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也是中国交通运输的大动脉。清朝入主中原，面临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转变，粮食生产和漕运日益成为清政府所必须。为此，清政府早期曾对黄河源头进行过两次重要的勘察，并留下了重要的记载。

康熙四十三年初探黄河河源

清政府第一次派大臣到青海查探黄河源头是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据《清实录》记载，康熙四十三年四月三日，清政府决定派遣侍卫拉锡和侍读舒兰前往青海探查黄河河源。康熙在上谕中称：“黄河之源，虽名‘古尔班索罗谟’，其实发源之处，从来无人到过。尔等务须直穷其源，明白察视其河流至何处入雪山边内。凡经流等处，宜详阅之。”

从北京到青海，路途遥远。青海属于高海拔地区，气候寒冷，天气多变。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实地考察谈何容易。

后来拉锡回到京城奏报：他们于四月初四日自京起程，经过大约一个多月的奔波，于五月十三日到达青海；十四日至呼呼布拉克。在这里，他们与贝勒色卜腾札尔会合共同前行。六月初七日到达青海的星宿海以东地区。他们发现，当地有两个大的湖泊，即“鄂陵”和“札陵”。这两个湖很大，周围均约三百余里。两湖之间相隔三十里。六月初九日，他们到达了星宿海。他们登上星宿海周边的高山，看到“星宿海之源：小泉万亿不可胜数”。星宿海的南面有山，称“古尔班吐尔哈”；西南有山，称“布胡珠尔黑”；西有山，称“巴尔布哈”；北有山，称“阿克塔因七奇”；东北有山，称“乌阑杜石”。其中三座山下有诸多水泉。即：南面的“古尔班吐尔哈”；西面的“巴尔布哈”和北面的“阿克塔因七奇”。三山之泉，流出三支河，三河东流入札陵泽。自札陵泽一支，流入鄂陵泽。自鄂陵流出，乃黄河也。此外，“星宿海”周边其他山上的泉水与平地上的泉水，也汇流为小河，数目不可胜数，也尽归入黄河东下。应当说，至此，他们已经基本完成了康熙交办的勘察黄河河源的任务。

拉锡还奏报说：他们自星宿海，于六月十一日回程。向东南行二日，登哈尔吉山。见黄河东流，至呼呼托罗海山；又南流绕撒除克山之南；又北流至巴尔托罗海山之南。次日，至冰山之西。其山最高，云雾蔽之。奏报言：此山长三百余里，有九高峰，自古至今未见冰消、终日云雾蔽之，常雨雪，一月中三四日晴而已。自此回行。十六日，至席拉库特尔之地。又向南行，过僧库里高岭。行百余里，至黄河岸。见黄河自巴尔托罗海山，向东北流。于归德堡之北，达喀山之南，从两山峡谷中流入兰州。

拉锡等向康熙的奏报后，有路途和勘察的时间节点，有当时看到的大体情况。同时，他们还根据康熙的指示，利用指南针校正方向，绘制了黄河源头的图像呈报。他们对于自古以来的各种传闻和记述，予以辨别和澄清，认定扎陵湖以西三河均为河源。据此所绘的《星宿河源图》，中间一支河流最长，倾向作为黄河正源。清政府确认了他们的报告。应当说，清政府大体完成了第一次实地考察。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又派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理藩院主事胜住等人受命再次勘测黄河河源，并予以实地测绘。次年清政府组织编绘《皇舆全览图》时，吸收了他们的测绘成果，为后人留下了较为可信的考察依据。

乾隆四十七年二探黄河河源

清政府第二次组织对黄河探源，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此前，黄河再次泛滥，并在河南青龙岗一带“漫口和龙未就”，大学士阿桂受命前往治理。黄河事务再次引起清政府高层关注。乾隆接受章嘉呼图克图的建议，专门派遣大学士阿桂的儿子、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前往青海，告祭河神，并进一步勘察河源。七月，阿弥达返回复命。

阿弥达等人这次勘察的最大收获，是推进了对黄河源头的认识。他们发现黄河真正的源头不在“星宿海”，而是应继续向西南，上溯到有黄色水的地方。 阿弥达奏称：“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语‘阿勒坦’，即‘黄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实系黄河上源。其水色黄。回旋三百余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贵德堡’。水色全黄，始名‘黄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数丈。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噶达素’，‘北极星’也。‘齐老’，‘石’也。其崖壁黄赤色，壁上为天池。池中流泉喷涌酾为百，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则真黄河之上源也。”

阿弥达等人这次勘察黄河源头的结果，特别注意了黄河色黄的特点。应当说，这次清政府为解决黄河灾害所进行的祭祀河神并对黄河源头再次勘察，抓住了特点，进一步增进了人们对黄河的认识，其结论更易为人们所信服。

面对勘察黄河源头取得的进展，乾隆十分高兴。为此，他做出一系列举动：一是专门撰写《御制河源诗》，二是亲自撰写《御制河源按语》，三是亲自撰写《御制河源简明语》，四是命令编撰《河源纪略》，并收入即将完工的《四库全书》以纪其功。

《四库全书·河源纪略》中的“提要”记载：“星宿海西南三百余里，有阿勒坦郭勒水色独黄；又西有阿勒坦噶达素齐老，流泉百道，入阿勒坦郭勒，是为黄河真源。为自古探索所未及。”由此可知，乾隆肯定了阿弥达等人勘察黄河源头的结果。

应当指出的是，清政府两次组织对于黄河源头的勘察，其成果为后世对黄河源头的认识打下了坚实基础。清政府之所以能够在康乾时期，进行这样的勘察，是与当时实际控制西域、青海等地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从西北到西南，边疆各民族融合的条件初步形成。特别是满、汉、蒙古等民族语言文字的沟通、交流障碍得以初步消除。这无疑为实际勘察黄河源头，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当然，对于亲身到达黄河源头勘察的勇士——拉锡、舒兰、色卜腾札尔、阿弥达等人的业绩，值得永远纪念。依据他们的勘察成果编撰的《河源纪略》和齐昭南撰写的《水道提纲》等著作，也为进一步探求黄河真相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值得学习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