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在藏民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香烟缥缈的寺庙是藏区的一大景色，寺庙由于其特殊的精神涵义和文化表征，在藏式建筑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据统计，在1950年代前，全藏区遍布2700多座寺庙，住寺和游方僧尼达30多万，占藏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几乎每村都有寺庙。所以“藏式建筑”专栏的讨论就从藏式寺庙开始。

藏族历史上吐蕃王朝和萨迦时期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发展阶段，两个繁荣时期都是以政治开明和文化开放为先导的，促进和推动了藏式建筑的发展。大小昭寺、布达拉宫、桑耶寺、萨迦寺、夏鲁寺等一批的寺庙、寺宫建筑就是这两个时期留下的杰出建筑文化遗产。

藏式寺庙的建设是藏族社会活态精神文化的载体和表现，每个时期都有修建，就是在今天，藏区仍然不断有新的寺庙建成，新寺庙的设计既要符合藏传佛教的仪轨理念、传承藏族文化的传统，又需要在现代文明背景下，拓展新的形式功能和应对新的建造技术。

拉萨布达拉宫，拍摄于1991年

藏式寺庙的空间组织和平面构成虽然看上去比较复杂，但整体是有迹可循的。本土人文地理和外来文化影响是确定藏族寺庙平面布局和空间构成的两个重要因素。本土以山地为主体特征的地理环境和随之产生的藏族崇山敬水的文化心理，塑造了藏族寺庙随机自然、依势而为的自由发展布局方式。这种布局方式，依据自然地理环境的山地形式逻辑，支配和形成建筑的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也是藏区寺庙建筑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的主要方式。布达拉宫就是这类寺宫建筑的典型代表。同时，在一些开阔平坦的场地上，以及一些受汉族文影响的寺庙，藏传佛教坛城意象和汉族崇中对称的格局，影响了一些藏族寺庙建筑的建设理念。坛城布局和人文伦理布局，成为藏族寺庙建筑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的重要补充形式。吐蕃时期的桑耶寺和萨迦时期的萨迦寺，分别是坛城意向和中原文化影响的重要寺庙建筑代表。

拉萨大昭寺正门，拍摄于1991年

位于日喀则仲曲河岸两侧的萨迦南寺和萨迦北寺，拍摄于1991年

日喀则甲措雄乡的夏鲁寺

在藏区，大的寺庙房屋数量很多，一个寺就像一个大村庄。围绕着寺庙的内外，还常常有转经道的设置。如大昭寺就有内、中、外三条环形朝拜道路，著名的八廓街，其藏语的意思就是中路朝拜道，在此道上立有四根巨型经旗杆，上面终年挂满了经旗，最初就是藏民转经的道路，后来才逐步演变为商业街。

在这些朝拜道上，常年行走着手执经筒的人流，按照佛教的规定，参拜者都只作顺时针沿道路行走。离开拉萨来到青海西宁的湟中县，这里著名的塔尔寺的外围也有着这样一条转经道。在转经道上反其道而行走的只有外地来的观光客，这种严格的规定影响了建筑的布局和出入口，甚至影响到了聚落、城市的发展和建设。而这一影响建筑空间组织和交通组织的文化内涵，正源于藏族早期苯教信仰中，天、人、龙三界和谐共生观，以及佛教思想中轮回永续、无量法门的文化理念。

昌都的强巴林寺、拉萨著名的黄教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寺，以及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这些藏区的大寺庙是不完全封闭的。

大昭寺门口的参拜者

拉萨古城转经道

七世纪初，吐蕃王朝第三十二世赞普松赞干布，以开放的文化胸襟，创制文字、引入佛教，先后迎娶唐朝文成公主、尼婆罗的尺尊公主为后，在拉萨分别面向东西修建了汉藏妇孺皆知的大小昭寺。成为藏式建筑发展历史的里程碑，并开启了藏族寺庙建筑的发展的历程。

史书记载汉藏之间的交流密切，曾有过经藏区伸向南亚的“唐——蕃——天竺（今印度）”的文化之路。文成公主入藏时，除带来了先进的盛唐文化技术外，还招来了一批唐朝营建工匠。入藏后，她运用汉地堪舆理论，选定大昭寺基址，并以其为中心，在全藏营建了12座镇节寺。在文成公主入藏不到一个世纪后，唐朝另一位金城公主又携带各种工艺典籍、乐工杂技人等入藏联姻，并于拉萨营建宫室。两位唐代公主的入藏，促进了中原文化更广泛地输进吐蕃。

拉萨哲蚌寺

昌都强巴林寺总平面图

昌都强巴林寺

拉萨色拉寺

历史上青藏与南亚、中亚也有着悠久文化往来的历史。意大利的西藏考古学家杜齐教授在《西藏考古》一文中列举大量实物后指出：“西藏文物显示了与中亚大平原艺术的密切联系，尤其是西部，在早期与伊朗文化有着联系……”。松赞干布在迎娶文成公主前，就娶了尼婆罗的尺尊公主为后，因此也有大昭寺的建设是在尺尊公主主持下进行的一说。大昭寺内觉康主殿的平面极似印度石窟——毗珂罗窟僧院，它在藏式的三层碉楼上，立着四座汉式的歇山金顶建筑，其细部斗拱等，亦是汉地式样，但内部一、二层梁头上的人首狮身雕饰，则是来自印度的装饰题材。

