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青海民和的喇家遗址，大多数遗迹因突发性灾害而遭破坏并埋藏下来，从而让我们见证了伟大的母爱、无助的孕妇，以及“天下第一碗面条”。本文由两篇摘录性文章组成，分别从不同方面解读这碗面条。

4000年前的一碗面条，还是一碗荤面

文/王仁湘

青海民和的喇家遗址，几年前因为发掘出4000年前一场突发的灾难现场，曾引起关注。最近又因为灾难现场出土一碗古老面条的被确认，喇家遗址再次受到广泛关注。这碗意外保存下来的齐家文化的面条，让人们很有些兴奋，兴奋之余又很有些疑惑不解。按我们已有的常识，按祖宗传下的说法，中国古代的面条本来只有2000岁上下的年龄、它怎么一下子古老了这么多呢，这个千岁千岁千千岁在我们现存的知识系统中还真不容易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去。

这碗面条千真万确，4000岁的古老年龄不容置疑。那是2002年，在喇家遗址的继续发掘中，在20号房址内的地面清理出一些保存完好的陶器。其中有一件篮纹红陶碗，略为倾斜地翻扣在地面上。在现场揭开陶碗时，发现碗里原来是盛有物品的，陶碗移开了，地面上是一堆碗状遗物。它的下面是泥土，而碗底部位却保存有很清晰的面条状结构。这些条状的物件粗细均匀，卷曲缠绕在一起，而且少见断头。它的直径大约为0.3厘米，保存的总长估计超过50厘米。它的颜色，还显现着纯正的米黄色。由图片上可以看到，它没有硬折出的弯度，表明原本具有一定的韧性。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吕厚远研究员提取陶碗中的实物进行了检测，2005年10月13日《自然》杂志发表了研究结果，题为“Millet noodles in Late Neolithic，China"，认定陶碗中的遗物是面条。很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美国国家广播电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荷兰等媒体报道和评述了这个重要发现。

研究者从碗底到碗口，采了六个部位的样品，三个取自条状物层，三个取自条状物所在的土层内。首先通过分析植硅体的途径，确定标本是否含植物遗存，结果发现有两种类型植硅体含量在条状层特别高。接着通过与西北地区常见的大麦、青裸、小麦、小米、高粱、燕麦、谷子、黍子、狗尾草等近80多种植物果实中植硅体形状进行比照，发现这两种植硅体的形状与小米和黍子非常吻合。由此判断条状物层里保存有大量的粟和黍子的典型壳体植硅体颗粒，壳体植硅体的含量，每克样品中高达近10万粒。

为进一步验证，又选择进行淀粉粒偏光实验。淀粉粒也可以在地层里保存上万年，它是由碳、氢、氧组成的一种矿物质，在偏光显微镜下观察有削光的特征。偏光实验表明，条状物中的两种物质所呈现出的特征也与小米和黍子最为匹配。在显微镜下观察，条状物中淀粉的光学性质显示大量的淀粉颗粒还没有完全糊化。

通过分析最终排除了其他可能，确认喇家出土陶碗里的遗物为食物，成分是大量的粟与少量的黍。也就是说，陶碗里的条状物是面条，这碗古老的面条是由小米面和黍米面做成的。

实际上小米面本来可以加工成面条，在中国北方农村现代还有用小米磨面做面条的吃法，这样的面条正是在专用的工具里压出来的。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分析面条样品中，还检测到少量的油脂、类似藜科植物的植硅体以及少量动物的骨头碎片，应当都是这碗面条的配料，说明这还是一碗荤面。

这么说来，我们的先民在4000年前已经用谷子和黍子混合做成了最早的面条。虽然它的具体加工工艺还不清楚，但是这个过程中对植物籽实进行脱粒、粉碎、成型、烹调的程序一定都完成了，而且这成品小米面条做得细长均匀。在中国乃至世界食物史上，这应当算是一个重要的创造，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它为人类的饮食生活增添了一个有滋有味的内容。

过去一些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是以粥饭方式食用五谷，称为粒食传统。而面食传统起源较晚，可能到了汉代才较为普及。有些文章还认为中国的面食技术是汉代自外域传入的，不属本土原有的粒食传统。

