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绿绒蒿是什么时候？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是在十几年前，我还是一名媒体记者的时候。

那一年，到了冬虫夏草的采挖季节，我去果洛草原采访，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阿尼玛卿山下，第一次见到了绿绒蒿。我是从车窗里看到绿绒蒿的，一抹金黄就像一颗流星，忽然划过车窗，我的目光急忙追随着流星划出的弧线向后看去。我的头随着目光转了四十五度，上身也随之倾斜过去，我看到那一抹金黄的弧线化作一朵小小的花朵，与我们的汽车反向而去，迅速消失了。而就在它消失了的荒野上，出现了更多金黄的花朵，它们紧紧跟随在我看到的第一朵金黄花朵的后面，同样迅速地向后划去，就像是奔赴同一个目标——也许是去奔赴春天的盛宴吧。车窗外再次出现金黄花朵，我急忙喊司机师傅停车。就在我们的车就要停下时，在路的左边，一朵迎面而来的金黄花朵也减慢了速度，缓缓停了下来。我拉开车门，径直奔向了那朵花儿。

此刻，这朵花儿就在我的面前，她低垂着金黄色的头颅，显得安静而又羞涩，面对我满眼的惊奇，她却若无其事，一副见惯不怪的样子。我蹲下身来，开始仔细地打量起这朵花儿。此时正值高原五月初，草原还一片荒芜，“草色遥看近却无”。这朵金黄色的花儿就站在这片荒芜之中，被细小柔嫩的茎叶托举着，茎叶上满是纤细的茸毛，整个花儿显得孤傲又安静。刚刚下过一场阵雨，一粒晶莹的雨珠挂在花瓣上，这让她看上去像是刚刚哭过一样，显出几分楚楚动人的柔弱来。我从她的身上抬起目光，举目看去，便看到草原上四处散落着这样的花儿，那灼灼的金黄色，就像一盏盏酥油灯，点亮了整个荒野，耀眼而夺目。让这刚刚走出漫漫寒冬，满眼枯黄、色彩单一的高寒草原，有了几分金灿灿的生气。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金黄色的花儿叫全缘叶绿绒蒿，但与她初次相见，她带给我的惊喜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她就那样轻而易举地打破了我心中一个固有的认知。

我的家乡在青海湖畔的铁卜加草原，那里海拔三千五百米左右，比果洛草原低了四五百米，但同样已经过了“树线”，除了在河岸、低洼处以及背风的山麓偶尔有一些灌木丛外，四野看不到一棵树，大片的牧草逶迤着伸向远方，在目光所及的远处，便是连绵的山脉，山脉间最高的山峰高昂着孤傲的头颅，终年不化的积雪是他洁白的银冠。那时候我固执地认为，海拔越高的地方，生物的物种就会越稀少，这几乎是一种自然规律，所以，我之前一直认为，果洛草原上的花草树木，一定会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果洛草原上有的，我的家乡一定也有，而我的家乡有的，果洛草原上就不一定有。

可是，我错了，这朵金黄色的花儿就盛开在这里，我在我的家乡从来没有见过她。也就是说，这种花儿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不动声色地让我把藏着掖着的无知袒露了出来。她居然生长在比之我的家乡海拔更高、气候更严酷的地方！她们为什么要盛开在这么高的地方呢？似乎就是从那时候起，这样一个海明威似的质问就盘踞在了我的脑际。

虽然此后我曾查阅一些资料，也向相关专家请教过，但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扑朔迷离。有资料说，因为喜马拉雅山的隆起，冰川的出现和气候的骤冷，让她们不得不学会在高海拔地区生长。但这样的解释并没有解除我心中的疑惑，因为造山运动牵动着整个地球，她们在不断衍化，选择生境的过程中，为什么偏偏遗漏了我的家乡？依我的想象，她们因为太过美丽，鲜亮的颜色总是吸引人类和动物不断采摘、啃食，使得她们不得不放弃条件更好的生境，退居到一个人烟更加稀少的所在，使她们能够在相对安宁的地方开花结果，繁衍后代。就像原本遍及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地的藏羚羊难以忍受人类和一些猛兽的杀戮，毅然决然地退居到高寒缺氧、植物稀少的可可西里荒野一样。

