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汉唐考古、西南考古、西藏考古、文物学与艺术史等。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多部。

摘要：青藏高原吐蕃时代考古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其中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六大考古发现”的青海省海西州泉沟一号墓和因都兰“3·15”盗掘古墓葬案而启动发掘的青海省都兰热水血渭2018年一号墓两处吐蕃时代墓葬最为引人注目。这两处墓地同时也入选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丝绸之路考古”重大发现。本文对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加以评述，揭示其对于我国边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两处墓地的主要发现表现在墓葬的地面墓园布局、墓葬结构与形制、壁画墓和漆棺的出土以及黄金制作的冠饰、镶嵌绿松石的鋬指杯等遗物的出土等关键性要素上，从中可以观察到吐蕃丧葬制度和习俗在青海地区的流行与变迁，也反映出多民族文化融合、丝绸之路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若干线索，为吐蕃时代考古与吐蕃古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关键词：吐蕃时代考古；高原丝绸之路；泉沟一号墓；都兰热水墓地；西藏考古

公元7世纪以后，兴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成为亚洲腹地一支具有强烈震憾力和冲击力的力量。原来分散于高原各处的吐蕃各部经过长期兼并战争，最终建立了统一的吐蕃王朝，并在随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将其势力拓展到整个青藏高原。处在兴盛时期的吐蕃曾长期扼控西域，势力一度扩张到中亚和南亚，在其东向发展过程中兵锋直指大唐王朝，在今青海地区与唐王朝长期争夺，并将吐谷浑归并入吐蕃版图。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吐蕃人也冲出高原，积极加入到以中原唐王朝为主体建构的新一轮国际交流与竞争互动格局当中，以其独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参与到“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为7-9世纪的中国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有力推动了青藏高原各族社会进步发展的步伐及其文明进程。这在客观上为我国西部各部族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之中，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是长期以来，在《新唐书》《旧唐书》等汉文史书记载中，这一段极其丰富、生动的历史篇章却多被汉族史家局限在唐蕃双方的政治、军事关系等方面的叙事当中，对于吐蕃时代的文化面貌及其与中原地区、欧亚草原、南亚次大陆等地的交往、交流、交通的情况却少有着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留给世人吐蕃社会封闭、局狭，甚至野蛮、落后的印象，不能不说带有汉族史家强烈的“文化偏见”和“地域偏见”。

近年来，青藏高原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以实物证据再现了吐蕃时代青藏高原多民族文化各具特色但又彼此交流、相互融合的面貌，尤其是对认识青藏高原在“丝绸之路”上所起到的作用和地位，都是极具启发意义的。本文拟结合近年来入选“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中国考古六大发现”“考古中国重要发现”的青海省海西州泉沟一号墓和青海省都兰热水血渭2018年一号墓两处青藏高原吐蕃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考古成果略加评述，初步对其意义和价值进行探讨，以求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一、青藏高原上的“黄金之丘”：都兰热水

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地位于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血渭草原。“热水沟—察汗乌苏河”将草原分为南、北两岸，两岸均有古墓葬发现。1982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首次调查发现了位于血渭草原北岸的墓地，并从当年7月开始对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编号为M1的墓葬（考古学界习称为“都兰一号大墓”，民间称其为“九层妖楼”）进行了历时多年的考古发掘。其间，这一地区的古墓葬不断遭遇被盗，抢救性的考古清理时有发生。

1999年7-9月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血渭草原的南岸又联合发掘清理了4座大、中型的吐蕃墓葬，虽然这几座墓葬都已被盗掘一空，但仍然从中出土了丝绸、金银器、木器的残件。2014年4-9月，为配合哇沿水库工程建设，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再次对都兰热水墓地进行了发掘，清理了25座墓葬和5座殉马坑，出土各种质地的文物残件900余件。在上述几次发掘工作中，影响最大、出土器物最为丰富、遗物最为精美的仍然是“都兰一号大墓”，尤其是其中残存的大量丝绸残片，让人耳目一新，重新认识到吐蕃时代丝绸的丰富多彩。

