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海河湟地区有支藏族不会说藏语，说汉语，被称为“家西番”，是汉族与藏族的结合。有人说，“家”是“有固定住房的意思”，“西番”是汉族对藏族的叫法 ，所以，“家西番”就是有住房和耕地的藏族。但是，这也是有争议的，还有一种说法，“家”为藏语汉族 （吾）的音译 ，是藏族对汉族的称呼，所以，“家西番”就是“像汉族一样的藏族”。

这种争议更多停留在学术专业含义的层面，就普通人来说，“家西番”就是汉族与藏族在河湟地区文化交融的结果，即“家西番”是藏族人，但在历史的融合里，他们学会了同汉族人一样种地，有了自己的房产和耕地，过上了农耕的生活，丢弃了自己的语言，在游牧的藏族人的眼里已经和汉族人没什么区别了。

“家西番”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从成都平原向西向北方向有一片由平原向山脉的过渡带, 这个过渡带被叫做叫嘉绒，最早生活着讲嘉绒语、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嘉绒人，后来由于受到藏族文化的影响，被称为嘉绒藏族，二者都是民族融合的结果。今天，我们主要通过年俗来说汉族文化在河湟地区的交融。

青海湟中，河湟谷地

什么是河湟地区

河湟地区是青海东部地区和甘肃西部与青海接壤地带，泛指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河、大通河之间的广阔地域，史称“三河间”。今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除了汉族与藏族，还有回族、土族、撒拉、东乡、保安等民族，但这些民族基本都是后来者。在更早的历史时期，这一带生活的应该是汉族藏共同的先民，如果人们还能给他们一个更好的定义的话，那一定是先羌人。

河湟地区因为适宜耕种，特产丰富，又处于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的上游地段，注定了多种文化会在这里交集融合，也就是说，注定了它会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道理很简单，游牧文化的主宰者不可能在适宜农耕的区域永远游牧下去，而农耕文化的主宰者也不可能主动放弃适宜农耕的区域，碰撞与交融在这里成为一种必然之后的必须。

喇家遗址

气候与土壤决定人类文化的形成，宜农宜牧的生存环境使河湟地区形成了灿烂的河湟文化，1974年春天，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名闻遐迩的乐都柳湾原始社会氏族公共墓地，经过连续六年发掘，先后发掘出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从新时期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珍贵文物35000余件，其中各种形制的彩陶器皿达15000件之多，让这里变成一个绚丽多彩的彩陶王国的同时，也让河湟地区站上了文化的高度，使其他地区所无可伦比。

还值得一提的是有着“东方庞贝”之称的喇家遗址和瞿昙寺等历史文化遗址，尤其是喇家遗址虽是地震和黄河洪水毁灭的史前灾难性遗址，但其历史比意大利庞贝古城上溯2000多年。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陶、石、骨等珍贵文物，以及反映社会等级和礼仪制度的“黄河磬王”、玉璧、玉环、大玉刀、玉斧、玉锛等玉器，还发现了成排的半地穴房址，涂沫地面和四壁用白灰，圆形灶坑，以及距今约4000年左右、全世界迄今最早的面条遗存。

喇家遗址

这不仅说明，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有着以种植业（粟）为主要经济来源，还有发达的制陶、制石、制骨等手工业，而玉料的来源，除附近的玉矿外，还有来自遥远的祁连玉、昆仑玉、和田羊脂玉等，有力地说明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早在4000年前就已经很发达了。

专家们利用现代科学的检测发现，喇家个体的单倍型类群均为亚洲特异的类型。单倍型类群的分析显示喇家古代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及藏缅语系人群均有较近的亲缘关系。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在这种亲缘关系中，人们不难分辨河湟先民们的身份特征。因此，今甘青地区的河湟文化，今宁夏、内蒙古地区的河套文化，今陕西、河南等地区的中原文化和今山东地区的齐鲁文化，一起构筑起了黄河流域古文明，被称为黄河流域古文明中的源头文化标志。而“喇家古代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及藏缅语系人群均有较近的亲缘关系”的说法，也让汉藏民族的先民们早在4000多年前，就占据了黄河文明的源头风景，成为黄河文明的一个文化单元。

