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青藏公路旁沿着沱沱河畔往上游走去，想尽量接近长江的源头；也曾站在青藏铁路的沱沱河大桥上遥望各拉丹冬，但见白云缭绕着的雪山若隐若现。这一带的海拔已超过四千六百米，看六千多米的各拉丹冬群峰并不显得很高，却依然遥远而神秘。由于气候寒冷，河水主要来源于冰川。要是没有青藏公路和铁路，这里和各拉丹冬一样，常年无人居住，以致在以往数千年间只是偶然进入历史的记录。

当我到达埃塞俄比亚境内的青尼罗河源头，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在流入塔纳湖之前，尼罗河只是汩汩流淌的一衣带水。这片高原海拔只有两千米，加上气候温暖，植被茂密，连尼罗河畔都长满野生的纸莎草；人口虽不稠密，也不时有舟楫往来，民居在望。人类最主要的发祥地离此不远，应该不是偶然的。

同样是世界级大江的源头，却因为自然环境的差异而在人类生存和繁衍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尽管人类的生活和生存都离不开水，人类在早期无不逐水而居，却还会选择相对合适的地点，未必离水越近越好，或者必须处于江河的源头。

 

 

但是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了解和认识有一个过程，必然中也有偶然。就像在气候变寒时北半球的人群一般都会向南迁移，却也有的人群弄错了方向，误迁向北方。尽管多数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也有人被迫找到了御寒的办法，或者发现了比较适合生活的小环境，最终得以幸存。

由于先民对地理环境一般都没有多少直接经验，更缺乏整体性的了解，所以会作出今人无法理解的选择。在考察了古格王国的遗址后，我不禁感慨，当初这支因逃避覆灭的命运而从雅鲁藏布江流域迁来的部族，只要再往南走一段，就能翻过山口，进入温暖湿润、水量充沛、物产丰富的喜马拉雅山南麓，完全不必定居在这高寒贫瘠的险境。但如果设身处地，作出这样的选择也十分自然——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这群人已经疲惫不堪，发现这一带虽然地势更高，却有深厚的黄土，可以掘穴而居，足以抵御严寒，也可维持生计。对于习惯于在海拔三四千米生存的人来说，再提高到四五千米也不难适应。当时他们只看到前面挡道的山岗，却根本不知道山口另一边还有一片乐土。而一旦定居，非不得已就不会再迁移了。

 

 

正因为如此，即使今天看来并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江河源头，历史上也不乏先民的踪迹，还可能成为一些人群在相当长的阶段内的家园。羌、吐谷浑、鲜卑、吐蕃、党项、蒙古等族都曾有人在三江源地区生活。艰险的生存条件也造就了他们超常的生存能力，化解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与此同时，他们又寄希望于超自然的力量，祈求得到神灵的庇佑，神话和原始信仰便应运而生。由于外界对他们知之甚少，亲历其地的人几乎没有，这类传说更平添了神秘色彩，具有极大的魅力。源于三江源的西王母形象和她无所不能的神力，尽管可能有外来成分，但无疑因当地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而变得丰富多彩。中原的华夏诸族更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产生了琳琅满目、美玉满阶、神仙游憩、崇高圣洁的昆仑，西王母也成了周穆王专程西巡的拜访对象。

当这种想象上升到信仰时，江河源头就成了主宰河流命运的神的居所。于是在人们足迹所及的河源，无不先后建起了河神的庙宇，定期歆享人们的祭献，以便实现他们安澜永定的期待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愿景。历来多灾的黄河为国计民生所系，河神自然是国家和民众最应尊奉的神祇。随着黄河下游的决溢改道越发严重，人们对河神的祭祀规格也更加隆重，但却收不到相应的效益。到清朝乾隆年间，终于有人悟出其中“道理”——大概由于祭河神的地方离其居所太远，所以尽管祭仪尊崇，祭品丰厚，河神却无法享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黄河在江苏、河南决口。于是次年有了皇帝钦命，阿弥达奉旨率大队人马上溯黄河正源卡日曲，在真正的河源与河神“沟通”。

 

 

惯于在高原游牧的蒙古人对河源有自己的想象和意愿。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世祖召见都实和他的堂弟阔阔出，要求他们一直查到黄河发源的地方，要在那里建一座城，供吐蕃商人与内地做买卖，并在那里设立转运站，将贡品和物资通过水运送达首都。尽管这座城和转运站始终没有建成，但都实等人将黄河的正源确定在星宿海西南百余里处，并且留下了详细记录。

在人类的早期，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地域之间虽然也不无差异，但在生产力普遍落后的情况下，彼此间在生产、生活上的差距不会很大。就主要由手工创造的物质文明而言，个人的天赋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往往不受物质条件的影响，因而在相对穷困落后的社会或自然条件险恶的环境，同样能产生高水平的文化艺术成果。在青海柳湾，出土的彩陶色彩之艳、形制之全、品位之高、数量之多，大大超出了常人的想象，而已经发掘的还只是遗址的一小部分。

 

 

