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融入江河峡谷的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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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家杨勇：融入江河峡谷的魂魄

·文/图税晓洁

（一）

多年以后，在昆明夏日午后的灿烂阳光中，杨勇闪进酒店大堂，从裤兜里摸出一叠皱巴巴的纸币到柜台结账。——我注意到这家伙还是没有使用钱夹子的习惯，钞票仍满裤兜胡塞，脸上依然是那副让比他小一个年代的我等嫉妒不已的孩子般迷人笑容。四十多岁的人了，还能有这般笑脸，大概只有一直生活在自我梦幻中的顽固理想主义者才能做到。

这厮还是那样不修边幅，与他做著名探险家时依然没有区别：略显蓬乱的头发、城市中年人最通常的打扮，没有品牌的夹克衫、看不出棱角的裤子、黑皮鞋上积满了灰。——很难说清楚这家伙现在的身份，这位1986年长江漂流勇士、1998年雅鲁藏布江漂流队长当下有时是某某开发公司总经理、某某博物馆（筹）馆长，做一副企业家状，有时又以中国科学院客座研究员、环境地质高级工程师的面目出现在荒山野岭和学术会议。私下里，这厮自己比较认同的是“民间科学家”，用他的话说就是：不管干什么，我们都要清楚自己到底要做啥子。

那次的巧遇让我觉得有点神奇，在红土高原的高阔背景下，仿佛置身梦幻。更令我感到不真实的是，斯时我们到云南采访的主题是世界遗产保护，而杨勇恰恰就是丽江世界遗产大会的与会者，并有独到见解。

算起来，杨勇从事探险这个“高危职业”已经超过20年。

从唤醒中国当代探险意识的长江漂流开始，杨勇就一直穿梭在中国西部的高山峡谷间，常年的野外生活，他一步步走向成熟。我印象深刻的是1998年我们共同在雅鲁藏布江上度过的那段生死日子。关于那次漂流，后来我们最引以为豪的是：没有死一个人。这可以毫不夸张说是前辈们用鲜血和青春换来经验的结晶，是杨勇、幺哥等“长漂”前辈的冷静使我们数次化险为夷，不致全军覆没。1986年轰轰烈烈的“长漂”，共有11人先后不幸遇难。

几个月艰苦卓绝的雅鲁藏布江之行，先“官办”后“民间”，种种曲折，到了搞笑的程度，我等至今耿耿于怀，几年后还念念不忘说要弄个“大话雅漂”。队长杨勇是全队的灵魂和精神象征，承受的最多。回想起来，自始至终，杨勇一直平静的“稳起”，最危难的时候总是不急不躁，我等几个火爆脾气要发火时，他总是悠悠的一句：有啥子嘛？……完了就是那副孩子般的极具杀伤力笑脸，弄得你一点脾气都没有了。他老人家屡屡劝诫我和黎文等要多多报道环……环保……要做“环保记者”不要做“焦点记者”：有啥子意思嘛？他反问。“扯那些鸟蛋有啥子意思嘛？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嘛……”那段生死日子，记忆里最多的就是他不厌其烦地用他那杨氏长调一本正经的给你谈环……环保……这家伙有点口吃，关于这，有个段子：

“长漂”的时候，有一天，他负责压浪、瞭望。

突然，他紧张的大喊，“前头有个大……大……大……”

“大啥子吆？”众人问。

“大……大……大……”半天，杨勇终于“大”完了，道：“大滩”。

这可生死攸关马虎不得，众人皆大惊，齐问：“那儿呀？”

……又是半天，杨勇终于说：“过……了。”…… ……

哈哈哈哈。搞笑的还有：鱼儿离不开……开水；环保局长太……太太喜欢我了……等等，学他说话，是我们一帮大男人江上单调日子的共同开心果。直到现在，这帮人凑在一起，很快就会恢复那种“长调”。那次的半月滇西北之行，同行另一位记者章群星染上此疾，至今未愈。