一说到面食，必然要提到小麦。一般认为，饼食的出现，与小麦的普及种植相关，也与旋转磨的普及有关。过去一些食物史研究者认为，中国虽然在商代就有了小麦种植，甲骨文上将麦称为“来”，但是就食用习惯而言，仍然同大米和小米一样，采用的也是粒食方式。一直到周代仍是如此，周王的餐桌上摆的也只是麦仁饭，不见饼面之类。再说旋转石磨迟至东周才发明，汉代才比较普及，周王没有口福吃到饼面也是没有法子的事。

但是北方栽培小麦，根据新近的考古发现研究，在黄河中游地区应当开始于龙山文化时期，在距今4000~5000年前它已经不是稀罕之物。不过因为干旱和技术的原故，更因为产量的限制，那时小麦的种植面积一定没有小米的大，人们的主食仍然以小米为主。

喇家的发现表明，在史前小米并不一定完全采用粒食方式，它也可以加工为粉面制品。这种初级的粉食始自何时，现在还不能考定，但北方粟作农业的历史却非常悠久，已经发现的栽培作物粟和黍的遗存，年代可早至距今8000年前，这是粉面食出现的一个基本条件。

由喇家遗址4000年前面条的发现来看，麦子与磨存在与否，并不是面条产生必备的前提条件。

还有一个概念问题，史前人用平板磨和凹槽磨加工面食一定没有后来的旋转磨精细，但不论是粉是面，也不论是小米面大米粉，都可以做成饼。由粒食到面食，这是人类饮食生活迈向精细化的重要一步。在古代中国，迈岀这一步的时间，应当不会晚于5000年前。

喇家遗址：地震与洪水共同作用的结果

文/李洋

2002年冬天，在喇家遗址地面房址F20中，考古人员清理遗址时，揭开一只覆扣在地面的陶碗，意外发现了一碗面条，并拍摄下来。将碗内残存物标本带到北京，经测定面条的成分为粟粉，这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面食标本。也就是说，这是目前所知世界最早的面条。

喇家遗址发掘初期，对于遗址出自自然灾害、瘟疫还是战争的论点，莫衷一是。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将环境考古学的理论放之研究中，古遗址的真实的面貌才得以清晰。

环境考古学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应运而生的，是将考古学、地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研究结合到一起，通过分析古代文化内涵与自然环境因素，认识古代环境与人类的相互关系。它属于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当今世界关注气候变化及全球变化，环境考古学越来越具有借鉴性和前瞻性的科学意义。

广义的环境考古一般划分为四个研究领域：地学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和分子生物考古。喇家遗址最先令考古学家困惑的是在遗址发掘过程中碰到的一层红色堆积物，发掘的几座房址中都充填着红土层，并将人骨包裹起来。对这些人与红色粘土层的关系，考古学家推测可能是一场史前大洪水。

为了解这层红色粘土层的性质，古环境考古学家首先利用地学考古对其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调查及室内实验分析。并在考古发掘的探方上找到了沙波拖曳构造和冲刷层等流水改造形成的层面构造。沙波是河床中的堆积地貌。沙波的产生是河床泥沙颗粒不均匀与水流态不稳定的综合，往往与洪水有关。

野外调查发现，在官亭盆地黄河二级阶地上普遍覆盖有一层红土层，粒度分析表明其属于典型的特大洪水过岸平流沉积。黏土层底部是人类活动面，可以见到水流形成的沙波及拖曳结构。粒度分析从微地貌形态说明黏土层洪水沉积，应与黄河泛滥有关。

黄河洪水是区域性行为，在官亭盆地，这层洪水堆积不仅分布在喇家遗址，还普遍分布在官亭盆地黄河上二级阶地上，在黄河上游的循化盆地也有广泛分布。利用植物考古抱粉分析确认：距今4000年前，气候由温湿转向干凉时，黄河上游进入了洪水频发期。频繁的气候波动促进洪水发生，洪水频发期大多发生在干凉的气候条件下。“大河涨水小河满”，黄河的主要支流湟水在黄河洪水发生时，也发生了水灾。