那次果洛之行，让我见识了采挖冬虫夏草的艰辛。那些远道而来的农民和当地的牧民，匍匐在海拔近五千米的高地上，肌肤紧贴着尚未解冻的泥土，在呼啸的寒风和不期而至的冷雪中，手持一把小头，目不转睛地盯视前方，希望从刚刚萌芽的青嫩牧草中辨识出一只冬虫夏草来。而在此时，一只冬虫夏草从众多牧草中闪现，让这些在苦寒中等待希望的人们眼前忽然一亮。这也呼应着绿绒蒿的用心：她们攀缘到更高的高处，把她们的美丽，留给了空寂的天空与大地，谢绝了人们的欣赏和赞美；而愿意追逐她们的人们，则要历经路途艰辛、高寒缺氧，以及刺骨的风雪，才能够碰触她们的美丽。

那次果洛之行的另一个收获，是知道了那种金黄色花儿的名字——全缘叶绿绒蒿，以及她的藏语名字——欧贝勒。已经不记得她的汉语名字是谁告诉我的，只记得那人还告诉了我全缘叶绿绒蒿的一个秘密：她们之所以选择在草原一片荒芜的季节开放，让花瓣闪耀着酥油灯一样醒目的金黄色，就是想着让那些经过一场冬眠，与她们一起苏醒过来的昆虫们，那些熊蜂、蝇虫和蓟马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她们，给这些昆虫提供花蜜花粉的同时，让这些昆虫帮助她们传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绿绒蒿也是煞费苦心，她们让太阳帮忙，在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她们个个容颜鲜艳。

绿绒蒿的藏语名字，则是一位正在采挖虫草的牧民告诉我的。当时他刚刚采挖到一只虫草，满面欢喜，一边轻轻搓揉着沾在虫草上的泥土，一边指着不远处的一朵全缘叶绿绒蒿，用带有四川色达口音的藏语对我说：“这是欧贝勒，是欧贝勒赛布，等到了夏天的时候，还有欧贝勒玛布、欧贝勒昂布盛开起来，太好看了！”我知道，置于欧贝勒后面的赛布、玛布、昂布是藏语黄色、红色、蓝色的意思。正是他的话，促成了我次年六月中旬的又一次果洛草原之行。

这一次，我专门带上了相机，也带上了我通过查找资料获得的知识，我的记事本里还夹着刚刚发行不久的一套特种邮票《绿绒蒿》。正如那位采挖虫草的牧民所说，我见到了开着红色花儿的红花绿绒蒿、略微泛紫的久治绿绒蒿；那是一种单纯的红，没有一丝杂质，恰如牧人身上佩戴着的珊瑚玛瑙，有一种坚定和果断的美，但她却又薄如蝉羽，阳光照射在花瓣上，瞬间变得通透，难以想象这样单薄的花瓣是如何抵御高原上的风雪的。我还见到了开着蓝色花儿的多刺绿绒蒿、总状绿绒蒿；那是高原紫外线把蓝天融化之后，注入了她的花瓣，我打开我想象力的阀门，想象她们是喜马拉雅古海洋遗落在草原上的宝蓝色浪花。而此时，金黄的全缘叶绿绒蒿正在退场，花瓣已经掉落，结出了果实。

显然，作为一朵花，她已经完成了她的使命。她们的颜色，也变成了刚刚开放时，围拢着她们的牧草枯黄的颜色，有一种功成名就之后，完全放弃了对盛名的执着的随意和轻松。我拿着相机不停对准一束束花儿，把那一抹抹红和一抹抹蓝都留在我的相机里，也把干枯了的全缘叶绿绒蒿定格在相纸上。