那次漂流，留在我们每个队员起码在我记忆深处留下更多的是饥饿、惊险、激动、感怀、尊严、生死与共的男人情怀等等之类。而对于杨勇，我觉得更加了解他了的同时，也更加多了迷惑。唯一能够肯定的是：他视那次险途也不过就是一次野外考察，其他的，真不敢说。之后，我花了两年时间写完一本四五十万字的《雅鲁藏布江漂流历险记》才使自己心情平复。而在这本书中，队长杨勇这个关键人物，我却无法描述，总觉得词不达意，只好引用了一段别人的文字了事，并起誓日后要给这位民间英雄、最后的理想主义者写一本传记。

常人眼里惊险刺激的野外生活，杨勇早已习以为常。他出野外，也从没有什么特别的装备，基本上就是城市里穿什么野外也是什么，为了省钱，经常是从成都荷花池市场弄一些农民伯伯也嫌低档的物件就上路了。有一次，还没出成都地界，杨勇采购的“高档旅游鞋”就掉了底，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长年游走在高山峡谷间，缺衣少食，离妻别子，每次探险之后迎来的几乎都是经济陷入困顿，那么究竟是是什么支撑着他疲于奔命，乐此不疲？

（二）

毫无疑问，曾是全国十大新闻之一的1986年“长江漂流探险”，在杨勇的人生经历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那次史无前例的壮烈漂流中，眼看着身边的兄弟被浪涛吞没，我们很难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结果就是作为事件的亲历者，长江、高原从此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结巴杨勇嗓音其实不错，保留节目就是一首“长江之歌”，唱起来不仅不口吃，还每每都是满堂彩，这首歌他真的唱得很不错……这当然是因为对长江的满怀深情。很难说是本来的个性，还是此后大自然的磨砺以及他们那一代人的使命感造就了他现在处变不惊心平气和“智勇双全（杨勇的自我要求）”的个性以及深具杀伤力的孩子般的笑容，反正从此之后，杨勇放弃了站长、处长的职位，成为一个“恋高原症患者”。

个中滋味，非亲历者难以体味。去年，我在绵阳张超处证实了一个令同听女同志几乎落泪，我自己也很难相信的往事：雅漂最后弹尽粮绝，我等众人在拉萨等到家人汇款，便作鸟兽散急急各自飞回家。杨勇和司机张超等要开回随队车辆，走到格尔木，幺哥冯春大峡谷都没事的腿伤却奇怪发作，差点给锯掉成为残疾人。等走完陕西进入四川，家门在望，这最后行程最后的钱早花光了，汽车也没有了油。途中一个小店，杨勇看中一过期面包，就问店主讨要，未果。张超分析：“……哪有开着越野车的人，去问人家要一个烂面包的，哪有这样问人家要吃的？……人家肯定很奇怪。不是认为在开玩笑就是认为有病。再看看这几人胡子拉碴，没准还把人家吓着了……”

张超说：不过，当时事实上，确实是每个人都饿“疼”了。能要来的话，绝对一扫而光……后来，还是在绵阳亲戚处借到钱，才回的成都。

这样的事情，也只有杨勇做得出来。就此我问过杨勇，他说：过期的面包嘛，又不值钱，还不给……有时候，杨勇的思维真像个孩子。

彩云之南，梦幻云南。我们乘坐杨勇在昆明为新公司买的两台顶级丰田越野车，俯视顶窗外七彩天空，奔向高远的滇西北。一路忆苦思甜，杨勇还是不惊不躁不徐不急的样子。好车，豪华旅行，日行千里，极累，跟着杨勇不间断地去拜访各色人等：艺术家罗旭、赵青、布农等，科学家小唐教授、老唐教授、柳素清教授等，企业家浦总、李总等，政府官员若干以及风水大师等等。过大理到现小资圣地丽江古城，已是黄昏，来不及吃饭，我和杨勇独自出城40余公里，到龙蟠乡鸿文村去看他的国家峡谷博物馆工地。

