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大黄？ ——全球流动、历史演进与概念变迁

何为大黄？

—— 全球流动、历史演进与概念变迁

林日杖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摘要：世界史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历史演化的。大黄是世界全球化前率先全球化的重要商品。同时，大黄也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内涵及形象。最终，才形成了当下相对稳定的概念。在这一过程中，大黄呈现出多样形象。何为大黄，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当下物质文化史研究、全球史研究、医疗史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并且逐渐融合起来，形成了以特定物质为切入口的各种研究。必须充分意识到对特定物质、特定商品本身进行深入探讨的必要；从特定物质角度探讨1500年前后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以来的历史进程时，要充分考虑物质本身的多样性及流变性。

关键词：世界史；全球史；大黄；药材；概念

大黄，现在一般对应蓼科大黄属植物，主产于我国，西部周边国家亦有出产。大黄具有多种多样的用途，长期以来大黄被视为重要的药材，主要以根茎入药。商品的流动，推动了全球化的展开与深化。大黄是世界全球化前率先全球化的重要商品。在我国，主要产于青藏高原及甘肃等西部地区。大黄史与边疆史、民族史密切相关；借此，边疆民族史与全球史互相交融。融入不同医学体系的大黄，在边疆民族史与全球史互动的整体背景中，对不同医疗体系有着重要影响。“大黄”的形象、理解随之日益多元化。 加之，近代植物学还有一个形成发展的时期，对大黄的准确认识经历曲折漫长的历程。何为大黄？显然并非那么不言自明。无论是研究大黄与明清中外关系，还是讨论贸易对药物、医疗的影响，对于世界大变局中的药材本身进行专门考察都是必要的。对“大黄”的阐释，可以从特定层面 推动对药物史、全球史及概念史的理解。

一、大黄是药材吗？

（一）大黄是中药吗？

据考古发现，中华先民很早就使用大黄。成书于汉代的我国第一部医书《神农本草经》则有对大黄的明确记载：“ 大黄，味苦寒，主下瘀血、血闭、寒热，破症瘕积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臧。” 唐代医圣孙思邈的《千金方》、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对大黄药用价值做了详细记载。乾隆七年（1742年） 敕修《医宗金鉴》撰成，其中含有大量有关大黄的药方。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医形成了不同的医派；各医派对大黄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医籍里的“大黄”渐成系统。主要有三类：一是大黄各种异名的产生和流传；二是正品伪品大黄的区分；三是由于中药泡制方法而造成药性各异的各种大黄。 中医对大黄的理解，奠定了大黄在世界的基本认识。尽管大黄属植物有约60种，但中西方广泛认同的大黄，其实主要是中医正品大黄，仅3种；而大黄正品与否，重要的是该大黄是否具有中医强调的泻下功能。中医对大黄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来华西人的大黄观念，并通过他们对西方社会进一步产生影响。

可见，大黄是中药，不仅仅是常识，而且是历史久远的常识。然而，作为药材，大黄就只是中药吗？大黄可以不是中药吗？

（二）大黄是藏药吗？

藏医药对大黄的独特分类及认识，可以从1840年撰成出版的藏医学名著《晶珠本草》中体现出来。《晶珠本草》第二编“诸药性能各论”对各种藏药进行了介绍。其中第40种为大黄，第41种为亚大黄，第42种为曲玛孜。藏药中，“大黄”品名有：君扎、斑玛扎仁、西卜相、冬木纳合卡曲、赛尔保奥丹、札卜相、萨奥加保赛尔多合等。其中“茎粗长，有节者，为大黄，也称黑大黄；无茎，叶柄小者，为小大黄，称为白大黄，又叫山大黄；生长在山沟，茎多，状如蓼茎，叶象橐吾叶，无叶柄，叶子同前而粘衣者，为中大黄，称为曲笨巴、曲居木、肖邦巴、肖赤那保、若交尔等。”亚大黄品名有曲扎、曲穷巴、拉曲、赛尔东、巴青巴、拉高、曲巴、夏拉合建、加保贝尔赛尔建。其根名曲扎，茎名曲，叶名曲洛，干名曲冈。亚大黄根像大黄根而有皱纹。“本品也作为中大黄或称为红大黄。”曲玛孜又名札卜琼、孜达合毛、居普、卡卓拉普、居如木如等。在“大黄”“亚大黄”与“曲玛孜”三种藏药中，“大黄”“亚大黄”可以纳入现代植物学蓼科“大黄属”的范围（“亚大黄”就包括了藏北大黄、穗花大黄、歧穗大黄）；而曲玛孜则包括了小大黄及西伯利亚蓼等，则既包括大黄属内的小大黄，也包括大黄属之外的西伯利亚蓼。 可以说，藏医学对大黄的理解，具有明显的特性，既不同于现代植物学也不同中医。