“都兰热水血渭2018年一号大墓”与1982年发掘的“都兰一号大墓”均位于血渭草原北岸墓群的中心区域，前者很可能是“都兰一号大墓”的陪葬陵之一（为了便于区别，以下简称为“2018一号大墓”），虽然发掘工作尚在进行过程中，但从考古发掘清理出的地面建筑来看，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发现。

2018一号大墓由于一次大规模的盗掘被发现，从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当这些文物被查获之后，文物考古部门采取了抢救性的发掘。从迄今为止发现的情况来看，这座大墓从墓葬形制与布局上都和吐蕃腹心地带的大型墓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地表有显著的大型封土，封土形状为方形，边框采用叠石砌筑，四周以泥坯围砌。这座大墓也是迄今为止在青藏高原发现的地表保存墓园遗迹最为丰富的一座吐蕃时代墓葬，墓园建筑由茔墙、回廊和祭祀建筑组成，茔墙石砌，平面方形，北墙设有保存较好的木质门构，可以由此进入到回廊。回廊环绕封土一周，可以供人出入。祭祀建筑位于墓园东北角，石砌，由照壁和一大一小两座房址组成，房址的木质门构还清晰可见。大房址内发现羊的肩胛骨和斜插入地面的方木，可能与祭祀所遗留下来的遗迹有关。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其赞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尝所乘马弓剑之类，皆悉埋之。乃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过去我们在对西藏山南吐蕃赞普王陵（习称为“藏王墓”）和朗县列山墓地、拉孜县查木钦墓地等吐蕃时代大型墓地开展考古调查时，曾在一些墓葬封土顶部的一角发现过房屋建筑遗构的痕迹，但因为破坏过甚已无法辨析其结构，虽然也曾推测其性质可能系墓葬的祭祀建筑遗迹，但终因未经考古发掘清理而证据不足。此次发掘以确凿的证据证明，吐蕃最高统治阶级赞普（藏王）的陵墓和高级别权贵墓葬都有一套完备的营葬和祭祀体系，这和文献记载相互吻合。

笔者从目前可以观察到的考古现象推测，很可能除了死者生前已经开始预筑陵墓——类似中原汉唐帝陵的“寿陵之制”之外，在下葬过程中也有一套严格的丧葬礼仪程序，甚至在死者下葬之后，也还有四时墓地祭祀之礼，所以在墓园中设置有回廊、祭祀的场所。

著名的意大利藏学家图齐（G.Cutti）在其名著《藏王墓考》一文中，曾根据藏族历史文献记载描写了藏王死后后世为其守陵的情形：“……在内相之中要选择一个人作为王冢的看守人，此人须得充当死者的角色，与世间隔绝开，住在坟墓附近，因而甚至与他的家人都没有任何交往。他有权处置任何敢于接近坟墓的生灵，不管是人或者动物。一个人一旦被他碰了一下，就变成了他的奴仆，或者说是变成了内相所扮演的已故国王的奴仆。在死者的纪念日里要举行一个仪式，在此期间大量的供品堆积起来，王室的成员们进入一间专为此刻建造的殿堂里，吹起号角，宣布第二天举行仪式，做此宣告是为了让死者在那个时刻转移到另一个河谷中。

当仪式结束时，奉献出来的衣物、马匹、动物及其他各种供品堆积在殿堂附近，参拜者头也不回地离开此地。这个时候，死者，或者说是那些扮演死者的人，前来取走供品。”以往对于这类记载的真实程度，考古学家们保持着高度冷静的审慎态度，因为毕竟缺乏足够的考古证据来加以证明。这次2018一号大墓考古发掘出土的墓园遗存，让我们似乎感受到这种历史场景的再现，对于吐蕃时代的墓祭习俗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这座大墓之所以会被提上正式进行考古发掘清理的日程，其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被盗掘甚烈。而正是后来被破获收缴回来的大量出土器物，透露出吐蕃时代墓葬随葬品的丰厚程度让世人感到震惊。这里，有必要对相关的出土器物情况做一个追述。

