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在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有着复杂丰富的内涵，它既是勇猛的化身，又是王权的象征；它既是辟邪的瑞兽，也是令人避之不及的邪祟。

河湟民间对虎的信仰由来已久，对于生息在河湟谷地的人们来说，虎的信仰，究竟是舶来品还是本土的文化产物？历史上河湟谷地乃至整个青海高原究竟有没有生活过虎？

虎年话虎。新年来临之际，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侯光良先生，以严谨的考据和论证，带我们寻觅青海虎的踪迹。

虎是典型的山地林栖动物，也就是说虎的生存环境必须是森林或者是森林和草原的相间地带，这是虎特有的生活习性。

青海历史上有关虎的文字记载很少，可是虎的形象却出现在了不同时期的岩画中，侯光良先生介绍，仅三江源地区发现的岩画中虎的形象就有6处。

20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在青海湖北岸发掘出了一具较为完整的虎的骨骼，鉴定得知，这只老虎生存的年代是在清早期，这是青海目前发现的唯一与虎有直接关系的考古遗存。

远古时代的青海

适合虎的生存

侯光良先生说：“虽然这只虎有可能是外来物种，但是也不排除历史上青海真的有虎存在过。”

说到虎，必须要联系到森林的变迁，因为森林是虎必需的生存条件，目前青海的森林大多呈岛状和带状分布，在这些森林中尚未发现虎的踪迹。

“青海湖以及河湟谷地的广大区域，处于温带草原、高寒草原、温带落叶阔叶林带的交界地带，从自然条件来看，这一带是不可能有虎的存在。”侯光良先生说。

但历史上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却并非如此。考古资料表明，距今8000年前至4000年前，河湟谷地和青海湖周边地区森林资源十分丰富，森林的覆盖面积要比今天大许多。“那时青海的生态环境的确适合虎的生存。”侯光良先生说。

岩画中虎的形象

青海地区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印证了侯光良先生的推断。

在一只距今5000年前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罐上，学者们就曾发现过类似虎皮斑纹的条纹装饰。

大约诞生在青铜时代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泉吉乡海西沟岩画上，也曾出现过虎的形象。这幅岩画上的虎的形象，条纹交错，形象生动，具有较强的写实风格。

共和县切吉乡和里木岩画的虎食牛图。图片出自《青海岩画》，作者汤惠生。

凿刻于魏晋时期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的卢山岩画，以及大约同一时期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切吉乡的和里木岩画上也都出现过虎的造型。

岩画上虎的形象，是古人对自然的描摹，还是文化交流的产物？

侯光良先生说，和里木岩画上的虎造型有一个有趣的名字——虎食牛图，因为这幅岩画表现的是一只老虎正在吞噬一头牛，为了表现虎的凶猛，凿刻者有意将虎的形态放大得比牛高大好几倍。有趣的是，那头被虎吞噬的牛，从外部特征来看正是青藏高原的独有物种——牦牛。

“这也就意味着，这幅虎吃牛的岩画正是古人对现实生活真实场景的再现，岩画中的虎的的确确在青海存在过。”侯光良先生说。

虎的消失，是生态环境变化的佐证

如果虎曾经真的在青海存在过的话，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个物种从青海大地上消失了？侯光良先生通过研究确认，人为的干扰是导致虎从青海消失的主要原因。

多年来，侯光良先生一直致力于青海人口变化的研究，他通过研究发现，距今5000年前至4500年前，河湟谷地的古人类大约不足一万人；距今4300年前至4000年前，河湟谷地的人口增加到了大约三万人；到了距今4000年前至3600年前间，河湟谷地的人口却下降到了两万人左右。