可见，大黄确实是重要的藏药。藏药是在广泛吸收、融合了中医药学、印度医药学和大食医药学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实践所形成的独特的医药体系，迄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是我国较为完整、较有影响的民族药之一。那么，大黄首先是中药，还是藏药？大黄进入藏药体系，是受中药影响吗？还是相反（考虑到大黄主产于青藏高原）？

（三）大黄是阿拉伯药材吗？

大黄是阿拉伯药材吗？看看阿维森纳（Avicnna或Ibn Sīnā,980-1037，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北宋景祐四年）等阿拉伯医家对大黄的认识。阿维森纳“不仅是持续发展了十一个多世纪的希腊医学的巅峰，也是将希腊的医学实践发展了至少两个世纪之久的阿拉伯医学的巅峰”。所著的医学百科全书《医典》，“取代了最早的医学全书并且在至少六个世纪里一直是医学上的‘圣经’。它不仅在中世纪，而且在文艺复兴时期，都是医学的圣经，并且它还使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存活了至少一个半世纪之久”。在文艺复兴时期，阿维森纳的著作出现了许多文种的版本，充分体现了阿维森纳著作对明清时期欧洲医学的重大影响。 据研究，“《医典》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在问世约一个世纪后，便由意大利的翻译家杰拉勒德译成拉丁文，在西方深受欢迎。15世纪的最后30年内发行了16次，到16世纪又发行了20多次，甚至17世纪后半叶 极（？）有人刊印和阅读。” 阿维森纳强调：“用大黄之油汁涂搽，治疗筋腱断裂、神经疼痛和抽筋。” 阿维森纳出生地布哈拉，自唐朝以来就是丝路之路的重要商业城镇。那时布哈拉相邻于中国，有利于阿维森纳获取中国有关大黄的认识及促进阿拉伯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融。阿拉伯人对中国大黄非常推崇：“强肝健胃以及促进其它内脏功能最有力的大黄，治疗急性腹泻、痢疾和慢性发烧最有效的大黄乃中国大黄，而事实上，最有镇静作用、渗透性最强的也是中国大黄。” 法国汉学家费瑯1913-1914年出版的《阿拉伯波斯突厥东方文献辑注》一书还有更多的相关记载。

进入了阿拉伯医学《医典》及其它医籍数百年的大黄，还必须且只能视作中国药材，只能视作中药吗？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药材，数百年后还得被看作西药吗？扩而言之，宋儒将佛教视为外来宗教，现在还需要将佛教视为外来宗教吗？现在还有国人将佛教视为外来宗教吗？基督教中国化进程还在进行中，仍被不少国人视为外来宗教，但这一思维已有反弹。圣诞节当前被视为洋节而被抵制，那么以耶稣诞生年作为纪年开始的公元纪年以及此历法新年第一天为元旦，是否也需要被抵制？综合考虑，破除思维惯性，动态地看待有关问题是重要的。