早在2013年，香港一家私人收藏机构——梦蝶轩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作，举办了题为《金曜风华·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的公开展览，展出了近300件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1700年间欧亚及中国境内的金银器，其中也包括一批来源不明的“疑似吐蕃金银器”在内。时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史讲座教授的苏芳淑女士担任展览策划和图录主编，由她邀请了国内相关学者撰写专题论文。

该展览公开出版了图录，共一套三册，其中第二册《金曜风华·赤猊青骢》共收录105件（组）金银器，笔者受邀为其撰写了相关条目说明和专题论文。笔者在论文中认为，此次梦蝶轩展出的这批金银器门类涉及面广，纹饰题材丰富多彩，显示出很高的品级和独特的风韵。其中有相当部分器物可能是专为吐蕃王国较高级别的王室贵族、大臣或将领的丧葬仪式所制作的金银器，其出土地点虽然没有正式的认定，但学界基本倾向于认为这应当是一批出土于吐蕃时代墓葬中的金银器。

2019年，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展览共展出了青海省的442件（组）精品文物。展览第四部分“吐蕃东进”集中展示了青海都兰吐蕃墓群出土的一批金银器。笔者在观察和比较这批青海都兰出土的吐蕃金银器之后，发现这批金银器无论是从种类、形制特点、制作工艺，还是从装饰风格、题材等各个方面，都和上述香港梦蝶轩收藏的金银器极其相似，甚至有些器形还完全相同。笔者由此推测，这两批金银器很可能都同出于青海都兰热水境内的吐蕃时代墓地，可以归并于一起进行研究。但究竟是出土于都兰热水墓地中的哪一座墓葬，当时还无法加以确认。

2019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四项“考古中国”与丝绸之路的重大成果，列入了青海都兰“2018一号大墓”。随后在各种媒体公布的信息当中，随文附有一些“热水墓葬被盗文物”的照片，其中包括三件金银器。经笔者比对发现，它们和“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展览中所展示的金银器完全相同。由此可以肯定，展览中展出的都兰热水吐蕃墓葬出土的金银器，就是出土于这座吐蕃时代大墓之中。如果这些推测无误，那么2018一号大墓就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吐蕃时代墓葬中出土金银器数量最大、种类最丰、造型最美的一座墓葬，堪称中国考古发现的“黄金之丘”。

目前，2018一号大墓的考古发掘正在进行之中，填土中已经发现金银器的残片，墓室是否还会残存有“劫后余生”的部分金银器和其他随葬品的残件，尚无法判定。但是，既便是从既有的出土金银器而言，该墓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墓中出土的金银器中有大量的拓捶成箔片状的装饰性器物，这些金银饰片上面多以捶拓、压印、錾刻等不同方法得到忍冬、莲花、团花、缠枝花草以及立鸟、翼兽、狮、狼等动物纹样，可从中窥见其制作工艺与纹饰风格等。

这些金银饰片可能是用来装饰衣服、马具、毡帐和箱匣等物体的表面。各种丰富的纹样当中，尤其以具有浓厚欧亚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风格的大角动物、带翼神兽最富特点，体现出吐蕃时代青藏高原与域外在金银器工艺方面的交流与互动。还有多件（套）用金银制作的口、鼻、嘴巴、胡须等面具组饰，应属公元8至9世纪吐蕃王朝兴盛时期的王家贵族所用之物。《册府元龟》等汉文史籍记载青藏高原古代丧葬习俗“……其酋豪死，抉出其脑，实以珠玉，割其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以人为殉”，这和此墓当中出土的这类黄金面具组饰颇有暗合之处。另外，比较近年来在西藏西部“象雄”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其他式样的黄金面具，我们认为这几组覆面与南亚、中亚等地的黄金面具之间也有一定联系，有东西方文化交互影响的痕迹。

总之，随着青海都兰血渭2018年一号大墓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相信，这座青藏高原上的“黄金之丘”一定还会带来更多的重要发现，不断刷新人们对吐蕃时代高级别大墓丧葬礼制的认识，为世人揭示出更为丰富的历史画卷，以考古实物资料弥补文献记载的空白之处。

