特有与珍稀濒危的动植物及其生存环境。
珍稀濒危物种种群的恢复与扩大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明显标志。羌塘高原藏羚羊个体数量从2000年的6万多只恢复到2016年的20万只以上,野牦牛个体数量由保护前的6000多头恢复到2016年的10000多头。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滇金丝猴个体数量由保护区建立前的约2000只恢复到2014年的约2500只。国际上认为早已灭绝的西藏马鹿,1995年在西藏自治区桑日县被重新发现,且个体数量不断扩大。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极度濒危物种怒江金丝猴。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到黑头噪鸦等。
青藏高原土壤生态功能得到有效提升。青藏高原年均水源涵养量达3450亿立方米。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一期工程完成后,林草生态系统年均水源涵养量比工程实施前增加了15.60%;围栏封育等措施也促进了土壤有机碳、土壤水分、土壤微生物环境等性状改善。
特色农牧业和旅游业方兴未艾
青藏高原各省区着力发展特色农牧业,培育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品牌,建设生态农牧业试验区。特色农牧业已成为青藏高原绿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4年以来,国家累计投入30余亿元,在西藏实施青稞、牦牛、藏药材等10多类450多个农牧业特色产业项目,培育龙头企业100多家,实现农牧民增收11.82亿元,使175.4万人受益。青海省着力打造粮油种植、畜禽养殖、果品蔬菜和枸杞沙棘“四个百亿元”产业。甘肃省甘南州实施藏区青稞基地及产业化工程和高原优质油菜、高原中药材(含藏药材)基地建设,加快发展特色种植业、经济林果业和林下产业。四川省甘孜州、阿坝州实施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生态农业有机结合,打造特色农牧业和特色林果业“两个百万亩”产业基地,以及花椒、森林蔬菜、木本药材等特色种植基地。云南省迪庆州高原特色农业种植面积达9.07万公顷,2017年产值达19亿元。
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旅游业已成为青藏高原实现绿色增长和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2017年,西藏自治区共接待游客2561.4万人次,旅游收入达379.4亿元,占当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的28.95%;青海省接待游客3484.1万人次,旅游收入达381.53亿元,占当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14.44%。云南省迪庆州接待游客2676万人次,旅游收入达298亿元。甘肃省高原区域接待旅游人数、旅游收入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7年接待游客1105.6万人次,旅游收入达51.35亿元。
青藏铁路被誉为“生态奇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青藏高原科学研究经历了从局部到整体、从单学科研究到综合研究、从国内合作到国际合作的发展过程,现已形成较高水平的科研力量,建成了较为完备的生态与环境监测体系。在青藏高原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科技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支撑作用。
青藏铁路的建设和运营是科技创新引领绿色发展的标志性工程。青藏铁路穿越可可西里、三江源、色林错等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保护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铁路全线建立了33处野生动物专用通道;为保护沿线生态环境,采取了沙害治理、植草绿化、草皮移植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美国《科学》杂志2007年4月27日刊文指出,青藏铁路终将提升中国西部生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它不仅是一个铁路工程,更是一个生态奇迹。
三江源“黑土滩”草地恢复技术体系,使“黑土滩”治理取得突破,相关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牧草品种的原种籽栽培技术,为典型退化草地治理和人工种草提供了优质草种。
“人畜混居”成为历史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观念逐渐被“青山绿水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新观念取代;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得到推崇。
高原农牧民“人畜混居”、燃薪烧粪等生活方式逐步发生变化,绿色建筑、绿色能源、洁净居住、绿色出行日益成为受欢迎的生活方式。
至2017年,西藏自治区围绕建设美丽西藏,建成自治区级10个生态县、173个生态乡镇、1924个生态村;林芝市巴宜区被授予全国第一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青海省建成1200个高原美丽乡村,西宁市成为国家森林城市。四川省阿坝州创建省级生态县1个、国家级和省级生态乡镇16个和50个,省级生态村30个。云南省迪庆州建成了45个州级生态文明村。甘肃省甘南州分别创建国家级和省级生态乡镇2个和14个,国家级和省级生态村14个和11个。这些生态文明建设成就显著改善了人居环境和民生条件,增强了高原人民保护好最后一片净土的信心。
2017年,青海可可西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1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面积最大、平均海拔最高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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