（四）大黄是西药吗？

明清时期，古罗马医生迪奥斯科里德斯的著作在西方社会流传甚广。迪奥斯科里德斯认为：“大黄产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地区，并从这里运往它地。这是一种根茎，黑色，与大矢车菊根相似，只是大黄较小，里边呈血红色。大黄无味，质软且轻。最优质的大黄不会生虫，稍带粘性，略有收敛性，放入口中咀嚼，即成黄色和藏红花色。内服，可治疗胃肠道胀气、胃弱、一切疼痛、腱衰、脾肝肾病、腹痛、膀胱和胸部疼痛、神经抽痛、子宫疾病、坐骨神经痛、咳血、哮喘、打嗝、肠溃疡、腹泻、周期性发烧、蛇咬伤等。用伞菌同样的剂量和赋形剂同时下药。此药和醋一起涂擦在瘀斑和脓疮外，瘀斑和脓疮便会消失。把大黄和水一起制成糊剂敷在慢性炎症处，炎症就会治愈。大黄有收敛性，而且略有热性。”

迪奥斯科里奥斯的影响及其著作的流传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有关大黄的记述对西医的影响。迪奥斯科里德斯的作品不仅很快被译为阿拉伯文，并出现了东方和西方两种阿拉伯文版本系统。拉丁文著作也有两个版本系统，其一可以追溯到六世纪早期。正因为不同语言的诸多版本的问世，从而使得“任何能够阅读希腊文、阿拉伯文或拉丁文的医生都可以使用迪奥斯科里德斯著作”。而且，迪奥斯科里奥斯的著作普及到了学术圈之外，并在 16世纪的西欧产生了不少于四种的方言版本，包括意大利文（1542-1547,明嘉靖二十一年—明嘉靖二十六年）、德文（1546，明嘉靖二十五年）、西班牙文（1555，明嘉靖三十四年）、法文（1559-1579，明嘉靖三十八年—明万历七年）。此外， 16世纪以来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评论迪奥斯科里德斯的著作。凡此种种，体现了迪奥斯科里德斯对阿拉伯医学及西方医学的影响。迪奥斯科里德斯著作中有关大黄的陈述，亦由此在阿拉伯世界及欧洲得到广泛传播，促进了西人对大黄的进一步认识。

传统西医还深受阿拉伯医学的影响。体液疗法对泄下作用的强调，强化了大黄在传统西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明清以来，传统西医逐渐向近代西医转化。晚清时期，大黄在西医中仍有重要作用。这可以从晚清来华西人著述收录的有关药方反映出来。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清嘉庆二十年—清同治十二年)所著 1858年（咸丰七年）出版的《医学英华字释》、《西医论略》等书即收有不少有关大黄的药方。如，《医学英华字释》“药品名目”（ Names of Medicine）就收有“大黄膏”、“大黄冲水”、“哑罗大黄丸”、“黄连大黄丸”、“大黄丸”，“大黄干姜丸”、“大黄青礬丸”、“大黄姜末散”、“大黄”、“大黄酒”等药。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 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清道光四年—清光绪六年)在《英华萃林韵府》介绍有： Rhubarb，大黄ta’huang; Rhubarb mixture,大黄水ta’huang shui; Whiterhubarb, 牛皮消 niu’ pi Hsiao。值得注意的是，“牛皮消”，译成英文则为“白大黄”。

高似兰（P ．B ．Cousland ，1860/清咸丰十年-1930)编撰有 《高氏医学辞汇》（Cousland’s English-Chinese Medical Lexicon)。 该书《高氏医学辞汇》是我国近代最重要的医学工具书，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标准中英医学辞典。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到1949年间，《高氏医学辞汇》共出版10版。在笔者查看的1949年第10版，有关大黄的药方有：水制大黄酊，复方大黄酊，酒制大黄酊（大黄酒），大黄浸膏，复方大黄浸膏。与合信的著作相比，种类有所增加，译名有所变化。

正是大黄进入了传统西医的范围，在传统西医走向近代西医的过程中，大黄仍是西医重视的药材。由此，大黄在中西医学中均有位置。正由于此，民国时期官修《中华药典》所收中药甚少但大黄位列其中。