二、王冠与丹青交相辉映：胡汉交融的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入选“2019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笔者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的“六大考古发现”考古报告会上为这个项目进行点评，印象十分深刻。

“泉沟”这个地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流从沟渠中流淌而过的画面。而事实上，笔者第一次到达泉沟这个发掘地点时，却发现实际的景象与其芳名大相径庭，满目的沙丘绵延成片，只有黄褐色的沙土随风漫卷，天地之间充满着干涸和燥热。没人能够想到，在沙丘地下深处竟然会掩埋着这样一座满目丹青的吐蕃时代壁画墓。

这座墓葬的发现史、发掘史也和一部盗墓史密不可分。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从时任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许新国先生处就了解到一些有关这座壁画墓的信息，此墓前后多次被盗，许新国先生曾亲临现场进行保护工作，并在后来的学术讲座中放映过几张墓室壁画的照片。2019年，这座墓葬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开始正式进行考古发掘清理，笔者有幸在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乔虹副所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中心仝涛先生的安排下参观了发掘现场。这座墓葬在以下几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其墓葬结构和都兰热水墓地吐蕃时代墓葬具有一些共性。这是一座砖木混建的方形墓室，带有长斜坡墓道，有前室、后室和两个侧室，后来还清理出专门用来放置金冠、金鋬指杯的一个小“暗格”。在建筑方式上，墓葬采用了大量柏木来搭建墓室，前室为砖室，后室和两个侧室的顶部、四壁都用大量的柏木砌建。

类似的考古现象在都兰热水吐蕃时代墓地也有发现，如热水河南岸一号墓，其形制也是多室墓，共分五个墓室，南北各两室，两两相对，另在西南角有一室，各室之间有甬道相接通，其平面呈“亚”字形。南岸二号墓平面为长方形，墓室内部分为两部分，西半部用柏木砌成梯形椁室一间，东半部依托墓室石墙成为一梯形室。南岸三号墓墓室平面略呈“凸”字形，墓道朝南，由东室、中室、西室和墓道四部分组成。南岸四号墓为单室墓，由主室和墓道组成。

这几座墓葬在构筑方式上的最大特点，均是采用砖石与柏木混筑。一号墓各室的顶棚均采用粗大的柏木构成，其中甬道、前室和后室顶部的柏木沿其面阔方向排列，由上、下两层柏木错位平铺；左右耳室顶棚的柏木沿进深方向排列，上皮压在前室顶棚的柏木之下；甬道和门道上也都采用粗大的柏木或木枋作为立柱、过梁、门柱、门槛等，甬道内的柏木上还见遗有牛鼻形穿者。这些现象表明，青藏高原在公元8世纪前后（泉沟一号墓据称碳十四测年为公元8世纪左右）可能有较多森林资源可供利用，当然也不排除有着较高等级的王公贵族从周边地区征集、调用大量木材用于营建墓葬的可能性，但距离应当不会过分遥远。这些考古现象对于重新复原泉沟墓地的古环境、泉沟墓地与外界的交通与交流等问题不无帮助。

其次，泉沟一号墓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壁画墓，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壁画主要分布在前室、后室，前室绘制在砖墙泥皮的表面，后室绘制在涂抹了一层白灰的柏木板上。壁画的布局似有一定之规，前室有牵马武士、迎宾等场面，后室有象征居室的木建筑，也有带通风口的毡帐，它和过去在青海郭里木棺板画上绘制的毡帐在形态上十分相似。后室壁画中还有放牧、耕作的场面。

壁画中出现的各类人物和事物是我们解读和判断壁画内容、年代、族属的重要依据。其中就人物形象而论，前室壁画中出现的牵马武士头上缠巾、身穿长袍、腰上系带、脚上穿靴、脸部均有用褐色涂出“赭面”的色块，领头者身上悬挂着象征武士身份的虎皮（亦说为豹皮），带有很浓厚的吐蕃文化色彩。后室中绘制的人物成分显然比较复杂，当中既有着吐蕃衣饰者，也有头戴“垂裙皂帽”的人物形象，这种“垂裙皂帽”，曾是北魏鲜卑族的装束特点。