侯光良先生说：“距今5000年前左右，正是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时期，这一时期青海的气候十分温润，适合人类生存，原始农业发展较快，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马家窑文化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分为石岭下、马家窑、马厂、半山四个类型，其中石岭下文化类型在青海没有发现，其余的文化类型在青海都有遗存。侯光良先生说，仅柳湾遗址就发现马厂文化类型的墓穴1000多穴，数量不可为不多，可是，到了半山类型时墓穴却只有260穴，这说明这一时期，河湟谷地的人口并非持续性递增，而是出现了波动。

出现这种波动的原因，除了河湟谷地的气候出现了持续性的干冷导致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外，还有战争的因素。

“按照考古年代断定，早期青海人类族群出现第一次波动的时期，正值诞生在陇东地区的齐家文化西进的时期。”侯光良先生说。

喇家文化遗址是我省发现的最大的齐家文化遗址，在这一遗址中，考古学者发现过一具双腿骨折、双手反绑的尸骸，多数学者认为这具尸骸是战争俘虏。

“根据这个线索我们可以推断，西进的齐家人到达青海后，曾经和生活在这里的马家窑人发生过战争，从而导致了这一时期人口的锐减，加之气候的变化影响到了农业生产，从而使得生产资料变得紧张，或许是导致战争的主要原因。”侯光良先生说。

此后，青海进入了以牧业为主的文明时代，因为找到了适应气候特征的生活方式，青海的人口再一次出现了上升，到了汉武帝赵充国屯田河湟时，生活在青海的羌族人已经达到了五万人左右。

此后的历朝历代，因为不同的原因，青海人口的涨幅一直不大，有的时期，河湟谷地的汉族人口甚至不足两万人。

清乾隆年间，官方统计的青海人口猛增到了24万左右。

“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乾隆时期政局稳定，少有战乱，老百姓得到了休养生息，人口自然就多了起来。”侯光良先生说。

在缺乏环保意识的年代里，人口的增多，不可避免地会对自然资源造成破坏。据统计，乾隆年间河湟谷地的河谷地带已开耕殆尽，耕地面积的增加，意味着森林的减少，时任西宁道的杨应琚不无感慨地说，湟中（泛指河湟谷地）的山，已经和老人的头顶一样不见“毛”了。

“青海湖边的那只虎，就出现在这一时期，这是青海虎的最后踪迹。”侯光良先生说。

虎的丰富寓意

人类与虎的关系历来是“相爱相杀”，卢山岩画就描画了人类箭射虎的场景，汉代将军李广也曾因射虎出名，并留下了“射虎中石”的故事，有关“虎患”的记载，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典籍中经常能见到，以至于武松打虎的故事在我国几乎是家喻户晓。

流传于今天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的於菟就是一种典型的虎文化。

专家考证，於菟就是古语“老虎”的意思，当地人认为，农历十一月二十是“黑日”，这一天黑夜最长、白昼最短，各种邪祟很容易出来作怪，所以当地人就将男青年打扮成老虎的样子，用于驱逐邪祟，也有学者认为，於菟本身就是邪祟的化身。

“其实，汉朝跳於菟的仪式在中原地区十分流行。”侯光良先生说。

但是虎也因为勇猛的性情，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拥有了多重的文化个性。

虎曾是王权的象征。发生在战国时期窃符救赵的故事中的重要道具兵符就是虎的形象；出土于我省海北州海晏县的虎符石匮，代表着中央政权对青海的统治，它的主体造型也是一只伏虎；出土于我省海南州贵南县的宋朝虎面瓦当，也有着同样的寓意。

虎对王权的象征意义，甚至还延续到了清代。清王朝统一中国后，将游牧在青海境内的蒙古族部落编为左右两翼盟，由清廷礼部颁发给海西左翼的印章上的印钮，就是一只生机勃勃的老虎。

在民间，虎的形象运用得更广。

“在民间，虎被赋予了勇敢无畏、祈福辟邪的含义。”侯光良先生说。

虎的形象因此被广泛运用于年画、窗花，婴儿衣饰之中。

“流传在河湟谷地的虎文化，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体现和河湟文化多元汇聚特征的体现，这是虎文化的当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侯光良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