传统西医转换到近代西医，那么传统西医的药材，还是西药吗？如果不那么武断地看，考虑历史的连续性，那么大黄看作西药，似乎便不是什么问题了。

那么，综合论之，大黄到底是什么？大黄从产地及当地的医疗体系来看，首先应是藏药；在中医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所以又是中药；在阿拉伯医学体系中，又是很重要的药材；融入传统西医，成为传统西医的重要药材。阿魏是中药吗？肯定是中药，尽管其具有外来药材的背景。可以说，大黄既是中药，也是藏药，同时还是阿拉伯医药、西药。医学背后涉及的是哲学体系与逻辑思维，体现各自文明的特色；相对而言，药材是比较容易跨越不同文明的。不需要改变既有的文明体系及逻辑思维方式，也可以纳入不同的药材。不吸收美洲医学体系本身，不妨碍清康熙帝采用来自美洲的金鸡纳。当然，一个医疗体系下的药材，融入另一个医疗体系，而失去外来者的身份，则是需要时间积累的。

二、大黄是怎么样的药材？

国外特别是西方社会想着多方面了解大黄。西方对大黄的认识史，便由此深化展开。哪种大黄是“真大黄”、好大黄？原植物的形态是怎样的？相关问题，一直到中国近代才认识得比较清楚。

无论是中西方，对大黄药效都有个认识过程，甚至有所反复。中国方面主要对何处所产大黄最佳，意见有不一，但最终达致基本共识，形成中医正品大黄（3种）。西方对哪“一种”为真大黄，亦有过探索。由于清代前期掌控东西方大黄贸易的俄罗斯奠定了西方人对好大黄的基本认识，一是俄罗斯出口到欧洲的大黄是好大黄；二是俄罗斯出口到欧洲的马蹄形大黄是好大黄。由于大黄特别是药效好的大黄主要产于中国，明清时期西人长期无法在中国进行深入考察，因此西方社会要更准确认识大黄、认识好大黄，则要到晚清时期。由此，中西方有关大黄的认识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汇通。

明清时期，中西方都出现了由医学角度而关注大黄原植物的现象。

《本草纲目》是明代名医李时珍所著的医学巨著。该书“大黄”条对大黄的植物形态作了介绍。通过来华西人对该书的介绍，以及《本草纲目》不同版本的西传，扩大了大黄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从而使得《本草纲目》有关大黄及其形态的记载，从中国史意义走向世界史意义，成为了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内容。

有资料显示，明末来华传教士卫匡国能够辨别大黄的形态。“卫匡国，准确的观察者和《中国地图》的作者，将另一批货物鉴定为真正的大黄。这位神父于 1654年[引者按：明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 6月从阿姆斯特丹到安特卫普。路过巴伐利亚的隆德（Lund），他在那里参观了杰出的植物园和拜访贵族朱斯特·诺贝莱尔（ Juste Nobelair）镇长，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他看见了Hippolapathum的古老品种，满树圆圆的叶子，树长得很高很美丽，是真正的大黄。未经主人讲，卫匡国就报出了树名。基歇尔神父也认同这种说法。因而我们把这一植物的图画收入本书，这是不久前才绘制的。” 其实，《中国图说》附图来看，卫匡国确能鉴别出真正的大黄。