1973年，宁夏固原雷祖庙发现的一座北魏墓葬出土有描金绘彩漆棺，发掘者从经过拼接的残漆皮上复原了其大部分画面。孙机先生研究认为，漆棺上的人物皆着鲜卑服饰，“故而在整个漆棺上笼罩着浓厚的鲜卑色彩”。泉沟一号墓位于历史上曾是吐蕃占领之下的吐谷浑故地，同时出现吐蕃文化和鲜卑文化交织的因素，是符合当时历史背景的。此外，后室壁画中绘制有汉式的木建筑物，也有似着汉装的人物，因残损过甚而无法知其全貌，表明汉文化的影响也很明显。

第三，墓葬中出土有十分精美的彩绘漆棺残件。由于当地气候高度干燥，墓内的漆棺残件上的纹饰、图案保存得漆色如新，十分鲜艳。漆棺的绘制总体上感觉比壁画精细得多，无论是工匠的用笔还是施色都很考究，图案有既有装饰性的花卉，也有骑马穿袍的人物，在黑底上施彩的基本色调形成强烈的色彩反差，用细腻的笔触勾勒轮廓线条，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壁画和漆棺绘画风格的差异，或许与两者的绘制者不同、绘制的场域和环境不同等因素有关。从绘画技法和技巧而论，漆棺的绘制似乎更显功力。

泉沟一号墓中壁画和漆棺的出土，使得高原古代美术一个新的门类浮出水面，是继青海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的发现之后，吐蕃时代美术考古的又一次重大的发现，也为吐蕃“形象史学”研究增添了大批新的资料。目前此墓的田野考古工作发掘已经结束，转入到室内整理，我们期待着还有更多的细节陆续公诸于世。就笔者现有的基本观感而言，这座壁画墓所体现出的最大的艺术特点，是多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来自中原汉地的唐朝文化，与来自青藏高原的吐蕃文化和来自北方的吐谷浑文化在此融为一炉，凝练升华为一种富有地域性特色的墓葬美术形式。

第四，墓葬暗格中出土的黄金冠饰和鋬指杯是重要的发现。此墓在后室西侧墓底设有一个封闭的暗格，暗格是在营建墓室过程中专门设计用来放置和密藏墓主“镇墓之宝”之所，其性质和中原商周时代至汉唐时代墓葬中在墓底所设的腰坑有异曲同工之妙。暗格中特别安置了两件金银器，一件是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一件是镶嵌有绿松石的四曲鋬指金杯。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由考古学者经过科学清理发掘出土的两件吐蕃时代的金银器，出土现场保存完好，金银器的原生位置明确，这为进一步展开科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条件。

以往发现的吐蕃系统金银器中，也曾经有过一些与金银冠饰比较相似的残片。著名的前苏联中亚考古学家马尔夏克先生逝世前，曾经研究过这些残片的可能性复原。在他生前正在撰著的一部未刊手稿——《中亚的吐蕃帝国:公元7-9世纪》（TheTibetaninCentralAaia:7th9thcenturies）当中，曾推测这些金银器的残片可能和吐蕃王朝的王冠有关。笔者曾根据马尔夏克先生生前的研究，在对这批现已流传国外的“冠形”金银器残片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初步推测它们可能和在今蒙古国首府乌兰巴托以西45公里的鄂尔浑河畔突厥第二汗国毗伽可汗陵园内发掘出土的一件突阙王冠有相似之处，其形制很可能是一种用带状的金银饰片围绕成的冠饰，具有同一时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政权中流行的王冠式样的风格特色。

此次在泉沟一号墓中出土的金冠，形制要复杂得多，目前仅根据新闻稿上发表的图片还不能对其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仅从最为粗略的观察比较可知，这是一顶由多面金箔拼嵌组合而成的围合式冠饰，冠前还垂饰有珍珠冕旒，和前述突阙毗伽可汗以带状金银饰片围合而成的王冠式样明显有别，而与图像资料中显示的中原地区汉唐时代中原帝王的王冠式样似乎更为接近。此外，谁是王冠的主人？这个问题涉及到对墓葬族属、墓主人身份的推定，通过对泉沟墓地营建历史以及相关历史背景的深入研究，谜底将会被揭开，而“破秘”的密码，或许就隐含在这顶王冠之中。随着室内整理、研究工作的进展，这顶可以称之为“青藏高原第一王冠”的金冠饰，也将带给我们更多的历史信息和更多新的惊喜。