在良渚博物馆，我看到过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工艺之精，比之于用现代工具加工的当代制品也毫不逊色。但据目前所知，那时的良渚人还缺少起码的工具，更没有硬度超过玉的金属工具。有人问我：“他们用甚么办法，手工钻出如此小的孔？又能使孔径如此圆？”我不知道，但却完全相信他们实现的可能性。其实，我们所说的良渚人，是指一个相当长的年代，就像“柳湾人”一样，都有数百年或两三千年的历史。在这样长的时间和如此多的人之中，完全有可能出现一两位或若干位具有超常天赋的人物。如果他们毕生从事某项工作，如制作陶器、玉器，加上多少代人累积的经验，就有可能突破某一难题，创造出某种有效的工具，或制造出某种全新的产品。而当这些制作与一种信仰联系在一起，或者就成为信仰的实践，人的天赋会发挥到极致。

人类留下的艺术瑰宝都是在适当的机遇下，由天才以其信仰创造出来的，在三江源地区也不例外。

现实毕竟比长期无法实现的理念有更持续的作用。在长期的交往与偶尔的亲身体验后，在江河源头生存的人群渐渐明白，自己的居住地远非天堂，在他们可以到达的地方，还有更舒适的家园，于是向河流上中游迁移成为持续的方向。积渐所至，汇为数量可观的移民，由三江源地区迁出的羌人不仅遍布河陇、关中地区，还远徒关东，深入中原。一旦本地遭遇天灾，或者受到战乱驱使，或者中下游地区因种种原因出现人口低谷，求生的本能和上升的欲望会使更多的人在短期内迁离。其中的幸存者和成功的定居者便永远离开了故乡，绝大多数最终融入华夏。也有不少人或丧生旅途或客死异乡，或许只有他们的孤魂能与祖先团聚。

 

 

历史也会翻开相反的一页。当中下游地区天灾人祸频仍、经历浩劫时，求生的民众会远溯江河、翻山越岭，寻求避秦的世外桃源。试图割据的政客、拥兵自保的将领、乱世称霸的部族首领、揭竿而起的流民难民纷纷进入以往的蛮荒之地，三江源头出现罕见的兴旺。公元386年建立的后凉王国已拥有今青海东部。397年，河西鲜卑首领秃发乌孤建南凉，并于399年迁都乐都（今青海乐都县），同年又迁至西平（今西宁市），地区政权的行政中心第一次离江河源头那么近。西魏大统六年（540年）吐谷浑首领夸吕自称可汗，在青海湖西岸布哈河河口（今青海省共和县石乃亥乡铁卜加村西南）建伏俟城作为王都。伏俟城作为吐谷浑的王都前后达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最近江河源头的、唯一的区域政治中心。对已在这片土地上长期生存的吐谷浑来说，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很自然的，因为伏俟城的地理条件的确是该区域内建都的首选。但吐谷浑的兴盛既取决于自身的奋斗，包括阿才那样的杰出首领，更受制于外部因素。一旦中原统治者开疆拓土，或者强邻崛起，就无法幸存。吐谷浑先被灭于隋，再亡于吐蕃，伏俟城从此废毁。

 

 

好大喜功的统治者或泥古不化的政治家，为了实现“奄有四海”的政治理想和政绩效应，始终以版图中缺少“西海”为憾。西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执掌大权的王莽让青海湖东岸的羌人“献地”，在那里设置西海郡，使汉朝同时拥有东海、南海、北海、西海四个郡。隋炀帝趁吐谷浑败于铁勒之机，灭吐谷浑。大业五年（609年）于伏俟城置西海郡，又在更近河源的地方置河源郡（治所在今青海省兴海县东南）。但军事征服是一回事，能否有效地实施行政统治，是否有必要在人口稀少的游牧地区设立经常性的行政机构是另一回事。这两郡如昙花一现，隋朝以后再未重建。直到近代中央政府才在那里设立正式行政区划。

今天，当历史重新眷顾三江源地区时，它已不仅是人类扩展中的生存空间，也不仅是天然资源的供应者，还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场所，人类共同珍惜的所剩无几的净土，也是时间与空间为我们保留着的先民的遗产。如果说，先民对它的崇敬和向往更多是出于想象甚或恐惧，今天和未来的人们却是出于理性和追求。江河源头在人类文明中终于有了应有的地位，属于它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与文字记录相比，以摄影作品反映历史会有不少难以克服的困难。并非所有的历史都留下了可供拍摄的图像，并非所有的图像都能得到正确的解读。无论是历史时期的芸芸众生，还是那时的风云人物，大多骨骸无存。当初的金城汤池、宫室苑囿、阎闾巷陌、村落田畴，至多留下断垣残壁。山川依旧，人文全非，摄影家如何追溯历史，寻找历史的遗迹，记录历史的回音？

这就要求摄影家具备历史的眼光，善于发现历史遗迹，作出正确的解读，捕捉最传神的图像，最大限度地展示历史真相；还需要历史学者的帮助，提供适当的文字说明。特别是对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图像，要是没有说明，即使是专业人员也未必能正确判断。当然，不同的读者会对同样的图像作不同解释或不同理解，欣赏能力和程度也有差异，但都能增加历史知识，增强历史观念，爱三江源的今天，也爱三江源的昨天，更爱三江源的明天。

（本篇来源：青岛出版社《三江源》第三卷《历史跫音》；图片摄影/郑云峰。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