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之役是洮河之役的先声，在明蒙双方军事冲突过程中，明副将李魁战殁。万历十八年四月，明朝中央在讨论关于李魁子孙的承袭时，意见出现了分歧，竟然有人不顾“李魁效死边疆”的事实，反对其子孙承袭。

西宁之役发生的时间

《明神宗实录》万历十八年四月辛已条记录御史彭应参的意见说：

“往年套虏跳梁，西宁副总兵李魁奋不顾身，效死边疆，议者犹罪其丧师，不许子孙承袭。镇臣刘承嗣、抚臣曹子登平时不恤士卒，贪暴相济，以致激乱家丁。乃肃镇之役，论去未几，而仍复向用，劝惩之谓何？”

很明显，他在为战死边疆的李魁鸣不平。

针对这一问题，兵部给出的意见是：“李魁阵亡，仍令子孙承袭······奉旨起用，似难别议。”

刘承嗣是甘肃镇总兵，所谓“镇臣”就是指总兵一职。曹子登，号如川，万历十二年至万历十八年任甘肃巡抚。

李魁之子孙，兵部虽然“仍令”其承袭，但是李魁本人在西宁之役有严重罪过。兵部也说“当瓦酋认完人畜舔刀说誓之时，而乃穷追不已，致陨身丧师。”

我们的问题是，“西宁之役”的起因和经过是怎样的？宄竟发生了什么导致李魁身死之后仍不免背负罪名，进而累及子孙？

要讨论这些问题，首先要确定的是“西宁之役”的时间。

宁之役出现在实录中的时间是万历十六年即西历1588年。南川即为湟水源头之一的南川河，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四《地理？山川》载：“又正南之马鸡沟山泉约三十余里，至申中暗门，由南川直入湟水，此南川河也。”

南川临近西海通往内地的道路，地理位置极为重要，郑洛在《敬陈备御海虏事宜以弭后患疏》中说：“夫自治之策，莫要于设将、增兵······沙塘川逼临海道，皆当虏冲。

那么，西宁之役是发生于万历十六年十一月吗？

事实上，这只是事件发生后，出现于《明实录》的时间而已，西宁之役应在此之前。《西宁府新志》约成书于乾隆十二年，而《明史》于乾隆四年刊行问世，故《西宁府新志》关于西宁之役的记载很可能参考了《明史》，或者二者有着相同的史源。

我认为，《明史》的记载更可信，西宁之役应当发生于万历十六年九月。那么为何李魁在此战中阵亡，而明朝方面竟然有人反对其子孙承袭？当时的冲突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明史》中可知，当时李魁处于醉酒状态，不理智的行为导致了冲突的发生。两军对峙，发生如此不经之事，是否可信呢？

西宁之役的经过

《万历武功录》记载了该事件的起因：白和尚”应当是番族中的一种，是部族名，可从《万历武功录》中得到印证。

从《永邵卜大成台吉列传》中的记载可知，生番白和尚因明朝方面对于其与蒙古方面关于马匹纠纷的处理表示不满，心生怨恨，从中挑唆，导致明蒙双方产生间隙，并在后来爆发了冲突。

关于事件较详细的经过，申时行《赐闲堂集》、朱国祯《涌幢小品》也有记载。关于西宁之役中的人物和地点等细节，《明神宗实录》、《明经世文编》等有所提及。

历十八年洮河之役以后，明人在讨论涉事蒙古诸首领的责任时说：

“瓦剌倘不浪，则先年入犯，杀李魁者也······但查西宁虽有丧师之虞，彼酋实未敢肆然抢掠”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明朝官员在关于其子孙是否该承袭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由于瞿九思误以为瓦剌他卜囊与永邵卜大成台吉是同一人，故而在其《万历武功录》之《永邵卜大成台吉列传》中详细记载了“西宁之役”的具体过程。

起先是蒙古与番族因马匹产生纠纷，明朝方面的处理引发了番族的不满，番族从中挑唆使得明蒙双方产生了矛盾。

之后，蒙古入西宁抄略番、汉，明朝方面迫其归还汉人，双方己经谈妥之后，却又因副将李魁的挑畔爆发了流血冲突，是为西宁之役。

河洮事件的导火索是由于边将处置失当而导致冲突升级。但其中更多的是边地将领对先前中央政府所制定的隐忍蒙古部落抢番扰边等行为多有不满。

这种不满在起先是蒙古与番族因马匹产生纠纷，明朝方面的处理引发了番族的不满，番族从中挑唆使得明蒙双方产生了矛盾，这种不满在长期压抑后最终爆发了。

隆庆封贡后，明蒙开始了通贡互市的关系，双方都尽量避免发生冲突，不去侵扰对方，蒙古的抢番活动也未受到明朝方面的阻止，此说法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此次事件及后面的洮河之役来看，明朝方面的处置失当也是存在的。

《青海通史》一书认为，万历十六年的西宁之役，揭开了万历时期西海蒙古与明军大规模冲突的序幕。事实上确实如此，在西宁之役发生后的两年内，明朝与西海蒙古在洮州、河州沿线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冲突，即万历十八年的洮河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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