这块台地甚妙，滇藏公路旁，来往虎跳峡的必经之路。抬头向上，是玉龙、哈巴雪山；往下俯瞰，为长江第一湾石鼓古镇。博物馆估算投资1000余万，杨勇希望建成一个以展示虎跳峡、三江并流大峡谷为主体，集我国和世界其他著名峡谷在内的综合性峡谷博物馆，以数字化地理沙盘、峡谷地质剖面、岩石、动植物标本、灯光图片、多媒体影响、虚拟现实空间等现代化手段，全方位展示地球上几大峡谷的景观和风采，成为“三江并流”的一个缩影，世界文化遗产丽江的又一个旅游靓点。

虎跳峡无疑在杨勇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他说，这里的岩石来自地心，五彩缤纷，记录了地质时期地壳变化的划时代历程，所显露的地质痕迹充分证实了青藏高原的隆起、地球表面沧海桑田的历史；在这里，集结的山系群峰、高悬的冰川流水、深裂的峡谷、梯级的河床、翻滚的江流、活跃的地貌、丰富的物种构成了一座罕见的天然博物馆。

虎跳峡口的桥头镇，竖有当年“长漂”遇难者的纪念碑。碑已损坏，夹杂在一堆乱木中，滴酒不沾的杨勇默默买了一瓶啤酒，招呼我过去，祭奠英灵。——我能感受到这个丽江虎跳峡国家峡谷博物馆以及投资更大的梅里雪山生态乐园，在杨勇心中的地位和那种无形的压力，他前所未有的不断拜访结交艺术家、建筑学家。可以说，与以往的探险活动不同，眼前的实业建设带给了杨勇某种前所未有的焦虑。相对而言，野外更像杨勇的家，于风高云淡中他驾轻就熟，十年磨一剑的自信，一切皆握于心，遇到险阻克服就是，无非景观物候不同而已。眼前的实业操作起来，虽然道理上也是这样，杨勇同样充满自信和从容，但一切又是和野外那么的不同。问题还在于，农民自家盖个房子尚且百年大计，建筑物一起来“不能让人家说这东西就是杨勇弄的，什么鸟玩意？”……博物馆工地现场，推土机已经平整好了现场，来自浙江舟山的“老船长”等投资者正等着杨勇下令开始正式土建，而杨勇对设计图纸又不满意了。先停工，修改。

夜里返回丽江，没有稍息，带着图纸又拜访若干人等，杨勇回到房间耿耿难眠。方案种种，我们激烈争论。到凌晨这家伙不再言语时，我知道这厮心中又有他的老主意了。“满脸猪相，心中特瞭亮”——这是摄影家罗浩在“雅漂”后对这位中国特色的探险家的内部评价。大约就是说这家伙坚定而自信，谦虚而又顽固。

算起来，认识这家伙十多年了，我还是搞不清楚这老兄算是务实还是务虚。实实在在的，不管风吹雨打，这厮每年都在坚持他的野外考察，一直没有偏离他大学时代的地质专业，回到城市就埋头写他的考察报告。很多年了，他的境况实际上和自由职业者差不多，没有哪个单位给他考察经费，一切全在自愿。而他的考察成果，在常人看来有大多是大而无当的。仅就这几年而言，我见到过的就有《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国家公园构想》、《西藏易贡特大山体灾害的影响和对策》、《雅鲁藏布江生态与环境》、《南水北调与生态变迁分析》、《金沙江河谷生存与发展问题忧思》、《近十年来长江上游生态环境退化与对策》、《川滇藏三江流域综合开发》、《川滇藏区“中国香格里拉自然文化公园”旅游经济圈构想》等等。

聊到我们那次的采访主题“世界遗产保护”，这家伙后来传来文稿建议建立一个框架，以便实施有效行动：“能否试图借助与现行法律和条令的对接，或者就制定一部明确的法律，找到一个有益于自然与遗产与旅游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可持续的行动模式？同时，考虑到世界遗产是一项政府公约，应该充分认识到政府实施行动的力量，当然市场经济法则也是不可忽略的……”杨勇还开列了一个从国家行动计划到政府行动计划、公民行动计划、科研行动计划、国际交流与合作行动的宏伟构想。