这一次，我还把“欧贝勒”这个名字写在了我的记事本上，也记下了她们各自不同的颜色。回到省城西宁，我按图索骥查找资料后发现，“欧贝勒”这个词来自梵语，也就是汉译佛经典籍中时常提及的“优钵罗”（亦写作沤钵罗、乌钵罗等），也就是说，“优钵罗”是“欧贝勒”的汉语谐音写法！然而，在梵语里，“优钵罗”指的是睡莲，是一种水生草本植物，一般适于生长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在青藏高原高寒地带难见其踪。在汉译佛教典籍中，“优钵罗”也被译作青莲华、红莲华等；佛书认为“花华不二”，所以一般称“花”为“华”。那么在牧民的口中，怎么变成绿绒蒿了呢？绿绒蒿是罂粟科绿绒蒿属植物，与水生植物睡莲相去甚远。此前，绿绒蒿缘何选择了海拔更高的地方生长这个问题还没有明朗，另一个问题又接踵而来。

一次，也是在果洛，与藏族诗人居·格桑闲聊，我便向他请教这个问题，他的一席话让我豁然开朗。他提及了佛教从印度传入青藏高原的那个久远年代。

佛教传入西藏，大概是公元五世纪的事。先是有一批佛典从天而降的传说，接着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唐朝文成公主和尼泊尔赤尊公主分从两地远嫁吐蕃，两尊释迦牟尼佛像伴随她们的嫁妆进入西藏，西藏为此修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供奉两尊远道而来的佛像。同一时期，松赞干布选派大臣吞米·桑布扎前往印度学习梵文，这位聪慧的大臣，在印度经过七年的寒窗苦读，返回西藏后，仿照梵文创造发明了藏文。这也是藏语中大量存在梵语词汇的一个原因。他还把那批“从天而降”的佛典翻译成了藏文。接着又从中原和印度迎请诸多传教士，开始佛经的翻译和传法，如此，佛教开始在青藏高原传播。

任何一种文化，当它从彼地进入此地，大都会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佛教也不例外。伴随着佛教传入西藏，那些“从天而降”的佛典落地的地方有了一座名叫桑耶寺的寺庙，几个刚刚改信佛教的藏人便剃度出家，穿上了绛红色的袈裟，一些佛教仪轨仪式也被移植过来，诸如供花、供水、供灯等供奉仪轨也一并传入。其中，供水、供灯经过一番本土化的改造，留在了青藏高原，而供花的仪轨却没有得到顺利传承。原因也显而易见：佛教的原产地印度气候温暖湿润，梵语为“优钵罗”的睡莲在这里四季开花，且色彩鲜艳，有红黄青紫等诸种颜色，佛前供花，对佛教诞生之地的印度来说轻而易举。然而，佛教到了西藏，气候高寒，在海拔四千米的地方，别说睡莲，本地花卉开花的时间也只有短短两个月，剩下的十个月都不见花卉。在这样的情形下，供花仪轨如何延续？

显然，为了传承供花仪轨，刚刚改信佛教的藏族信徒也是煞费苦心，做了一番努力。他们试图从青藏高原的野生花卉中找出一种可以与睡莲媲美的花儿，作为睡莲的替代品，如此，与睡莲一样有着艳丽色彩的绿绒蒿便脱颖而出，他们赋予了她睡莲的名字——“欧贝勒”，也就是“优钵罗”。

也就是说，伴随着佛教供花仪轨的传入，供花仪轨的对象由睡莲演变成了绿绒蒿，原本出现在佛经里的睡莲的名字“优钵罗”，也从经卷里走出来，走进了牧民们的口语里，高原野生花卉绿绒蒿自此更名换姓。如此，对青藏高原来说，睡莲，便成了绿绒蒿的前世，或者说，初传佛教的青藏高原借此完成了一次“借花献佛”。

