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海

河源确定约古宗列盆地，几十年来，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1978年7月，青海省测绘局组织多方面专家在黄河源头进行一个月的勘察后，提出“定卡日曲为黄河正源比约古宗列更为合适”。

“卡日曲”为藏语，意为铜色的河。海拔高度4830米，五条从山坡切沟流出的泉水，形成宽约1米、深不及1米的卡日曲河谷溪流，由西南向东北流100公里后，在巴颜禾欠山与约古宗列汇合，注入玛曲河。

 

 

再一代表意见为河流发育史专家杨联康，在他徒步360天走完黄河全程后提出，黄河正源应该是拉浪情曲，因拉浪情曲还长于卡日曲11.9 公里。对于河源确认，国际公认原则是“河源唯远，河源唯长”，再还有流量考虑。如果用以上原则考量，后两种意见恰合本人认知。但曾任青海民族学院院长的丹果解释当地藏族群众一直认为玛曲曲果为黄河正源这一历史事实，就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感觉。他说，河流从来都是溯源贯通，即便一条小小支流也是这样。人类历史的前若干年，玛曲曲果或许是黄河最长最古老的正源，由于青藏高原不断运动，卡日曲流域的比降上升较快，切割速度在后世某个时期超过了玛曲曲果，这段时光也许是千年，也许是万年，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我们祖先对世界的认知能力也是超乎我们想象和理解的。玛曲曲果、孔雀河，我们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藏族群众，对于母亲河的亲和，在这个称谓里，无疑得到了准确的表达。

河源探寻，作为科学考察，随着时间的变化和自然形态的不断变化，总会存在不同发现和不同观点，如果说最后的结果让人穷追不舍，其过程中对历史的探访和对大自然的饱览，早已让人的心超越具象而飞向高远。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自古至今，人类对自身源起及最终归宿的探寻，都有原始的冲动。对母亲河源头的探究，也理所当然没有停止过。

 

 

“河出昆仑虚”，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词典《尔雅》对河源的理解，以后《山海经》《水经注》都有“河出昆仑”的记载。只是我们不知道，这里的昆仑是巴颜喀拉所在的昆仑，还是于阗葱岭的昆仑？

黄河有两个源头。一是青海“昆仑”，二是于阗“昆仑”。谬误出于汉时出使西域的归来者张骞给汉武帝的奏报：

“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对此，班固所著《汉书·西域传》也有载：“其河有两原（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这就是黄河“两源说”的肇始。

《禹贡》说大禹“导河积石”，是说河出甘肃地面的积石山。此河源和塔里木河的终点罗布泊，距离2600 公里，前人何以将黄河与塔里木河连在一起？根本原因是上古时西域族人从西方沿着塔里木河东行，行到罗布泊时，只见一片汪洋，却不见外流出口。塔里木河天天东流，为什么积年累月罗布泊总没表现过涨溢？而再从河西走廊一路东行，忽然遇见一条同样东行的巨川，因而认定，黄河是从罗布泊潜行而出。

或者相反，内地人西出阳关看到罗布泊和罗布泊之上的塔里木河，想到罗布泊水经年不消不长，想到内地黄河，从而判定罗布泊是黄河上源。

因此，黄河研究专家岑仲勉断定，黄河重源说最先出自西域土人，以后，随着东西交流及相互迁徙而传至内地。

人类思想的诞生，首先源于自然。山顶的泉池，崖下的瀑布，经年滔滔，人们自然要探讨它的来龙去脉。其中，地下潜流确实让人感觉神秘，在结结实实的一块大陆上面，说几千里之外，有水潜行地下，后再露出地面为大河，岑仲勉解释，唯沙漠民族才有这个认知。因沙漠最易渗透，水从这里渗没，又从那里冒出来，流经沙漠的无定河就是这个特点。对此，清康熙帝也曾说，伏流，“蒙古人甚详”。这一认知，在黄河正源也有表现， 如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考察队在雅合拉达合泽时，当地藏族群众就说，山下的水向北流入柴达木盆地，向南流入了长江上源通天河。他们所认为的柴达木盆地，即是黄河上源。藏族群众因此把这座山认作黄河源头。他们说，雅合拉达合泽与约古宗列只有一小土岭相隔，约古宗列的水，是由这里经地下潜流过来的。

 

 

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领衔出使西域，没有完成武帝所交给他的策动大月氏联合夹击匈奴的使命，却探“清”了河源。张骞的黄河重源说给后人对河源的认识带来误导，但以后成为“东西文化主轴”的丝绸之路却由张骞西行而开通！这条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中国文化承载的大运河”的丝绸之路，不也是像黄河一样的历史文化河流？

中原民族真正进入黄河源地区，是在隋唐时代。公元609年，隋炀帝率大军平吐谷浑。“追……至曼头城，攻拔之……乘胜至赤水城，复拔之。”战事结束后，置西海、河源等郡，置所古赤水城、曼头城，都在西平临羌城之西的青海黄河沿岸。

以后，唐将李靖因吐谷浑犯境，又曾率军出击至柏海，也就是现在的扎陵湖、鄂陵湖。然而，史上有载真正以探寻黄河源头为目的实地考察， 是在元、清两朝皇帝的主持下完成的。

公元1280年，元世祖忽必烈命荣禄公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历时4个月，查明鄂陵、扎陵两大湖位置，称星宿海为“火敦恼儿”。元人潘昂霄据此写成《河源志》一书。