差不多与卫匡国同时，南明朝来华传教士卜弥格据中医文献将大黄的植物形态介绍到西方。他在1652年（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前所著《中国事务概述》一书即有关于大黄形态的介绍：“ 大黄这种植物的叶子很大，有两只手那么长，它的底部有皱纹，面上光滑，叶子的两边有绒毛。它的茎杆从地表上伸出，有一只手那么长，呈绿色，贴近它的叶子也呈绿色。当它有绿色的叶子的时候，它就是绿的。大黄成熟后，当它的叶子还是绿色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连根一起挖出来。一般认为，如果它的液汁呈黄色，叶子呈血红色，那就成熟了。如果它很细嫩，那就是最好的大黄。” 卜弥格稍后完成（约完成于1653年/明 永历七年/清 顺治十年至1655年/ 明永历九年/ 清顺治十二年间）《中国植物志》一书，是西方研究中国动植物的第一部科学著作，曾于1656年（明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在维也纳出版。其中对大黄的植物形态方面的记载。“大黄虽然生长在整个中国，但最常见于四川、陕西省和靠近长城的肃州”。“这种植物的叶子很大，它比两个手掌还长。它的背面发皱，表面光滑，边上有一层绒毛。它成熟后，就会萎谢，变得枯黄，最后便掉在地上。大黄的茎杆长到一个手掌那么高后，它的中部便长出一根柔嫩的枝桠，枝桠上开满了花（像大的紫罗兰花），从这种花中能够挤出一种像蓝色的牛奶样的液汁。大黄有一种刺鼻的气味，不好闻，它的根部或尾部都埋在地里，有一两个，有时候有三个手掌那么长，呈灰色，不太好看。它所有的根丝都很细，向四面伸展。如果把这种根切成一块块的，里面就露出了黄色的瓤，瓤中带有红色的纹路，还会流出一种黄色的、或者略带红色富于黏性的液汁。如果将这些块状瓤加以干燥处理，经验告诉我们，其中的液汁马上就会挥发掉。”

雍正年间，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明永历十七年/ 清康熙二年—清乾隆六年 ）根据从产地采购大黄回来的中国药商的叙述，获得了大黄植物形态方面的知识：“大黄生长于中国许多地方，其中最好的出自四川，产于陕西、西藏的远在其下。其他地方也有，但均不被看好，大家也不用它。大黄茎干颇似小竹子，中空、易断，高 3-4法尺，深紫色。3月时分，茎干上会长出长而厚的叶子，它们四四相对地长在同一个叶柄上，形成一个花萼。花为白色，有时也有紫色的。到了5月，它会结一颗黍粒般大小的种子——人们于 8月间采摘。大黄的根部又粗又长，分量最重、内部大理石花纹最多的根为乃为上品，最受人器重。”这里反映的应是中国正品大黄特别是四川绵纹大黄的植物形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卫匡国、卜弥格、巴多明对大黄进行鉴定的时代，近代植物学尚未发展起来，还未形成有现代植物学规范的判断方法。而到晚清时期，有了很大的变化。西方人得以深入大黄产区考察，逐步获得了有关大黄原植物的更多信息，对于大黄的好坏，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植物形态与药效的认识，走向综合。

晚清来华循道会士师惟善( Frederick Porter Smith, 1833-1888，清道光十三年— 清光绪十四年)，既是医师又是植物学者。他对大黄的植物形态作了相当谨慎的描述，没有以清前期传教士那种以少量文字概括大黄植物形态的企图了。因为他知道：“湖北荆州（ King-chau fu ），陕西北部的绥德州，甘肃的陇西（Lung-si）县，四川的茂州（Mau chau）及成都（Chingtu）府，都出产大黄，品种不一，有的品种与喜马拉雅大黄品种相同。”由于不同的大黄植物学性状并不相同。故而，其在介绍这些大黄后，仅谈及“大黄在三四月开花，在五月结籽”。而后，从近代植物学角度区分了《本草纲目》所提及的另一种大黄的种属关系及其形态。“在《本草》中还提到一种被称作大黄的植物，这种大黄生长在江南，这种大黄开花时间早得多，所产大黄根质量也较差，这种大黄即土大黄。土大黄与山大黄，实际上是酸模的根茎。”关于大黄的质量，他谈到：“唐古特或吐蕃（ turfan）和西藏所产大黄质量较好。川大黄总体来说是最好的大黄，尽管是极好的大黄来自于陕西。食用大黄（Rheum Rhaponticum）有时运到汉口。” 有关看法其实融入了中国对大黄品质的认识。

三、大黄还是药材吗？

大黄并非不言自明的药材，各种大黄的地位在不同医学体系中有差异，在同一医学体系中也有差异，在不同时期有差异（土大黄在中西方的差异）。明清时期大黄内涵有变化。明清时期中药基本药材内涵发生着变化。不仅仅如此，各种大黄并非都是药材；大黄原本并非只充作药材。