和熟悉的朋友聊起杨勇，也总是觉得一言难尽无法简单评说，还是很难说清楚这家伙究竟是玩实的还是玩虚的。说他“实”吧，他搞出的报告提出的问题，往往省长都解决不了，操的是国务院总理的心。这在我等眼里属“大而无当”，现实主义者不会这么傻。说他“虚”吧，这家伙，就是这样长年奔波野外，事情实实在在摆在那里。

民间声音，独立观点。在我的印象里，二十多年来，有点唐吉柯德般的，杨勇就这样

一直固执地坚持着他在朋友圈里也难免视为“大而无当”的苦行僧考察，以自己的方式发出哪怕最微弱的声音，不管结果和付出有多么大的差距，不管哪怕是最好朋友关于处世生存的知心相劝。

记得初识杨勇是在1995年成都阴沉的冬季，他刚成功穿越了著名的“黑竹沟”，这在当时是一个大新闻。他似乎心不在焉的应付了关于这个话题的采访，话不多，几乎就是一问一答。因为当时我们采访的旗号是“徒步长江”，他执意请我们吃饭。在一个苍蝇馆子他抓过菜单点了几个菜，吃了一会，才想起来问道：喝不喝酒？我出于礼貌说，不喝。他说那就不喝，我是从不喝酒的。其实我是非常想喝酒的，但一点办法都没有。没有酒，谈到长江生态，这家伙的话却多了起来，滔滔不绝，俨然换了一个人，毫不吝惜的抛给我很多他的论文原件。

次年，他“长漂十年回访”回来再采访，种种艰险，这家伙懒得多说，却是强力推销他的观点：长江中下游发达地区应该对上游不发达地区建立经济补偿机制……后来熟起来，每次见面，他几乎都要谆谆教诲我不要做“焦点记者”、“八卦记者”，要做“环保记者”、“科学记者”，这到现在还几乎是惯例……究竟是什么年复一年支撑着杨勇这种在现实面前有点只问耕耘难以指望收获的举动？特别是在这个越来越商业化做什么都要计算成本的时代？

个性？自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面对高山峡谷的温情感性和良好专业素质下的理性交织，在一个极端理想化的人身上情不自禁的激情迸发？他们那一代人的某种共性的一个极端个案？时代造就的某种忧国忧民的难以摆脱的的使命感是那一代人的宿命？……在此，我不知道还应该再说什么，我只有对这执著的理想主义者表示敬意。某日，雅漂队友广州黎文代表小资杂志《城市画报》在成都曾对杨勇有过一次严肃采访，也许可以窥见杨勇内心一斑：

探险对于您来说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杨：探险对于我来说还不足以成为支撑生活的职业，每次探险活动其实在经济上都会亏得一塌糊涂。对于我来说探险只是工作手段，我所从事的职业需要这种手段。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种手段潜移默化地会成为我的生活方式，我几乎没有都市生活，我不喝酒，也不像成都人那样喜欢泡茶馆。

那你对成都人诸如泡茶馆、摆龙门阵这种悠闲的生活方式怎么看？

杨：这是成都独特的文化，在生活富足工作压力不太大的氛围下养成的生活习惯，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但就我个人来说不喜欢也不接受这种生活方式，在茶馆里都是吹牛，务虚的多，太浪费时间。在城市里我是很孤独的，感觉到没有激情，每天看到这么多的车、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信息也还是产生不来激情。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很浮躁，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很远，城市空气是很污浊的，城市管理水平也不高，你出去很容易就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与怨气，成都的悠闲是表面的，实际上很多人的生存危机意识是很强的。在城市里，我多半会困在斗室里苦思闷想怎样尽快把我探险考察搜集的东西迅速消化整理，我老是觉得事很多，时间不够。对我来说，这里只是一个短暂休息的地方，高原对我永远是诱惑。

