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封建王朝对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实行的统治制度，由中央政府册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充当地方政权机构长官。青海土司共计十八家，其中著名的有西李、东李、西祁、东祁、汪、阿、辛、纳、陈、朱、吉、甘等。职分世袭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世袭千户、百户等。皆自明洪武时，授以世职，至清时，仍赐原职世袭。民国成立，废除封建制度，实施改土归流，将全国土司的荫袭世职明令废止，青海各土司的世职制度，亦渐渐废除了。

青海土族人自称是蒙古儿、蒙古勒、察罕蒙古尔，蒙古人称土族为察罕蒙古尔，达勒达，藏族称土族为霍尔，察罕意为白，察罕蒙古尔即白蒙古，察罕蒙古尔是历史上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的那部分蒙古人。土族称蒙古族为哈拉蒙古尔，意为黑蒙古，土族和蒙古族有着深厚的渊源，在互助土族中广泛流传祖先来自蒙古人，以及成吉思汗的大将格日利特（格热特）率部留驻今互助县一带。互助白崖庄土人称：“蒙古尔人原来是鞑子，是成吉思汗西征时来的，大汗的部下在青海互助、民和及甘肃的东乡各留下了一队人马，他们的首领就是格勒特，这些兵马原来准备进藏的，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没有进藏而定居了下来”。

经专家考证格勒特就是西平王奥都赤，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第七子。互助红崖子沟的土人自称“是从克尔伦来的，是克尔伦人”，同仁有个土族老人说，“我们是从东方“尖卜落” 来这里守边的，或者说是从东方“卡陇” 来这里守边的”。

克尔伦、卡陇即克鲁伦河，克鲁伦是蒙古的发祥地，成吉思汗统一草原之时，驻牧于克鲁伦一带的是蒙古克烈部和乞颜部，由于蒙古人连年征战，克鲁伦人就随军来到这里，并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所以青海土人不是克烈人就是乞颜人，民和三川有位土族老人说：“我们是从巴尔忽真地方来的”。巴尔忽真在色楞格河彼岸，色楞格河发源于蒙古共和国西部杭爱山北麓，向东北流经乌兰乌德注入贝加尔湖，巴尔忽真就在离贝加尔湖不远的地方，色楞格河的东南有斡难河、克鲁伦河，巴尔忽真和克鲁伦地域相连，互助的土族人唱家曲《唐德格玛》时，首先要唱一句“我们是蒙古可汗的子孙，唱一首蒙古的歌”。

土人是元末驻守河湟的蒙古军，他们中除蒙古人外，还有蒙古化的沙陀突厥人，中亚萨尔塔人，回鹘人和色目人。从他们的宗教信仰看，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撒尔塔人，色目人和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还有信仰佛教的蒙古人。

明初，蒙古帝国崩溃后，河湟地区的残元蒙古部众，在他们首领的率领下归附明王朝，朝廷安置他们在河湟地区的广大区域里，这里交通不便，彼此之间没有往来的条件，这些人与草地蒙古人完全脱离了关系，失去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走上了一条与其他蒙古人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们又处在不同文化的氛围之中，受到相邻民族文化的影响，经过近600年的发展，在黄河、湟水、隆务河、浩门河沿岸，形成了几个独立的新型的蒙古语族的民族，即土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他们仍使用着从蒙古语中分离出来，并走过特殊发展道路，形成独立的蒙古语族语言，因为他们是世守西土的蒙古人，而后来的汉人称他们为土达子、土达、土人、土民等，直至新中国建立后才确定为一个独立的民族。

明初，朝廷对那些率部归附的蒙古人采取按抚政策，“待之以礼，授之以官”，分别封为西宁卫的指挥使司、指挥佥事、千户、百户等世袭官爵，实行以本族上层人物统治本族人民的土司制度。土司是土著少数民族中的上层贵族，也是少数民族中的首领，封建王朝授予这些少数民族首领一定的官职，借用他们来统治少数民族，为封建朝廷服务，授予官职的少数民族首领就叫土司。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有18家土司，除陈土司为汉族外，其他土司大都是蒙古族或已蒙古化的其他民族。青海西祁土司始祖贡哥星吉，是元朝勋臣之后裔，是成吉思汗的第六世孙，其世系表为:成吉思汗 (太祖皇帝)第四子拖雷(睿宗皇帝)，拖雷第四子忽必烈(世祖皇帝)，忽必烈第七子奥都赤，至元六年（1269年）十月封为西平王，奥都赤有二子:长子为八的麻的加（袭西平王），次子为铁木儿不花(镇西武靖王)。八的麻的加之子名贡哥，贡哥星吉是全名，贡哥是简称，元末兼甘肃行省理问宫，掌此地之司法大权，为正四品，赐封金紫万户侯。至元十六年（1279年）秋七月，“以朵哥麻思地之算木多城为镇西府”，说明西平王奥鲁赤驻兵在镇西府，镇西府在算木多城，算木朵在朵哥麻思地。

经藏族学者任钦扎西对朵哥麻思地算木多城进行多方考证，今互助县松多境内与历史记载比较相符，曾在松多境内还找到了西平王府的城址。现今互助威远镇周边有很多村子的土族大多姓祁，这些人都是西祁土司贡哥星吉的后裔。现居住在平安区三合镇三合村的众多祁姓人家就是西祁土司贡哥星吉的后裔，他们一直自称是蒙古人，民族仍然是蒙古族。