（一）作为食物的大黄

大黄用作食物，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至少起于唐朝。我国第一部官修本草《新修本草》（《唐本草》）认为，大黄“ 醒酒，堪生啖，亦以解热”；但“ 多食不利人” 。食用大黄的习俗，没有在中原地区流传下来，但显然在边疆民族地区保存下来了。

约于1247 年（南宋淳祐七年）成书、南宋进士叶隆礼奉敕修撰的《契丹国志》记载了契丹在端午节用大黄汤的情况。这反映了契丹的情况；同时，由于该书为宋人所作，因此可见宋人清楚了解到契丹使用大黄汤，尽管契丹人所建立政权辽早在1125年（北宋宣和七年/辽保大五年/金天会三年）即已灭亡。

明清时期食用大黄的习惯传到了欧洲。西方世界对大黄进行了改造，培育出诸多适合食用的品种，促进了食用大黄习俗在欧美的普及。而从全球的角度看，大黄作为食物广泛使用的时间才约两百年。用作食物的大黄，主要是指大黄的地上部分，主要指大黄叶（特别是大黄柄），但不限于此。据晚清来华西人的认识：“ 中国人与欧洲不同，并不食用大黄柄。” 在当代有关著作及网页信息上，亦可以发现内蒙、宁夏一带还保留着食用大黄柄的情况。

（二）作为染料的大黄

1850年代前，世界有机染料尚未投入生产。植物染料是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染料。大黄是为重要的染料。在大黄制夷盛行之时，大黄不仅仅是重要的药材，也是重要的染料。

清初俄人将大黄看作织物的染料，稍后才重点关注药用的大黄。“起初，大黄的买卖是自由的。当时，大黄主要用于出口国外，但不是用来作药材。因此，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期的克克雷扎奇将其列入《颜料植物》之列，而不是《药用植物》。 17世纪左右，大黄根的疗效应该是被人获悉，出口量大增。” 可见，俄国人开始是从染料的角度关注大黄，而后才关注药用的大黄。中亚一带，蒙古人所用大黄染料功能较好，但不是中医正品大黄，即供药用的大黄。晚清时期俄国探险家波塔宁（G. N. Potanin）曾来华考察。早在其来华前，就关注大黄。1868年（同治七年），波塔宁《论18世纪准噶尔与布哈拉的商队贸易》一文发表（《莫斯科大学皇家中世纪史学会报告》第2卷）。文中谈到：1653年（清顺治十年），仅一个中亚商人销往俄国的大黄就达671公斤。“中亚商人不仅经营本地产品，还利用地处东西商道的有利条件，经营着与中国、印度、波斯的过境贸易。中国的大黄被认为是万能商品，作为染料也很有价值，在俄国深受欢迎。从 17世纪上半叶起，布哈拉商人垄断波斯和俄国的大黄贸易。”

随着俄法等国纺织业的发展，用作染料的大黄的需求量也在增加。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6月在福建的利国安神父致法国德泽亚男爵的信中提到：“还有一些药用草本植物和根菜，若不是我们与中国人的贸易使它们被了解，它们在欧洲就可能不为人知。其中最主要和最驰名的是大黄。它在这里的售价很低，而且中国人好像只把它用作黄色染料。他们向我们出售大黄前几乎已从中提取了全部染料成分，对此我无法原谅。确实，如果我们得到上好的大黄，它可以派许多用场。” 由此可见，大黄在清代前期是欧洲人眼中的重要染料。

