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盘绣作品——“太阳花”

有一种盘绣作品图案，因其外形像一朵花，每一叶“花瓣”似从中心向外辐射出去一般，故近代人称它为“太阳花”。这个图案的原型本是伏羲氏所创，变成刺绣作品并佩戴在身上，这肯定是青海河湟地区的藏族、土族人民的创造。在土族和藏族群众口语中这朵花有她自己的专有名称——装鉴！名称“太阳花”，只是近代人所起的汉语俗名。记得十年前，这朵名为“太阳花”的图案突然与互助县城街道两旁的路灯一起盛开了，似乎有多少盏路灯就有多少朵“太阳花”。这朵花同时也贴在了各个新村土族人家的门框两侧。显然“太阳花”的盛开彰显着土族人民迎来了新的繁荣和幸福的时代。

20世纪八十年代，地处青海省都兰县的吐谷浑墓葬群被大规模盗掘，据众多盗墓人供述，深埋在墓中的墓主人遗骸身上所穿的衣服与今天地处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土族人的服饰一模一样。男性遗骸所穿的衬衣胸前出现了这朵盘绣图案。在青海省境内的河湟谷地，自古生活着一些古老的族群，其中在史书上被称作“西羌”的民族后来演变为安多藏族；在公元四世纪初来到甘青两地的吐谷浑部落与当地羌人融合建立了吐谷浑王国，随着吐蕃王国政权的解散，吐谷浑贵族们的后裔也演变为“西宁州土人”，也就是今天的土族。不同的民族成员生活在相同的地域，面对生活，他们具有共同的需求，但在生活细节上保留了各自民族不同的众多特征。所以在今天的各种节日中不同民族的人群盛装出行时，其服饰便成了各自民族的“标签”。土族和安多藏族的服饰具有各自的特点，若要在他们的身上找出共同的文化符号，那么，这朵美丽的刺绣图案——装鉴，便是其中之一。一般情况下，安多藏族妇女身上的“辫套”、“钱袋”上均由盘绣作品“装鉴”来装扮。土族男性的衬衣胸口处、腰带的两个端头都要绣上“装鉴”图案；土族妇女身上的“钱袋子”等处也会重复出现多个“装鉴”图案。盘绣作品都出自女性灵巧的手指之间，在她们身上出现再多的“装鉴”都不显得多余和重复；女性优美的体型，再配以五彩缤纷的各类刺绣作品，更显得婀娜多姿，惹人喜爱。这样一款名为“装鉴”的盘绣作品频频出现在河湟地区的安多藏族、土族群体的衣饰中，笔者从来没有觉得好奇，那是因为自小司空见惯的缘故。但听说这种盘绣图案也出现在了唐代末年的墓葬之中，这个事件的曝出想必惊动的不只是笔者一人，该图案能够张贴在互助县城乡的大街小巷，充分说明该图案背后隐藏的历史之谜不是一般的等级。笔者参观了多家绣坊，绣娘们多数是老年人，名词“太阳花”也是从她们口中向游客说出的“导游词”，被叫作“太阳花”的图案也被随意进行了再创作。笔者问起该图案有没有出处和讲究？她们说没有任何讲究，想怎么绣就怎么绣。笔者顿时抱着暗暗吃惊、暗暗担忧的心态离开了绣坊，感到有必要对属于安多藏族、土族的盘绣作品——装鉴以及对这一能见证民族大融合的符号作一正名。

“装鉴”一词的音节来自河湟藏族、土族群体口口相传的，针对这一盘绣作品的专有名称。如果让别的土族学者、藏族学者用汉字写出该刺绣图案的名称，每个人会用任意读音相近的汉字写出来，比如：“章肩”、“张坚”、“装坚”、“庄见”等等，因为在任何文书中除了“太阳花”之外，没有出现对该刺绣图案名称的汉语命名。笔者用“装鉴”这一词，考虑到除了读音相近之外，该刺绣作品的功能也是用来安放镜子的。该图案的中心处是一对“阴阳鱼”，周边的花纹一层层从中心向外铺展开来，且每一层都用花瓣形表达了一定的数字在内的。按这一思路，该图案的原型极有可能是伏羲氏所创的太极八卦图！八卦创始人——伏羲氏，据《太平御览》记载：“伏羲坐于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画八卦。”以“—”为阳，以“--”为阴，组成八卦：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艮为山、离为火、兑为泽，以类万物之情。八卦分据八方，中绘太极之图。《易传》认为八卦主要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并认为“乾”和“坤”两卦在八卦中占特别重要的地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初根源。八卦最初是上古人们记事的符号，后被用为卜筮符号。古代常用八卦图作为除凶避灾的吉祥图案。可见，河湟藏族、土族人身上出现“装鉴”图案，不仅仅是爱美之心驱使的“打扮自己”那么简单。当然，这种图案的使用者并不局限于安多藏族和土族群体，笔者也没有去做进一步的调查。相同的图案，安多藏族和土族群众口语中相同的名称，这一切足以说明原本是伏羲氏所创的、华夏民族共有的、神圣的图案不仅仅是属于土族的“太阳花”。她是属于华夏各民族融合统一的象征，将她变作刺绣作品佩戴在身上，既是用来辟邪的吉祥图案，也是安多藏族、土族与其他各兄弟民族在文化上趋于融合的见证符号。可以想见，今天的安多藏族妇女身上佩戴的银牌，在远古时期的功用就是骑士的铠甲。