让您感到紧迫的压力来自何方？

杨：大部分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一方面是生活的压力：这么多年在外奔波，没有关心长辈父母，家庭也没照顾好，儿子今年已经17岁了，我没有给他更多的父爱，也没有给家里更好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是事业上的压力：我跑了这么多地方，拿到了这么多生态环境资料，都是目前国家开发西部所需要的，这些成果怎样尽快整理并和现实结合，还要我做更大的努力。

您对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一直很焦虑吗？

杨：对，我想自己在青藏高原跑了这么多年，对高原的生态要素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深度。人类在开发自然中做了很多蠢事，现在高原生态环境存在人为恶化的现象，比如乱伐森林、乱开矿山、乱修公路、滥杀野生动物、超载放牧等等，这些完全可以避免。这种生态衰变过程也许自然演变需要100年时间，人为的恶化10年就可以达到，如果不警醒，西部大开发也有可能是大规模的破坏性开发。我认为西部大开发应该是“生态大开发”，我希望能把自己多年来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所进行的实践与调查结合到西部大开发中去。

这么多年来您一直保持着民间身份，其实您是很有可能进入体制内的，这样不会更容易实现您的理想吗？

杨：从我自己的实践来说，保持民间方式其实挺好，尤其是现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给我这样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我感到自己的角色也会受到尊重。当然国家正牌的科学家也有他们的优势，比如充足的资金与大兵团作战的方式，但同样也有弊病。就我而言，我不擅长跟人打交道，有时甚至觉得跟自然界的困难做斗争比跟人与人之间制造的困难做斗争更容易。我相信自己的眼光更独到更敏锐，更容易达到目标，消极因素会更少一些。其实国家也应该正视这种体制外的积极性，不应一味抹杀或压抑，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多元的，有国家的研究，也有民间的研究，大家都会有好处。

您经常不在家，你儿子会恨你吗？

杨：不，他很崇拜我。

您有没有崇拜或欣赏的探险家?

杨：我没有喜欢或崇拜过任何探险家,我从小就没有这种习惯，我只是相信自己，我行我素，跟国内的探险界人士也很少交往。我觉得目前国内探险活动的层次都不高，没有足够健康成长的土壤，做秀和功利成分太多，媒体报道也是炒作成分居多。探险应该是人类一项本能正常的活动，但现在被强加了更多另外的东西。

野外探险需要专业的知识与器材，您的探险装备如何？

杨：我最好的装备是我的双腿与双眼，其它也不外乎指南针地图之类。我没有登山鞋野外专用服装之类的，那是发烧友们用的。对我来说，去趟高原就像去另外一个城市一样平常，在城市里穿什么，到野外也是穿什么。

您这种生活方式会一直继续下去吗？

杨：我觉得自己的精力依然很旺盛，呆在城市里简直就是浪费生命，能跑就会继续跑下去，不单在中国跑。我的梦想就是能把全球每大洲的大河都跑遍，这样我的经验会更多，用在保护我们自己河流上的方法会更多。

（三）

我们那次云南之行的终点是得钦县城，杨勇操持的梅里雪山生态乐园就在这滇藏交界处的县城旁，规划有两处，占地四、五百亩，投资惊人，先要修13座白塔……好地方啊，抬眼就是圣山！杨勇对我感叹着忙得四脚朝天：地质勘探，施工谈判，政府沟通，杨总经理进入角色。夜深人静闲聊，这个现在应该是商人身份的人最关心的却还是政府高官才能管的事情：还原“大香格里拉”的川滇藏区域发展之路，打破省域界限，结束争论不休，避免恶性竞争，消除重复开发的弊端，实现区域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和良性互动。

——随手给我几份文件，题目还是都很大：《川西、滇西北、藏东南三江流域生态建设与旅游资源综合开发的建议》、《三江流域生态屏障工程建设的试验示范研究》、《关于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建成世界级国家公园暨解决墨脱地区交通运输设想的报告》等……谈起这个工程，杨勇有点宿命，给我讲了种种巧遇。本来，是要好好干几个课题，一直梦想的“全球江河行动”也有了眉目，鬼使神差，却很神奇地就来了梅里雪山。也许是上天的某种安排吧，他猛吸一口烟对我说道：现在该更忙了，要干好这个工程，还要忙课题……我说：忙点不好吗？他说：好啊。一会就不见动静，呼呼大睡。