那么，作为一种高原民族耳熟能详的花卉，如今被藏民广泛叫作“欧贝勒”的绿绒蒿此前叫什么名字呢？出于好奇，我曾向被人们称为“鸟喇嘛”的扎西桑俄堪布请教。扎西桑俄先生稔熟高原生物，曾经参与编写《三江源生物多样性手册》汉藏文对照本。没想到，我的疑惑，也曾经是他的疑惑。几年前，他就曾通过实地和网络在西藏、青海、四川等有藏族人聚居的地区进行探询和调查，得到了答案，他把他的调研结果发给了我。绿绒蒿“欧贝勒”果然曾有过美丽的名字：全缘叶绿绒蒿叫嘎玉金秀，红花绿绒蒿叫阿达喜达，蓝花绿绒蒿叫喜达昂波……

然而，高寒的青藏高原不可能在一年四季里持续满足供花的需求，在漫长的冬季，包括绿绒蒿在内的众花衰败，这一仪轨依然难以为继。

如何让供花的仪轨保留下来，让那些信奉佛教的信徒们在佛前表达虔诚之心呢？

多年以后，我去塔尔寺采访。春节刚过，元宵节就要来临，塔尔寺的两个花院——上花院和下花院正在马不停蹄地加紧制作酥油花，以便在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向游客和信徒展示他们的酥油花工艺，得到他们的观赏和瞻仰。我被特许进入了制作现场。

酥油花，最早起源于西藏苯教。有一种叫“多玛”的祭祀品系用青稞糌粑捏制而成，其上粘贴着工艺简单的酥油贴花。因为只是用于祭祀，这种叫“多玛”的制品也是在很小的范围和场域存在，所以并不为人所知。然而，它是如何成为塔尔寺等各大寺院一种专门由艺僧制造、广为展陈的佛教艺术品的呢？

我曾想象，那应该是一个曾经制作过“多玛”的艺僧，改信佛教后，经常奉行供灯、供水的仪轨，但也对高原隆冬季节不能在佛前供花耿耿于怀。一日，应该是清晨，这位艺僧起床诵经，接着便开始用早餐，那天他吃的是用酥油和炒青稞粉拌制的糌粑，当他从糌粑木箱里拿出一块酥油，就要放入碗中时，早年制作“多玛”的技艺在他的指尖复活，他随手就捏制出了一朵酥油的花朵。看着在指尖上忽然盛开的金黄的花朵，这位艺僧忽然想到了什么。“梅朵乔巴！”艺僧忽然叫了一声，放下了还没有吃完的早餐，便出了僧舍，径直朝着大经堂走去，出门前，他带上了仅有的一坨酥油。

“梅朵乔巴”便是供花的意思，这位艺僧到了经堂，便用酥油捏制了几朵花儿，供奉在佛前。如此，酥油花应运而生。藏民至今把酥油花叫作“梅朵乔巴”。

酥油是从牦牛奶中提炼出来的，是高原上营养价值极高的一种食材。牦牛产奶量本来就不高，从牦牛奶中提炼出的酥油也就显得极为珍贵。然而，酥油制成酥油花，再把它供奉在佛前的习俗一经开始，便得到了青藏高原广大寺院和民众的效仿、响应，很快，每一座寺院都有了供奉酥油花的仪轨。这是因为，酥油花的出现，解决了深冬季节不能用自然生长的花卉供奉的遗憾。即便这种食材是那么金贵，但比起他们内心对佛法的虔诚，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此，酥油花便成了“欧贝勒”，也就是“优钵罗”的像生花。

然而，酥油花的制作，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那天，在塔尔寺，我在一位小僧的陪同下，走进下花院的酥油花制作作坊，一眼就看到靠墙立着的酥油花。酥油花占据了整个墙面，色彩艳丽，耀眼夺目，整个作坊就像是一个花团锦簇的夏日花房。几位艺僧还在做着局部修改。作坊里极为寒冷，这是因为艺僧们怕酥油花融化，有意没在作坊里生火。在他们身旁，还放着两只盆子，一只盆子装着冰凉的冷水，一只装着掺和着豌豆面粉的热水。在给酥油花上色时，艺僧手上的温度会使酥油花表层的酥油微微融化，他们便把手放入冷水中降温，而当手上沾染上太多的糅合了矿物质颜料的酥油时，他们又会将手放入热水中清洗。隆冬的高原寒气袭人，艺人们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满怀虔诚，心无旁骛地工作着。