安多藏族妇女的发辫从来都是垂向前方胸部两侧，用辫套收集在一起镶以银牌，平日里卸去银牌之时，盘绣作品“装鉴”一直会陪伴终老，因为这是用来辟邪的吉祥图案，这也是对“敌手”的求和心愿，每一次不可避免的、临时的战事，那也是为了未来的和平与安宁；长长的两绺“钱鞑子”，自然下垂于两腿之前，同样用“装鉴”进行装饰，并在其上镶上银牌，能够有效保护双腿不被箭头射伤。土族妇女会用昂贵的金线、丝线，伴上充满脉脉爱意的情丝，用一根“阴”线铺路，再用一根“阳”线绣出层层爱的涟漪、重重情的思念，将那“装鉴”细心地缝制在自己“罗汉”（土族语，丈夫）的衬衣胸口处，再将那厚厚的“护心镜”安放在“装鉴”之上，无声地告诉他：“只要将阿姑放在心上，再也不怕敌人锋利的刀箭！”这种用来“辟邪”的图案，用刺绣演变为“装鉴”，是由藏民族和土族百姓自由创造、集体传承的结果吗？数一数“装鉴”图案花瓣的数字就有了答案：八卦图，“花瓣”有八个。但“装鉴”的花瓣是“七”个。这与吐谷浑王国“七部落联盟”有直接的关系。每个土族成员应该清楚数字“七”背后隐藏的历史之谜。因各种因素及条件所限，土族人只从长辈那里听来的历史信息是：第一、不能忘记自己民族的族称是“喀隆”，若有人问起和蒙古的关系时，我们也会欣然回答：“我们是察罕蒙古”，也就是“白蒙古”。第二、我们属于“德隆廊喀”（七部落联盟），佑宁寺管辖着“德隆廊喀”。过去的“德隆廊喀”很大，现在变小了。寥寥数语，无法支撑起土族先民远古的历史，所幸的是从四世纪以来的历代中原中央王朝的史书中都有零星记载，其他兄弟民族典籍中也有记载，土族先民也将自己的历史镌刻在民俗中。随便掂起一句土族方言就会发现土族先民的历史深藏其中。正当学者们争论都兰大墓墓主人之谜时，也是“都兰”、“德令哈”等地名告诉了答案。“都兰”二字的谐音就是土族方言中的数字“七”，“都兰”就是“德隆廊喀”的简称“德隆”；“德令哈”，青海人叫“德令卡”，这也是“德隆廊喀”的简称。也有读者会提出疑问：“这也太牵强了吧？”好吧，笔者有更硬的证据。去年夏天，有幸与程起骏先生攀谈。当笔者问起都兰大墓中出土的古藏文木简内容时，程先生毫无保留地讲起古藏文木简的发掘史。他说古藏文不多，只有在类似墓碑一样的一块木板上刻着藏文，经过来自祁连县的喇嘛辨认，只读出了音节，之后这块木板也被烧火造饭了。以上经过也是程先生听人所说的。木简没有了很可惜，十分幸运的是程先生几十年以来记住了木简上的藏文的读音，用汉字音译念作：“霍尔耿嘎”！笔者听了程先生的讲述后非常兴奋！亲爱的土族同胞们：都兰王陵的墓主人正是我们的首领——白帐王！早前由来自北京的考古学专家鉴定，都兰大墓的断代是在八世纪左右，这样说来藏族英雄格萨尔王的身份之谜也要昭然若揭了。除了来自墓葬的诉说之外，“德隆议会”（七部落联盟会议）也记入了八世纪时期的吐谷浑小王向吐蕃政权递交的藏文书简之中，并埋入敦煌石窟被今人发现。笔者曾撰文说过，一个民族遗留的点滴文化因子无法支撑起一套关于民族族源的理论系统，但用一套正确的关于民族族源的理论系统完全可以解释该民族遗留的每个点滴的文化因子。关于“装鉴”只有“七”个花瓣的问题，笔者也只能拿出两种猜测：第一、有可能由吐谷浑贵族按“七部落联盟”之数进行指定的；第二、有可能考虑到吐谷浑王国是中原中央王朝的属国，为了向中央王朝表达属国的谦卑心态，有意识地将八瓣改为七瓣。也许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呢。

无论具备怎样的可能性，镶嵌在安多藏族、土族群众身上的、传统的“装鉴”图样中心是一对儿“阴阳鱼”图案，周边类似花瓣的个数是“七”个，除此之外的随意创造的图案都是不伦不类的，不可取的。最后，只想鼓励安多藏族、土族群体的少女们拿起针线吧！用自己灵巧的手指编织自己的梦想、绣出美丽的“装鉴”，赠送给心仪的“罗汉”；同时也鼓励少年们挺起胸膛用矫健的体魄和聪明的才智赢得美丽少女手中的神奇的“装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