俄人将大黄视作染料。这可能与蒙古僧俗常用大黄染色有关。俄国原本只是蒙古金帐汗国统治下的一个封建小邦。清初彼得一时期发展为俄罗斯帝国。在东进过程中，有不少蒙古部落居住地区纳入了俄国的版图，而且与俄罗斯境外的蒙古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国人有关记载亦提到大黄用于染色的情况，但有关记载年代较迟。乾隆五十三年松筠专办恰克图事，他提出以查禁大黄的方式对付俄国，认为“彼国不可一日无大黄”。“盖俄罗斯新都在彼得堡，滨海多鱼。旧都在莫斯科漥，五谷较少，惟鱼是食，须大黄以解鱼毒。其东偏锡仁利诸部本鞑靼旧壤，风俗多同蒙古，不食五谷，惟嗜牛羊酥乳，脏腑火盛，亦必须大黄以荡涤之。至俄罗斯南境毗连安集延回疆等处，食大黄者虽少，而多用以染色。故俄罗斯特派头人专司收买大黄散给属下，官卖济众。” 可见，这里在强调大黄药用的同时，亦提及大黄的染色功能：“至俄罗斯南境毗连安集延回疆等处，食大黄者虽少，而多用以染色。”大黄具有染色功能及这种功能在大黄诸种角色的地位，亦体现出来了。松筠有关记述，实体现在其《绥服纪略》一书。《朔方备乘》 有关记载所据应即是书。因此，清代前期的大黄制夷，虽然是基于大黄药用的考虑，但也兼及了大黄作为染料的功能。

（三）作为烟草的大黄

早在乾隆末年，随军进藏的江南人士周蔼联就注意到藏人吸食大黄叶的现象：“番人以大黄叶晒干以代烟，吸之以代大黄，亦所食皆牛羊乳酪，吸此可食火耳。”

清末以来一直以来在藏地活动的英国人贝尔，对藏地吸食大黄烟的习俗进行了详细介绍：“烟草大半由印度输入，少数由中国本部输入。由尼泊尔西克姆及布坦（不丹）输入者，为数最少。有些人，特别是在环绕拉沙（拉萨）各区者，不吸烟，但吸大黄以代之。他们想吸烟有罪，大黄则否，以期安慰他们自己的良心，但是大部分人以烟合大黄吸。”“上等阶级不常由店中购买混合的烟，因其中含有泥土。他们所买的一种大黄，名为 Cho-lo。他们先把大黄洗净，再加入大麦啤酒，即可以吸。这种Cho-lo,由拉沙南部输入，遍布西藏之大半。妇人们不吸烟。” “他们常以吸鼻烟的方式吸烟”。

1924年，英国驻打箭炉领事孔贝也记载了藏地吸食大黄的情况: “烟草（ tama）通常的用途是吸烟或做灯花。是从中国内地、尼泊尔、不丹和锡金进口来的。大黄的叶子就是拉萨很有名的‘却罗’（ cho-lo，汉语：酸姜），通常也拿来吸烟。西藏女人不吸烟，如果她吸了，就会被人讥笑，被人称做汉人；但西藏女人吸大黄。约有百分之七十的男人和女人吸食大黄；不过，这个数字不包括牧民和喇嘛，他们从来不吸。” 孔贝有关大黄的知识来自于藏人智慧保罗即为著名藏学家谢国安。

有关材料表明，乾隆年间以来吸食大黄烟的习俗至少从乾隆末期就已产生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并随时代发展有所变化。除了传统的以大黄代烟外，大部分人以烟合大黄吸，而且上等阶级还加入大麦啤酒。而到民国时期，则有妇女吸食大黄烟的记载。大黄叶具有的辛辣味；确与烟叶类似。187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了用大黄叶制假烟的现象。此种现象的出现，是否受藏人吸食大黄烟习俗的启发，尚不得而知。

（四）作为植物的大黄

明清时期，东西方社会对大黄的认识，不断从植物学视角进一步关注。将关注重心从研究植物的效用转到植物本身上来，是植物学从医学独立出来的重要标志。明清时期，医学与植物学之间已出现了分离的趋向，但两者界限还较为模糊，因为这一时期是传统植物学向近代植物学过渡时期。无论传统植物学，还是近代植物学，其对大黄的关注，都侧重在植物形态学方面。传统植物学通过对植物形态的描述，对植物进行了一定的区分，但还缺乏科学的分类；近代植物学则建立了比较科学的分析鉴定植物种属的体系，但明清时期近代植物学还在发展之中。

