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丨远去的藏毯与远去的草原

文｜余婷婷(方塘传媒特约作者）

当我站在青海湖边的冬牧场上，再也看不到蒙古包、牧民的马匹。草原辽阔，近处金黄、浅杏色带，远处是碧蓝的湖水，一望无垠，温厚而坦荡，也单调而寂静。那种寂静，是万籁俱寂的，仿佛能听见几十公里外，一只水鸟的咳嗽，草海潮动时，能吸附一切近在咫尺的声音。游牧文明，已经翻到了最后一页，草原的灵魂，也随之枯萎了。

加牙藏毯的兴衰，不过是马背上民族的命运的一个注脚。

从西宁到拉萨，青藏公路翻过的第一座山，有个很婉约的名字——日月山。车行至山脚下，仰望两座乳房状的山丘，并不觉得巍峨。但是，在中国自然地理上，日月山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它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汇处。站在山顶俯瞰，东侧阡陌良田，一派江南的风光，而西侧草原辽阔，牛羊点缀，一幅塞外图景——日月山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在青海人心中，它还有更沉甸甸的寓意。日月山在唐朝叫赤岭，远望如焰火，近看如染血，土石皆赤。赤岭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马”隘口，中原与吐蕃使臣需在此换乘对方的马，方可踏入异域。贞观十五年正月，一支浩荡的送亲队伍，护送着文成公主远嫁西藏，过日月山，在此中转。公主在山顶支起帐篷，在故乡做最后的一梦。回首不见长安，西望一片苍凉。“过了日月山，两眼泪不干。”就如同“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去一万里，总有个分别地。

湟中县的加牙村，离日月山数十公里，是青藏高原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村庄，唯一特别的，大概是过往的村民中，有戴着回族的白帽子的、裹着面纱的，也有穿着藏袍的，显示小小的加牙村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村落。这个小村里，曾生产了青海4000多平方公里的草原上牧民的马垫、寺院里大部分的卡垫、柱毯，以及部分骆驼背垫，沿着日月山古道，销往青海湖草原、祁连山草原乃至藏区。

杨永良是村子里唯一还坚持手工织藏毯的人。离他家不远，有一段黄土垒成的残垣，现已做了一户人家的院墙。如果他不提，谁都不会想到，这是一段明朝就存在的城墙。残破的墙体靠着一个牛棚，一株不知名的树丛墙里长出来，把崎岖的枝桠伸向湛蓝的天空。杨永良告诉我，在村子不远处，还保留着加牙村的边界墙。

在明朝的时候，加牙村是屯兵的重镇，驻军建立了城墙和边墙——一墙隔开游牧民族与农耕汉民族。数百年风浸雨蚀，边界墙已毁坏过半。但正因为如此，加牙村成为藏、汉、蒙、回等多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地方。

杨永良的先祖，就是明代从金陵随军迁过来的匠人。他们没有想到，江南的织造技艺，会在青藏高原生根发芽，最终自成体系，形成独特的藏毯编织技法。

他的家里挂着一张没有卖出去的藏毯，那是用在马背上的，他特地织上了牧民们喜欢的图案，多数是蒙古族和藏族人，大量使用明亮的蓝色、绿色、红色。过段时间他准备拆了，裁剪成两张卡垫，来旅游的人或许会考虑购买。这几年，杨永良很少织马背上的垫子，那些从前是卖给骑马放牧的人。

游牧人的大半生是在马背上度过的，马是他们最重要的工具，所以牧民养马勤谨，喂食精细，爱马尽心，待马良善。饰马更不惜重金，有金饰、铜饰，珠玉联翩。刺绣毛毡，覆盖马背，鞍镫衔铃，皆用金铜。为适应逐水草放牧，游牧人居住于帐幕穹庐，庐幕内，并不简陋，中立擎天柱，内挂刺绣壁毡，内外陈设，清洁端庄。他们是加牙藏毯的主要顾客。他们对华丽的加牙藏毯，需求量极大。

杨永良记得父亲跟他提过，从前的加牙村几乎人人织藏毯，当地流传着俗语：“姑娘嫁到加牙里，不捻线你干啥哩。”青藏高原地域偏远，社会的变更总是慢内地一拍。1980年代，他还亲身经历了一次加牙藏毯的小阳春。经历了“文革”之后，藏毯可以光明正大的生产，彼时的青海湖草原、祁连山草原、玉树、果洛草原，仍有大量的骑马放牧的牧民，他们对藏毯的需求极大，杨家的订单络绎不绝，农闲时期便日夜不闲的织。

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写过一本书，叫《野性思维》。他用大量的调查资料论证一个观点：各个地区的民族都有自成体系的空间认知模式，他们借助的并非抽象的现代地理概念，而是每个人在他熟悉的环境里走路、采集、追捕猎物的具体经验。

杨永良的心中，也有自己的地图，哪里是属于牧民的，哪里生活着回族人，谁家的马匹长得更健壮，他一度认为这些是理所应当的，坚不可摧的定律，毕竟，汉文化与青海的民族文化之间冲突与平衡的拉锯，已经持续了几千年了。

然而，这一次文化入侵，以及这种文化的巨大的同化力量，是他们从未想过的。人类终于用技术和科学征服了草原，逐水草而居成为往事。青海辽阔的草原不再属于马、牧民。一条条公路、铁路迅速的在青藏高原蔓延，旅游的人、投资的人蜂拥而至，牛、羊急剧减少，游牧转为畜牧。当然，还有更深层的变化，这包括社会结构、认知体系、情感归属等。

加牙藏毯就这样被裹挟着，在市场迅速的萎缩走向凋敝。当然，他所见的凋敝，远不止祖辈传下来的生计，而是青海广袤的草原上传统的习俗、生活方式、乃至宗教信仰。

我们很难用简单的优劣来区分两种文明，对一部分人而言，草原是故乡，是心灵的居所，骨子里流淌着游牧文明的血。旅居台湾的蒙古诗人席慕容，对草原和游牧文明有着执着的眷恋，她称之为原乡，暮年仍在苦苦追寻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她曾不无哀伤的写道：

在戈壁之南

东起大兴安岭

西到阴山和贺兰

几千年的记忆在此截断

无论是苍狼还是苍鹰

都已经

失去了大地也失去了天空

只剩下

那还在惶急地呼啸的

天上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