酥油有着极强的可塑性，于是艺僧们如今开始用酥油捏制更多的工艺形象；其中，有人物，有山水自然，有亭台楼阁，就像连环画一样，讲述着佛经中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而在各种内容之间，依然布满了花卉。每一朵花儿都富丽、繁盛，就像是自然界的花儿恰好盛开到了极致，把自己最美的瞬间展示了出来。

那一天，我看着那些花儿，问我身边的小僧：“这些都是什么花儿？”小僧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欧贝勒！”

听着小僧的回答，我感到我的脑际忽然嗡嗡作响。欧贝勒——优钵罗，这是绿绒蒿从印度睡莲那里“盗取”的名字，但她又不能像睡莲那样四季开花，时时被供奉在佛前案上。于是，酥油花替她完成了广大佛教信徒的心愿。或许，我看到了绿绒蒿的今生，或许，这又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借花献佛”。

藏民族生活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方，长期与高寒缺氧共存，形成了独成体系的生存智慧。他们深知高原生物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的不易，并且也敏锐地察觉到大自然诸种物种之间共生又相互制衡的道理，所以轻易不会破坏自然生态，形成了自己朴素的生态理念。

小时候，父母从来不让我们摘采野花，说那是大自然的头发。“如果我薅了你的头发，你不疼吗？” 有一次我摘了一捧野花带到家里，被我母亲看见后，她便说了这句话，我至今还记着。记得在我的家乡，每到盛夏季节，野花盛开，那些牧民和僧侣面对着漫山遍野的鲜花，便开始虔诚地诵经祈请，口中低呼“供奉三宝”，但却不去摘采花儿，用意念把这些花儿供奉给自己信奉的神灵。这，也是一种“借花献佛”啊！

绿绒蒿到底有多美？从那些西方人第一次见到绿绒蒿后的惊讶和赞叹可以看出。一百多年前，许多的西方人——探险家、传教士以及植物学家——涌入喜马拉雅山地区，发现并采集了各种颜色的绿绒蒿，其中有后来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植物学家洛克、金敦·沃德、威尔逊等，他们赞誉绿绒蒿是“喜马拉雅蓝罂粟”“我的红色情侣”。苏格兰植物学家乔治·泰勒甚至说：“没有一种植物能够像它这样享有最高、最奢华的名号。凡是能一睹其自然风采的人，都会歌颂它们一番，所有初次邂逅这种花的人都会为它疯狂。”自此，西方人大量采集绿绒蒿的种子带回西方，并在西方园林驯化培育出了绿绒蒿，绿绒蒿很快成了西方园林里的宠儿。

如今我国许多地方也开始驯化和培育绿绒蒿，希望这种美丽的花儿也能成为我们城市园林的绿化和观赏植物，不要让她总是开在深山无人问津。率先传来好消息的是西藏和云南，但这并不奇怪，西藏和云南原本就是高原，让一种高山野花在高原园林开放，可能相对容易一些。而当我听到北京植物园成功地栽培出绿绒蒿的消息，内心还是掀起了欣喜的微澜。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比如我所居住的城市西宁，是青藏高原最大的城市，是否有朝一日能够以高山花卉作为城市绿化植物，吸引四方来客，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引进一些毫无地域特色的外来花卉来美化这座高原城市。

如此，也可以算是这座城市的一种生态标签吧。绿绒蒿在北京初次绽放，这是她首次在平原陆地栽培成功，相对于北京，西宁的自然环境应该更能够让绿绒蒿盛开起来。或许，这才是绿绒蒿的今生，抑或，是她的未来。（作者 龙仁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