在喇家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很多古砂土液化的遗迹。这些遗迹所代表的是古地震是何时发生的，震级有多少，这次地震与喇家古聚落的废弃有何联系等等。古地震是指保存在地质记录中的史前和历史没有明确记录的地震事件。地震时地下饱水砂层液化，砂水混合物沿着液化层上的覆盖层中部的地裂缝上升，在地层中形成砂脉，喷出地表的形成喷沙。古地震造成的砂土液化现象，以喷砂坑、砂脉、砂床等形式保留在地层中，这些遗迹为研究古地震提供了帮助。

经对官亭盆地进行环境考古调查发现：官亭盆地的古地震遗迹主要表现为古砂土液化。在盆地内发现了上百处古砂土液化遗迹，均分布在黄河二阶地前缘南北约0.5公里、东西约5公里的范围内。官亭盆地的古砂土液化，主要表现为砂脉、砂坑、喷沙和局部地面塌陷，没有发现砂床。砂脉是官亭盆地最常见液化遗迹，其宽度从几毫米至二、三十厘米不等。

在遗址分布区，古液化造成的喷砂与文化层处于同一层位，均被洪水堆积物覆盖。F7.F15房址内有一条砂脉切过白灰铺就的地面；在发掘区揭露出很多遗迹单元被喷砂掩埋。这些证据表明：古地震发生的年代至少在3700aB.P。根据地层关系，洪水堆积年代晚于古地震发生年代。穿过F7房址的砂脉，宽度在30厘米左右，其充填物是洪水堆积物挟裹的砂、小砾石和陶片，洪水形成的黏土层覆盖了古地震形成的喷砂层。根据砂脉形成的机理，洪水发生的时间与地震发生的时间相隔很近，几乎是同时发生。

根据古地震遗迹的规模及这处古聚落遭破坏的程度，推断地震震级在7级以上，烈度为9度。喇家遗址的毁灭，是因遭到几乎同时发生的古地震及古洪水的破坏。地震对喇家遗址进行了最初的破坏，紧随其后的洪水对遗址进行了最后的摧毁，洪水渗入倒塌的房地，浸没了死于地震的遗骸。喇家遗址现在所呈现的现象，是地震与洪水共同作用的结果。

喇家遗址以罕见的史前灾难遗迹而闻名，它十分难得地直观再现了灾难现场。大多数遗迹都是因突发性灾害而遭破坏并埋藏下来，在很多地方保留了当时的原始状态。止步遗址前，3000平方米的远古遗迹，探掘出的是一片灾难的废墟，状之惨，情之动，使人心颤不已。

2000年的发掘中，在遗址的东北台地首次发现了F3号和F4号房址灾难的特殊现象，随后在相邻区域又发现了F7号房址、F10号房址，也再现同样的场面。四座房址门道朝北，东西排列，均依地貌崖壁开挖而成窑洞式建筑。房址内有23具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遗骸，多数呈现着非正常死亡的姿势。

F3号房址平面呈椭圆形，在房屋四周放置着生活用具陶器、生产工具石器和骨器。在东壁，有一位成年女性怀抱幼儿，双膝跪地，仰面朝天，似在向上天乞求，保佑她们平安逃过此劫。

F4号房址复原房址内共有14具之多的人骨，男女老少，以小孩居多，呈现出了各种非正常死亡姿态。现场真实生动地再现灾难瞬间人们的情态，充满母佑子、大护小的场景，颇具震撼力。其中，一对母子的场景，仿佛眼前刚刚发生的悲惨。母亲无奈地倚墙跪坐在地上，她的右臂用尽全力支撑在地上，左手将幼儿紧紧地搂抱在怀中，脸颊紧贴着幼儿的头颅，幼儿的双手紧紧搂着母亲的腰部。凄凉的画卷，透着哀怨却勾勒出永恒的肖像——伟大的母爱！

F10号房址室内发现了2具人骨，其中一具可能是孕妇，在她的腹部位置附近，还有一块十分小的小孩髄骨，有可能是胎儿骨骸。这位孕妇位于房址的西壁北侧，离门道不远。在她的东侧，还有一个年龄更大的女性，被重压造成上身俯身与双腿贴在一起，双手伸出像是在挣扎。在灾难发生的瞬间，喇家先民们留下的影像是：人间真情的流露和对灾难来临时的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