喇家遗址出土的玉

为什么是家西番

河湟地区出土的彩陶

在说这个问题时，我们先来回答一个问题：汉族人是什么时候进入河湟地区的？我们的答案很简单：汉代。我们要说的是，汉民族虽然是在汉代才进入河湟地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河湟地区在汉代之前就和汉族人没什么关系。

在前面的文字已说得很清楚，在汉代、在有汉民族这一称谓之前，汉民族的先民们同样生活在河湟地区，只不过当时就地理概念而言，河湟地区的汉族先民没能完全被纳入汉民族的地理范围。所以说，“汉族人是什么时候进入河湟地区的”是个非常糟糕的命题——不可否认的是，在没有汉族这一称谓之前，河湟地区生存着的是夏民族——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民族交融的多元体。

汉代，拥有了汉民族这一称谓的人们，开始从内地大量迁居河湟地区，既继承了先前这一区域的华夏文明，也为这一区域的华夏文明增添了更加新鲜的气象，使汉文化在这一地区得到大发展，至汉末出现了一批“河右汉人大族”，如赵姓、郭姓、麴姓、田姓等，甚至在魏晋影响到了当时的地方地方政坛。

河湟地区出土的彩陶

隋、唐、宋、元、明、清时期，无一例外地使这种自内地迁居现象保持了常态化，尤其是民代统一青海后，推行军屯和民屯方略，使一批军中的将士留居青海，并在当地为官，成为这一带汉族人移民的共同记忆，至今还口口相传着祖上由内地迁入的说法。

“家西番”正是在明朝初步形成的，因为，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势力东撤，致使河湟地区的汉族人被吐蕃人同化，而经过宋朝的铺垫，明代的移民政策才使得汉人在这一区域深深地扎下了根，形成稳定的局面。如此反复，也便有了汉藏文化在河湟的真正的碰撞与交融，也便有了“家西番”这一名称和群体。

瞿昙寺

“藏”为汉语称谓，藏族人自称“番”，藏语音为“博巴”，历史上藏族他称亦很多，如：唐宋时称“吐蕃”，元代称“吐蕃”、“西蕃”，明清时期称“西蕃”、“图伯特”、“唐古特”、“藏蕃”、“藏人”等等。“吐”是大的意思，“蕃”的说法来自于农业，藏族并非纯粹的游牧民族，他们把高原从事畜牧业的区域叫做“牧区”，把低地经营林业的区域叫做“农区”，把介于二者之间、从事农业生产的区域叫做“蕃”。又因为，历史上的吐蕃王朝前身悉补野王世系兴起于雅砻河谷地区，当时为高原农业的中心，故称为“蕃域”或“蕃族”。

不难看出，在对藏族人的他称中有“西”时为元明时期，将吐蕃纳入西域的范围，称西域中的吐蕃为西蕃，这是在地名上第一次在称呼藏族的“蕃”字的前面加上表示方位的“西”字。明朝延续了这一他称，“家西番”中的“家”即是汉族，“西”是方位，“番”就是藏族。

家西番过小年

乐都

需要说明的是，不仅是“家西番”过小年，而且藏族人也过小年，不管是“家西番”还是藏族人都过年，不仅过小年，还过大年。这除了前文说到的农业因素，还有历法。

在藏民族的传说里，就有着年的节庆与习俗，每当庄稼成熟收获时，他就会载歌载舞，欢庆丰收，年复一年，就把麦子成熟的时候，作为一年的开始。大约在公元9世纪，藏族先民们结合内地的夏历、印度的时轮历和藏地本有的天文历法，创造出了自己的历法——藏历。但藏历年的推算法与农历春节有差异，如：2010年的藏历新年是2月14日，和农历春节是一天，2009年藏历新年是2月25日，春节是1月26日，所以时间上较春节晚1个月。2008年、2015年藏历新年和春节是同一天。这种历法基本与汉历相同，也同汉历一样把元月定为孟春，把元月一日定为新年之始。相差一月是因为润月的不同。