随着植物学的发展，由“大黄”出发，产生了大黄属这一较为庞大的大黄家族。

大黄属，全世界大约有60种。根据《中国植物志》等文献资料、结合明清时期中外关系史的变迁，可以将清代西方世界发现大黄的进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其中以1842年、1870年为重要界标，将这一进程划分为三个时期。

1842年前，尽管大黄对中外关系影响最大的时期。此时，西方对大黄了解并不多。这一时期辨认出来的大黄有：掌叶大黄（Rheum palmatum）、波叶大黄（Rheum undulatum）、密序大黄（Rheum compactum）、圆叶大黄（Rheum tataricum）分别由瑞典著名植物学家林奈于1759 、1762 、1762 、1781 年定名。矮大黄（Rheum nanum ，Siev. ex Pall. ）则在1796年定名。藏边大黄（Rheum australe），由大卫·唐（ David Don)于1825年确定学名。喜马拉雅大黄（Rheum webbianum）、穗序大黄（Rheum spiciforme）、卵果大黄（Rheum moorcroftianum），均由英国植物学家来拉（John Forbes Royle) 于1839年命名。枝穗大黄（Rheum rhizostachyum），由俄国科学家什连克（Schrenk）于1842年定名。

综上，1842年及此前，西方社会对产于当今中国境内的大黄，只鉴定出10种。1759-1781年瑞典植物学家、近代植物学的奠基人林奈鉴别出4种大黄。此后15年，德籍俄国科学院院士帕拉斯于1796年鉴定出矮大黄；再后，直到1825年才新鉴定出一种新的大黄来；又过了14年，才于1839年同时鉴定出3种大黄来。输往西方被视为“真大黄”的中医正品大黄，此时仅有掌叶大黄一种鉴定出来；在鉴定出来的大黄中，还常有异名，反映了西方在鉴定大黄过程中不时出现反复、混乱。 1825-1839年鉴定出来的4种大黄，均与英国人对喜马拉雅一带的中国西南边疆的侵略扩张有关；1796年、1842年鉴定出来的枝穗大黄则与俄人在我国西北边疆的扩张有关。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对大黄认识不清，了解甚少；然而，这正是大黄制夷观念发展强化及盛行之时，正是大黄在明清中外关系史上发挥最大影响的时期。

1870年后，情况发生巨大变化。从1871年起，西方社会进入发现大黄新品种的高峰期。这与西方国家在华扩张的深入有关。俄国人在大黄新种的发现与鉴定方面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其他国家如法国等，亦有所贡献。到1870年代中期，由于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到中国西部的探险，中医正品大黄所对立的原植物，才完整鉴定出来。

随着“大黄”向“大黄属”的演化，大黄属下诸多大黄的药物意义一时并不大。由于同为“大黄”，也为此后医学界对各种大黄进行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顺及，植物学二名法，原本国际通用。但二名法采用的拉丁文（大黄属对应的拉丁文Rheum）。近年来，由于民族主义情绪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二名法受到了挑战。

（五）作为农产品的大黄

1870年代以来，来华西人注意到了商品经济对野生大黄采集的影响。如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就注意到天堂寺附近原本可以采集到大黄的地方难以采到了，只能去更远地方采集。对于兽用的大黄，已发现中国人在种植了。而有关方志则显示，在江南一带，则有专门种植大黄，有来自西北的客商前往收购。至于西方，大黄经过园艺创新，则成为了蔬菜与水果。作为农产品的大黄，不仅仅是药材。大黄由野生到种植，其药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总之，本文探讨了大黄内涵及形象的历史变迁，展示了大黄的多样性及流变性。当下物质文化史研究、全球史研究、医疗史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并且逐渐融合起来，形成了以特定物质为切入口的各种研究。然而，必须充分意识到对特定物质、特定商品本身进行深入探讨的必要。从特定物质角度探讨1500年前后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以来的历史进程时，要充分考虑物质本身的多样性及流变性，使相关研究建立在较为扎实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