另一件特地放置供奉在王冠前面的镶嵌有绿松石的四曲鋬指金杯，是迄今为止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完整的吐蕃时代同类器物。虽然以往这类镶嵌绿松石或者各类宝石的金银器在国内外流传甚众，频繁现身于各大博物馆的展出当中，但都苦于缺乏明确的考古背景而仅仅只能作为传世文物进行艺术鉴赏，难以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考古类型学标本。泉沟一号墓出土的这件造型优美、富丽堂皇、具有浓郁中亚金银器风格特色的鋬指金杯，是墓主人生前最为喜爱的随身使用器物，在墓主人死后，随同象征其身份地位的王冠一道随葬入墓，其地位之重要，显然远超墓内其他随葬品。今后对其造型风格、制作工艺、装饰技巧、使用功能和在丧葬过程中的用途进行深入研究，会对既往流传于世的吐蕃时代这一系统金银器的认识，产生深远的影响。

结语

1928年，傅斯年先生在其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这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中，曾经提出过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口号：“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中国后来的考古学者，大都熟悉这句话，从陆地到海洋，将考古工作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极大地拓展了人类认识过去的途径和时空范围。实际上，在傅斯年先生当年所讲这句话的背后，还隐含着两个重要的知识背景：

其一，是他痛感当时随列强入侵进入中国的西方学者，以其文化上的强势姿态对“华夏四裔”——诸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展开的研究已占尽先机，而中国学者却还浑然不觉，仍然沉浸于古书之中而自满自得；

其二，是基于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史料”不足的忧患，他希望以其深受影响的德国比较语言学与历史语言学的传统为引导，标举“历史语言”的进路，提出“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学术主张，并且对考古学这一西方传入的现代学术以及所谓“新史学”寄予了莫大期待：“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做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西洋人做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但是在他所处的时代，任何口号的提出实际上都只能是一代民国学人的学术梦想，很难实现。

今天，中国的边疆考古已经走进了新的时代。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从艰难曲折走向了充满光明前景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的考古学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国人振奋、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绩。每年举行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六大考古发现”等评选活动，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考古学自身的发展进步，以及社会各界对于考古学这门“西方舶来”的学科关注度越来越高。

考古学不仅已经走进历史，而且已经走进人们的生活。但是，相对而言，中国边疆考古的状况从总体上看仍然处于较为滞后的境地。由于边疆地区地理位置偏远、人烟稀少、文物保护条件较差等各种原因，遗址的自然破坏和古墓的人为盗掘时有发生，给边疆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了许多困难，也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令人振奋的是，近年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边疆考古成果进入到每个年度的考古新发现之中，成为中国边疆考古日益发展进步的缩影和象征。

本文所评述的青海都兰血渭2018一号大墓和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大墓这两项近年来青藏高原吐蕃时代重大的考古收获，对于研究公元7-8世纪中国通过青藏高原地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亦即近年来笔者多次倡导的“高原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中原文化对边疆各族产生的强烈向心吸引力、边疆各个族群文化（如吐蕃文化、鲜卑文化、吐谷浑文化等）之间的互动与融合——都提供了新鲜的资料，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相对于近年来因盗掘而流失于海内外的不少吐蕃时代文物而言，这两个重大考古项目能够获得如此丰富的科学考古资料，是非常幸运和难得的。这如同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预示着边疆考古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的到来。

回顾近百年前傅斯年先生所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鲜明口号及其历史语境，从事中国边疆考古的学者能够更为深切地感受到时代的发展进步，以及由此带给我们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豪感。我们应当前不负古人、后不负来者，与时俱进，在新的形势下不懈努力，不断做出新的历史贡献。

【注】文章原载于《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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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魏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