藏历新年

二十四日晚，藏族人也祭灶神、过小年，但这要比汉族人的二十三日晚一天，相伴的是这样一个传说：藏民和汉民本来是兄弟，但汉富藏穷。过小年了，善于做生意的汉民哥哥有酒有肉地祭灶过小年，喜气洋洋。但是只知道读书的藏民弟弟穷得什么都没有，只好等到第二天上街卖掉几张字画，换点东西才回家补着祭灶，过了小年。从此，汉民祭灶的时间是腊月二十三晚上，藏民祭灶的时间是腊月二十四晚上。“家西番”的这个风俗至今未变。

过大年，腊月二十九日，牧业区藏族家家清扫帐篷的烟灰、尘土。除夕下午，农业区的藏族群众习惯在自家庄廓院墙上每隔一定的距离放一块拳头大小的冰块，也在自家地里、树园等地方放冰块，以示吉祥，但家中有人去世的不放。二十九日零时，村庄里的人家开门纳客，孩子们换上了崭新的藏服，三五成群地穿梭在村庄里，直到天明，一夜下来，人人手里都攥着一大把压岁钱。三十晚，全家老少欢聚一堂，吃“除夕饭”，吃得越饱越好，以示来年生活更幸福。另外，在过年期间的“驱鬼仪式”、 拜年活动都和西北汉族人差不多，不过是多出了些宗教的成分与礼仪。在这里，我们选几句藏族的过年的问候语或者拜年词：

“扎西德勒彭松措！”（愿吉祥如意美满！）

“阿妈巴珠工康桑！”（愿女主人健康长寿！）

“顶多德瓦吐巴秀！”（愿岁岁平安吉利！）

“朗央总久拥巴秀！”（愿年年这样欢聚！）

“家西番”是青海宗咯地区（湟水流域）一个较大的藏族部落，自宋代开始，从事半农半牧的定居生活。藏语“宗喀”，即青海东部农业地区，有大宗喀（湟水流域和黄河河谷地带的合称）和小宗喀（只指湟水流域）之称；该地区的藏族被称为宗喀藏族，包括家西番、卓仓藏族、华热藏族等。“家西番”主要分布在小宗喀地区的湟中、平安、湟源，只使用青海汉族方言，而卓仓、华热等使用藏汉双语。

“家西番”崇拜灶神的力量。每年农历腊月二十四，“家西番”都会家家户户会按照“女不祭灶，男不拜月”的性别规范，进行祭灶神活动。先煨桑，熏过整个厨房，再将提前做好的小灶饼、白色哈达以及油馍馍供上并祭拜。祈祷的大意为：“灶家娘娘见到玉皇大帝，要多说好话、少说坏话，保佑全家人多挣钱少生病，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和和美美，幸幸福福”。

与汉族不同的是，“家西番”用三根草棍子代替了三炷香，这与前面说到的那个传说有关。即：不会做生意的藏族弟弟穷买不起三炷香，也只好让“灶家娘娘”在人间多待一天，并希望“灶家娘娘”能向上天转达这个意思：人间穷富要均衡，不能让穷的一直穷下去，富的总是在富着。

也不难看出，“家西番”这种祭灶的习俗与西北汉族人已接近相同，是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在一个相同区域中的多元共存、和谐共荣。面对河湟文化作为中华黄河文明的一部分，我们最终想要说的是——大河奔涌，流淌的不仅仅是黄河的文化、文明，还有中华民族的血缘亲情。（文｜路生）

参考资料：

赵宗福《族群历史记忆与多元文化互动——河湟汉人“南京珠玑巷移民”》；

王双成《“家西番”之称谓探源》；

李占录《家西番：遗失了藏语的亚文化共同体》；

梁莉莉《河湟藏族人家民俗生活的动态图景——走近“家西番”的春节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