青海土族和蒙古人有着深厚的渊源，土族是元朝成吉思汗西征时驻扎留守在河湟地区的蒙古军队，由于历史的原因，几百年前他们与本民族完全脱离了关系，并在特殊的环境中，受到汉藏等相邻民族文化的不断影响，而逐步独立发展形成的一个特有民族。

历史记载，明朝时期青海东部河湟地区推行“土汉参治”制度，就是由外派流官与当地土官共同治理地方，并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的统治。随后土官因立功受封、土地增多、权力加大、子孙世袭，便拥有了固定的辖地、土兵和土民等，逐渐具备了“封土司民”的条件。

至清代初年，这些有官爵、辖地、土民和土兵的土官纷纷归顺清王朝，从世祖顺治四年到十一年（1647~1654年），清政府相继发给各土官号纸印敕，正式称其为“土司”，并分别授予指挥使、指挥佥事、指挥同知等职衔。

青海土司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中央王朝封授的封建领主，为清王朝在该地区的统治工具，同时又是当地的地方官吏。清廷根据其原管辖部署及对牧地、耕地的占有情况“封土司民”。令“各土司仍其旧”，“各领所部耕牧”并“皆于世袭”。各土司虽有品级但不领俸禄。在清政府“以流制土”的原则下，青海土司与朝廷派来的流官共同管理地方事务。其职责为各统其部族以听征调、守土、朝贡、保塞之令。土司均设土司衙门，管理所辖范围兵、刑、钱、谷等各项事务，还拥有土兵。有人这样总结说，部落酋长制与封建官僚相结合是青海土司制度的基本特点，一个土司系统俨然一个小小的土邦国。

在海东的东部农业区，一共册封了18个土司，有喇土司、祁土司、李土司等，其中李土司影响较大。

除了李土司之外，乐都还有三位土司。乐都胜番沟东祁土司，蒙古族， 世居乐都胜番沟。有民舍千余户，男女三千余人。兵制有土千总二员，把总四员，马步兵一百名。乐都老鸦堡阿土司，蒙古族，阿土司世居乐都老鸦堡。有民舍三百余户，男女九百多人。兵制有土千总、把总各一员，马步兵二十五名。

乐都赵家庄赵土司，甘肃岷州人，藏族，明洪武三年(1370) 归附授百户职。赵土司世居乐都赵家庄。有民舍三百余户，男女千余人。兵制有土千总、把总各一员，马步兵二十五名。

西宁市三其村李永蔚家中就有一件金书铁券，是明英宗皇帝赐给李永蔚先祖高阳伯李文的。李文是明代著名大将，青海李土司(西李土司)始祖，骁勇善战，为明王朝东征西战，战功卓著。特别是参与了英宗“夺门之变”，英宗颁赐铁券酬功。券文中有“乃与尔誓，除谋逆不宥外，其余若犯死罪，免尔本身一次，以酬尔勋”之语，民间称此物为“免死牌”。

有专家说过，自明一代，颁发铁券不多，现收藏在南京博物馆等处的几件铁券，字槽填以朱砂，称朱书铁券，文物价值次一等，而金书铁券就此一件，十分珍贵。这件文物是研究明代皇权吏制，土司制度，明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物证。它的问世，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民国初年，由于青海地方官员的请求，并鉴于土民百姓要求废除土司制度的强烈情绪，青海省政府遂呈请国民政府“明令取消青海土司各职”。1931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明令撤销土司案》。这样，延续了几百年的青海土司制度被正式废除，但它的影响仍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东祁土司，明朝土司，以别于西祁土司而言。西祁土司，明土族土司。因居青海西宁县祁家川，与东祁土司所居青海乐都一西一东相对而得名。

东祁土司是明清时期河湟地区影响力较大的土司，族属蒙古族，《清史稿.土司六》：“碾伯县：朵尔只失结，蒙古人。元甘肃行省右丞。明洪武四年，投诚。六年，授西宁卫指挥佥事。子端竹袭。旋调守西宁卫。建文元年，从南军征北平，阵亡。子祁震袭，始以祁为氏。”

朵尔只失结本为驻扎在甘肃张掖一带的蒙古族部落头领，直到明朝末年，朵尔只失结才率部移居河湟谷地。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朵尔只失结归顺朝廷，并为明朝开国立了大功，因此被明王朝授予宣威大将军，世袭西宁卫指挥佥事，并受封成为了湟水流域的一个大土司。

朵尔只失结的儿子随军打仗时战死沙场，明太祖因此召见多尔只什结以示抚慰。明太祖问多尔只什结青海最著名的是什么山，多尔只什结回答是祁连山，于是皇帝便赐朵尔只失结姓祁，这也是乐都祁氏的由来。

东祁土司自洪武六年（1373年）受封，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废除，共558年，传23人，正式袭职19人（关于东祁土司谱系，史志、谱牒记载不一，学界持不同观点）。辖有上川口朱家堡、王家堡草滩黄河南北二庄、甘沟祁家庄、巴旦庄、牛角山城、河北齐家堡、达子湾庄和胜番沟上下祁家庄，共有1000余户。