我们在德钦只呆了两天，杨勇和两位著名科学家唐邦兴教授、柳素清教授飞返成都。又过了几天，我们离开云南时，这厮电话里说：飞回香格里拉的班机上，只有他一个乘客，成为非典时期的杨勇专机。

后来的事情似乎并不太顺利。之后我们一起漂流汉江时，深夜在阳平关火车站接到他，我发现他情绪有点低落。梅里雪山的13座白塔修好了，那个浩大的项目却停滞了。难以预料的现实，他无法抗拒。很多事情，也不是他能搞明白的……好在水上生活很快使他恢复活力，这家伙又翻出带来的一大堆资料，兴冲冲和我们探索汉江源，上了船，孩子般的灿烂笑容重现。行程中，照旧发扬他的爱好，给大家做饭当火头军。那次漂流，我等几个晚上到点就强令关灯睡觉，他老人家就带起头灯看他新买的《三国演义》连环画。

漂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取水点丹江口水库，水上生活结束，他几十本连环画也看完了。我们返回十堰，他开车，从武当山上高速，这家伙车子先顶了收费站的护栏，惊了收费小姐。幸好反应快，没有大碍，道歉几句放行。刚进市区，这家伙又闯了红灯。车技和在秦岭山道判若两人。朋友评论：杨勇开车，烂路王，城市盲！

汉江之后，这家伙仍是把高原当自家后花园般地跑来跑去，忙着操持他的峡谷博物馆，吹嘘他的中国香格里拉自然文化公园旅游经济圈构想。忙着见一个个老板，做一个个野外课题，还有什么贡嘎山、西昌什么山旅游策划研究等等，照旧忙得不亦乐乎。不过，每次我们聊得最多的却是另外两个话题：一个是我们都同样难忘的雅鲁藏布大峡谷，他一直在操持他的宏伟的国家公园构想；另一个就是南水北调西线。随着中线的开工，西线也提上议事日程，杨勇担心：西线工程调水主要来自于长江上游的江河源区，在这样的自然环境演变趋势下，有没有充足的水源保障，能否实现可持续调水，还需要深入研究论证；江河源干旱、沙化日益加重，导致水系锐减，局部河川断流，这是西线工程能否有效发挥的关键所在。在源区出现全面断流这一周期内，能否将设计的调水量输入黄河，而黄河源区也面临同样的环境演变趋势甚至更加明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源区调水是有很大风险的。

今年，他的一个宏大计划就是就此再走一遍长江三源、雅砻江源区、大渡河源区及上游主要支流、雅鲁藏布江等相关区域及工程施工区及水库枢纽区、淹没区、受水区等等，科学考察与社会调查相结合。这又是一个宏大的计划，仅长江三源预计工作范围就约10万平方公里，工作各线长度约5000公里，其中漂流1000公里，徒步500公里，汽车3500公里，野外至少半年……虽然，杨勇清醒而客观的认为：调水枢纽区的地质问题，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意义是我国科学考察研究中的空白地区，也是十分关键的问题，我们这一代都不可能完成这一重大课题。因此这一工程的论证时间至少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也就是说，这还是一个不可能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的事情，但他以他一贯固执的作风认为：做这样的事情，很值得。

作这样的事情，没钱自然不行。杨勇的计划制定的很详细，但资金他左右不了。好在杨勇这样的狂热分子，其实也并不孤独，预定的参与者宜昌徐晓光感动他“对于生活的态度，对科学的理性思辩，常年行走在江河，对长江生态有着执著的关注，以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一个环境地质学者的良知。”有点着急，已经在谋划变卖收藏的字画。我也想跟着去看看，但没什么东西好卖，只好表示多备干粮，随叫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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