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它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几位年轻学者在进行边疆少数民族民歌与民间文学的考察时，行走于滇、康、藏的古道上，提出了一个对这一地区的文化进行统合的新线索——茶马古道。这是几条古道，并且是现在仍在使用的活的古道，其周边保存的未开发的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使这里丰富而神秘。它很快压倒“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这一提法，成了通用的文化概念。

在古代，茶叶运输基本上有四种方式：一、人背；二、水运；三、牛车运输；四、骡马驮运或牦牛驮运。边疆地区由于河道不畅、旱道崎岖，茶叶运输基本上靠背夫和驮马。凡是有商业价值的、背夫可以驮运的路线，马匹大多也是可以走的。因此以运输方式定义茶马古道的话，古代茶叶贸易大省四川、陕西等地的大多数古代道路都合格。

但茶马两词的连用，却并不是源自运输方式，而是来自于宋朝开始的“以茶易马”政策。由此产生的“茶马互市”、“茶马司”等概念已沿用将近一千年(以北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宋朝在各地设立买马司记)。从北宋一直到清初，茶马贸易的主力一直是四川和陕西马政，两省年输出大量茶叶，每年交易战马5000到20000匹。茶成了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直接影响国力、军力的强弱，也间接成了控制边疆少数民族的利器。马匹的作用如此重大，将它用在运送货物上，似乎就有些大材小用了。加以川人吃苦耐劳，背夫的成本并不比骡马运输高，因此，川陕两省的古道是否为运输方式上的茶马古道，又似乎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了。

在云南，清朝以前，我们找不到茶马贸易的记录。我们的学者们常常引用的“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的说法是出现于清代的过于浪漫主义的猜想。它源自檀萃1799年所著《滇海虞衡志·志草木第十一·普茶》：“顷检李石《续博物志》云：‘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人不知，犹于桂林以茶易马。”

我们认真分析檀萃先生的论证时就发现，首先，“茶出银生诸山”语第一出处并非宋代，而是唐代樊绰的《蛮书》。其次，无论《蛮书》还是《续博物志》均未提到茶叶产量或茶叶贸易，以此推论西蕃在唐代就用普茶有些武断。在传统的志书上，提到物产时往往并不是以产量作为人选标准，云南明朝以前的志书中也提到过很多地方产茶，但这并不表示其产量达到贸易水平。

我们知道，茶从唐代开始一直是中央政府进行茶马交易、控制吐蕃的利器，尽管南诏、大理并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但如果有茶叶进入吐蕃，将极大削弱中央政府对战马的获得和对吐蕃的控制。又从史料看，如果大理国有茶叶供应吐蕃，那吐蕃也不必用它的重要战略资源-战马去换中央政府的茶叶和布匹，宋朝也就没必要在桂林设立茶马司了。

如果我们用后期的史料反证唐宋的茶叶生产状况的话，正史中有如下关于茶叶税收的记录。《元史》(1370年编纂)虽然提到过大叶茶，但将云南列入不产茶的行省；明初云南茶课(见《明会典》，1502~1587年编纂)为十七两三钱一分四厘，即使按茶税较低的明代中期每茶引三钱记，云南上税的茶也仅五十七担多，不到六千市斤。云南茶叶生产是在明代中叶才开始飞速发展的。其时，鹤庆府收茶课银一百三十两。天启年间，由于普茶产量的增加，景东府“新增茶税银一百二十五两”(刘文征，《滇志》，1621~1627年编纂)。此时，四川茶产量在七万担以上，发边引——也就是进行茶马贸易的三万四千引(担)。

滇茶进藏的正式记载出现在清代。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同意达赖喇嘛的要求在北胜洲(今永胜)建立茶叶市场。吐蕃对茶叶的大量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云南的茶叶生产。“雍正十三年(1735年)提准，云南商贩茶，每百斤给一引，应以茶三十二筒为一引，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于十三年为始，颁给茶引三千”。每年注册销量为3000担，约相当于现今150吨左右。这个数字是雍正年间茶叶进藏的理论数字，也就是最大允许量。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丽江府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丽江建立茶市，商人领引(茶引相当于后来的税单加准运证)后赴普洱府买茶贩往“鹤庆州之中甸各番夷地方行销”。其时，贩茶人藏，每驮抽税银四钱五分，年解银三百七十九两五钱二分，相当于八百四十三驮。云南共发茶引三千引，以税收推算，则茶叶人藏数为允许出关数的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