大昭寺觉康主殿

多元文化交融的寺庙山南地区的桑耶寺是藏区历史上第一座寺庙，建筑规模极其宏大，殿塔林立，以金碧辉煌的三层“乌孜”大殿为主体。相关文献记载：“乌孜”大殿的结构吸取了多种建筑风格，因为当时参加修建桑耶寺的不仅有吐蕃和印度工匠，还有内地工匠。更详细的记载说该寺的地点由内地卜算者选定，大殿底层为藏式，中层采用汉式，上层五个屋顶相峙则是采用了印度建筑形式，因此，也有人根据其音称为“三样寺”，这种别致的造型在我国建筑史上尚属罕见。

日喀则扎什伦布寺

山南地区扎囊县桑耶寺

入元后内地普遍建造的藏传佛塔（俗称喇嘛塔）在藏区寺庙中非常普遍，江孜白居寺十万佛塔是这些塔中较有代表性的一座，塔高32米余，有九层，内有七十七座佛殿、经堂，藏族称为“班功确顶”，开创了寺塔合一的建筑格局。

江孜白居寺塔

从沿通天河流域考察中发现的格宗佛塔、藏娘佛塔和渡口白塔等案例来看，喇嘛塔的出现可能比专家定义的时间还要早许多。这三座塔的进一步研究可能呈现藏塔发展的整体历史脉络。

通天河流域的藏娘佛塔

通天河流域的格宗佛塔

通天河流域的渡口白塔

自元代以后，西藏和内地逐步建立了稳固的关系，在建筑上相互的交融也就多了起来，后藏的夏鲁寺就是其中一例：上层完全为汉地大屋顶建筑样式，脊饰、大角梁做法仍保留着汉地的古风。在营建过程中，曾从内地请来许多汉族工匠和当地的工匠合作，据说还从内地运载了一些琉璃瓦、瓷雕和方砖进藏，主殿和偏殿殿顶的琉璃瓦是在汉族师傅的指导下利用本地原料烧制而成的。建于明朝初年的青海乐都瞿坛寺，则是一座以汉地方式建造的藏传佛教寺庙，它以中轴线对称来组织院落，层层递进，建筑单体也是砖木结构的大屋顶建筑。但细细品味，却也能感觉出和内地“伽蓝七堂”佛寺的不同之处：它有一圈内外都开敞的围廊，而在瞿坛寺殿的两侧，则赫然立着四座白塔。

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随着格鲁派兴起时，藏族建筑发展走向巅峰。寺庙中的建筑类型渐趋固定，主要由措钦大殿、扎仓、康村、喇嘛住宅、嘛呢噶拉廊（即转经廊）等组成。寺庙中的主要大殿（早期称拉康，后称措钦大殿）是建筑群的核心，建筑室内早期在后部的佛殿处仍有一圈转经廊，到了后期就逐步取消了。大殿的门廊及前面的小广场形成的空间内，通常是虔诚的朝拜者们长叩的场所，封闭、幽暗的经堂内，常用局部升高的高侧窗照亮佛像安详的面部，引导人们在长明酥油灯前进行礼拜。

青海海东瞿昙寺

瞿坛寺总平面图

藏式寺庙的殿堂体量大，建筑等级高，如有藏式建筑特色的檐部褐红色边玛草装饰，就规定只能用在宫殿和寺庙上。檐部的各种鎏金祥鹿法轮、胜利幢及棉毛织物的幡幢、幔帐，内部各种壁画、唐卡等装饰物也特别多样。1991年4-5月间，受中国文物研究所（现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拉萨民宗局的邀请，东南大学建筑系（现为建筑学院）开设的古建筑干部培训班部分师生赴拉萨对国保单位大昭寺进行全面的测绘和维修工程设计，获取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并对这座寺庙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记录。

大昭寺节点测绘图

大昭寺二层平面测绘图

大昭寺释迦摩尼佛堂大堂测绘图

2010年4月14日玉树大地震后，由青海明轮藏建马扎·索南周扎主持设计的玉树州禅古寺大经堂，以全新的形象，重新屹立在玉树州旁的山巅，主创建筑师是这样来抒发他的思考的：

不若轮回，怎得涅槃。

我站在彼若匝那神山之巅，

等待着晨曦的慧光铺满巴塘草原。

这里曾弥漫我儿时的嬉笑，少年的牧歌。

今天，我在此面对着晨曦的第一缕慧光，

虔诚的顶礼膜拜。

愿这一切方灵犀净土，

愿历代成就的先贤大德，

赐予我创作的智慧和抵御磨难的意志。

我将以最勤恳的步调跋涉；

用最谦卑的心态去感悟；

用最慎密的思维去思考；

用执着和坚守等待。

如同寂静的湖面等待一轮明月的现化！

青海玉树州禅古寺大经堂二层平面图

青海玉树州禅古寺大经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