四百年后的公元1704年，清康熙帝在平定了蒙古准噶尔部族和西藏地方政权的叛乱后，为稳固大清万代基业，命侍卫拉锡、舒兰等赴青海察黄河源，发现星宿海西面有三条源流注入，并绘有《星宿河源图》，撰《河源记》。此次考察无疑比元朝都实之行更进了一步。拉锡一行四月四日自京启程，五月十三日至青海……六月初七日至星宿海之东，并观察“鄂陵、扎陵二湖相隔三十里”。初九日至星宿海，登高山视星宿海之源，“小泉亿万，不可胜数”。在叙述周围群山之后记：“三山之泉，流出三支河……三河东流，入扎陵泽，自扎陵泽一支流入鄂陵泽，自鄂陵流出，乃黄河也。”

康熙四十七年即1708年，为编制《皇舆全览图》，康熙又派人前往河源实地测绘。自康熙四十三年至五十七年的15年间，先后三次深入河源。所绘《皇舆全览图》，现存大英帝国博物馆。

清乾隆四十七年即1782 年春，因河南青龙岗漫口久堵不合，且认为河源图存疑，乾隆又派大学士阿桂之子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前往青海，“务穷河源，告祭河神，事竣复命，并据按定南针绘图具说，呈览据奏。”

定南针即指南针。现代化设备无疑给了阿弥达以更大底气，阿弥达不辱使命，不仅祭祀了河神，还把自己新的发现呈章给皇帝。说星宿海西南有一条河叫“阿勒坦郭勒”，即“黄金河”，这条河就是黄河上源。此外，这条河的西南还有一巨石，高数十丈。奇怪的是，1952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查勘队在约古宗列怎么也没找到这块名为“阿勒坦葛达素齐老”的黄金北极星石。

中华先人穷究母亲河秘密，国外探险家和殖民主义者也不甘寂寞。

1881年至1907年间，先后有印度人、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9次踏足河源。

1949年新中国诞生，先后在1952年、2004年、2008年组织队伍， 就源头确定、南水北调西线选择等宏伟设想，对包括河源在内的三江源进行多次考察。其中，最早的一次是由当时水利电力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等相关人员组成的一支队伍进行的。

1952年8月2日，队伍从开封出发，先乘火车三天至兰州，又坐长途客车至西宁，做好应有的准备后，这支由“173头牦牛、62匹马、62个人” 组成的队伍，从西宁向源头进发。

当时，《文汇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雷行的报道：“每人一身20多斤的老羊皮袄，另外还有皮背心、皮裤、皮袜、皮靴、皮帽、皮手套——这些穿戴共40多斤。”“还有预先给藏族群众准备的红茶、纸烟、丝绸、棉布及三个月的给养……”历时4个月20天，行程5000公里，烧饭用的是牛粪，一开始还嫌脏下不了手，到后来，反而吃着牛粪烤的馒头格外有香味……唯一的卫生员感冒了，高烧不退，在卫生员的指导下，带队的项立志不仅学会了打肌肉针，还学会了静脉注射。

好像是冥冥中有一个召唤和指引，距新中国第一次河源考察63年之后的2015年6月，笔者积聚20年之力，曾经半途而废又终于启动的黄河探源之旅，恰恰又与这位世纪老人“一路同行”。

2015 年6月22日一大早，我在青海省水利厅门前，与“再溯黄河源·项立志·1952～2015”——这支来自西安的越野车队会合。项立志老人的灵魂，99岁的风雨人生，现在就浓缩至一小小的匣子内。老人女儿项英介绍说，老人早年从军，带队伍去源头勘查时刚退伍至黄河水利委员会，操劳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再回源头看看。2014年春，老人以99岁高龄去世，次年端午，他们筹划了这次陪老人再溯黄河源之行。

“马塞巴，雅达约古塞约塞巴，雅合拉达合泽。”

此为当地藏族群众当年唱给项立志他们这些考察队员听的歌谣，意思是：

“黄河水从哪里来？约古宗列。

黄河水的老家在哪里？雅合拉达合泽。”

也许是基于项立志、董在华等老一代黄河人的感情，尽管多方争议， 黄河的最高主管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还是在1985年确定约古宗列盆地为黄河正源，并在12年后的1997年6月8日，在这里，玛曲曲果，位于巴颜喀拉山脉卡日扎穷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西南隅，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麻多乡，竖立起了黄河源头碑。

曲麻莱位于青海省西南部，玉树藏族自治州西北部，因境内有曲麻莱河而得名。这片以丘原地貌为主的莱央大滩，整个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升高，在4000～5990米海拔之间，雄伟的巴颜喀拉、昆仑，由西北向东南贯穿其中。

黄河源头碑具体坐标是东经95°59′，北纬35°1′35″的方位。碑体高近2.9米，其中碑座0.9米，碑身高1.99米，表示立于1999年；碑宽0.5464米， 隐喻黄河干流全长5464公里。花岗岩呈乳白色，巨大、简洁、庄重。正面是“黄河源”三个大字，背面是骈文体的黄河源碑铭：

巍巍巴颜，钟灵毓秀； 约古宗列，天泉涌流。造化之功，启之以端； 洋洋大河，于此发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